各国政党

拜(只不过跟当代红皮自由派对一人一票膜拜不同罢了)。

　　其次，苏联在1936年(托洛茨基所称该宪法颁布时)宣布实现了无阶级，当然是斯大林的一个错误了。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了阶级、社会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就意味着人人将为自己选举，这就非常荒谬。难道在托洛茨基眼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没有选举?还是那时人民将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法进行选举呢?

　　最后，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存在阶级，可不是出于要消灭这些阶级的动机。相反，他是要竭力保持过渡状态，维持新旧剥削阶级(富农、耐普曼、外国资本家甚至旧地主等人)的存在，同时对他们(其实也不止他们，包括一切非国营的经济单位)征收重税来兴建更多的国营工厂，“利用这些人来积累工业建设的基金”。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受到了多少剥削，这会不会导致劳动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沦为被新旧剥削阶级奴役的无产阶级，会不会导致导致国民经济基础改变，会不会导致阶级力量对比变化，他都是全然不管的。事实上，伴随着这些新旧剥削阶级的崛起，国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势必发生改变，江山一定变色。不过，考虑到托洛茨基在国际上试图把苏联变成帝国主义体系的附属国而在生产单位内推行非党化、洗刷工会和劳动军事化的主张，他当然不会在乎这一点。

　　布哈林也要竭力保护这些新旧剥削阶级存在。但他和托洛茨基不同，主张“发财吧”，也就是进一步对这些人减税，鼓励这些人自由发展。

　　简而言之，托修和布修都是走资派。只不过前者从外因论和唯生产力论出发对完成所有制改造持万事推明日的态度，后者干脆公然主张富农和耐普曼“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所以路灯先生以工人出身的首相为例，企图证明他代表了无产者的权益无疑是可笑的。转向新自由主义也叫维护无产者的权益，掩耳盗铃也不至于如此。就像同样是工人出身的赫鲁晓夫，上台后的作为是在工业领域大搞扩权让利，推行利润挂帅，允许部分生产资料自由买卖，乃至授予工长、工段长在经车间主任批准后解雇、处分工人和确定工人工资等级之权等等;同时对集体农庄也搞起了“利润挂帅”，并允许其“自订生产计划”，实际上以商品订货合同取代原先国家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集中统一的计划领导，在农业领域实行资本主义的买卖原则;同时大肆撤换工农干部……其行动就证明了他是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对公有制的破坏，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随后苏联蜕变成为了社会帝国主义也不奇怪了。

　　当然要指出，这种转变还是经历了很多斗争的，所谓“必然变修”，无非是拍脑袋想出的空话。有文化大革命，也有揭批查运动，胜者才能决定政权的性质。至于社会民主党这种完全堕落而少有斗争(如果可耻的投降也能算是斗争的话)的转变，无非是证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不足以激化到互相消灭的地步罢了。

　　但对此，社民分子像是没有看懂：

　　我所反驳的，乃是所谓的"大资产阶级独裁"。 在一个“大资产阶级独裁”的国家，出来一个工人首相。 这独裁看来玩的不好。

　　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大资产阶级独裁”。再强调一次：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在瑞典这一“大资产阶级独裁”的国家里的所谓“工人首相”，早已背叛本阶级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正如赫鲁晓夫同样背叛了本阶级，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一个阶级的独裁，和一个政治代表的身份有什么必然关系呢？不过当然了，既然抛弃了阶级分析法的路灯先生能说的出“因为在1930以前，萨纳齐政权根本就谈不上法西斯”的昏话，对此故作不知，也是情有可原。

　　ii):路线斗争与流氓逻辑

　　在这里不妨谈谈一位新“朋友”(谈了一会，“求同存异”地互关了，然而结果还是被互相恶心到了，随后写出回答自称心水“马克思主义”而嫌我“恶心”)所批判的流氓逻辑吧：

　　中、俄两国的红色政权，自然是有功有过，甚至是功大于过。然而这群所谓「左派」的逻辑是什么呢?功都是他们的，过都是修正主义者、反革命的，或者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和反革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实在是一种百用百灵的流氓逻辑。从他们的行为中，可曾见到一点反思的意思呢?一点没有。既然如此，就不要惋惜在中、俄两国被堕落的统治集团自己和人民共同抛弃的命运了。当你们把你们放在人民之上时，就再也没有资格谈进步了——你们自己就是进步，你们垄断了「进步」的话语权，那么真正的进步就是把你们打倒。

