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党

巴库公社后期、外里海临时政府乃至立宪会议本身等都是如此：最后这些人(达什纳克、孟什维克等社民分子)分别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英帝国主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上述事实都说明一个道理：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小资产阶级左派)背后的就是社会革命党(一般资产阶级左派)，而站在社会革命党背后的无疑就是弗兰格尔(垄断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这是一条铁律，坦波夫的绿军也不能例外。坦波夫绿军的领袖中有一些原先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譬如前文介绍的坦波夫暴动的实际头目阿.斯.安东诺夫原先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出身)，但他们的背后站着的毫无疑问是大资产阶级，这从他们的具体纲领上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因此，当他们抛出这些纲领、甚至组织起“游击民主共和国”，而苏维埃政权则提出农业税纲领、废除余粮征集制之后，绿军的领袖马上感觉其军队内部出现了动摇(证明了他们进一步丧失劳动农民的支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毋庸讳言，红军犯有不少错误。这错误主要是由红军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造成的，他们将农民整体看作了自己的敌人，采取了一些专政群众而非群众专政、把农民推向绿军一边(奥弗申科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第116号命令甚至把农村的显要人物即富农当成了农民群众天然的领袖，试图通过挟持显要人物做人质的办法迫使农民与自己合作)的错误举措（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地方苏维埃的一些同志是坚持