　　看起来这位“朋友”是“明白”我们全文的逻辑的。

　　那么，这一逻辑到底是不是流氓逻辑呢?首先要明白：路线斗争，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上层建筑拥有国家机器，可以改造经济基础，这导致了上层建筑的路线代表了政策，而政策的实施必然涉及阶级利益，会影响到阶级力量对比，乃至左右政权的稳固程度和性质。

　　而上层建筑里，一个政党，作为一个利益共合体，不像这位“朋友”的幻想，从来就不是没有斗争的一个整体，里面除了革命者，必然也有投机者和伪善者，如同主席当初所说的，10%到90%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但革命者的正确，只能通过实践与和投机者的斗争来证明、维持。在上面以托洛茨基为例的批判，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整篇文章对于各种事件的分析，都是应用着这样的逻辑。

　　但这位“朋友”却认为，革命者维持自己的正确的方式，是犯了错再找人背锅，将其他人踢出革命队伍!也就是说，认为「左派」是一个机械而统一的整体，同时要求革命者对不属于他们的过错负责。这不过是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行径，看起来中肯，而实质上也还是对一切革命运动的反对。说白了，就是“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进步，什么都要，但就是不要阶级斗争”的同义往复罢了。

　　不过说起来，原来现在的中俄政权在他心目中代表了“真正的进步”，和我的一番交谈，不过是想听到我的“反思”与“忏悔”。这样来看，我们其实本来就不用多谈什么了，毕竟，我们“求同存异”存下来的“异”完全就是原则性的“异”。那么，随后的他会和田中氏一样，气急败坏地大骂“资本主义比你们要好一百倍!”云云，也不奇怪了。这种气魄着实让我觉得，垄断了「进步」话语权的其实反倒是他们呢。虽然也不奇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一百倍”，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常识”。

　　当然了，这种空无一物的口头上的指责我是见得多了。路灯先生提过的“批判而无更好方法”不外如是。虽然路灯先生的更好方法就是维护私有制，以翼赞帝国主义为目标，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我们的更好方法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以打倒帝国主义为目标，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这位“朋友”除了“恶心”也没什么了，虽然实质上，既然他两个都讨厌，两个都不选，无非就是希望维护现状罢了。

　　但是，我要说——

　　在如今和未来，这个充满斗争的阶级社会里，不是红色恐怖就是白色恐怖，这是无法选择的事实。恶心与否，都是不得不要接受的。历史一直是这样的：进步与反动，二者必居其一。

　　而对于无辜者，即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一直认为他们是极其不幸的。而在白色恐怖里他们受到的冤屈和无能为力，也正是我日益走向激进的原因。然而无论白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里，他们总会是数目最多的受害者——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一切政治斗争，必须要让他们主动介入而不是被动卷入，才是止损的唯一正确而长远的方法。必须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也要鼓励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而且要让他们认识到，所有人的利益所在，就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只有这样，才能有进步的希望。

　　如果非要说革命者有什么过错，那就一定是斗争的不够，没能把握住主导权。毕竟，能垄断「进步」的话语权的，当然就是凭借着进步的人民支持走在最前面的无产者，连这点自信都没有，怎么可能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呢?怎么可能还敢自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呢?而且我看，尽管在网上很多人故作谦虚，不敢自称能代表人民，但每次提出自己的观点，反对他人的时候都是暗含着这样的观点的。显然这位“朋友”也不能例外。

　　既然每个提到「人民」一词的人，必然是想代表人民的，那么谁真正代表，而谁不是，是要从言行来判断的。如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很好，那么请在实践之中检验吧。

而能否代表人民，能否垄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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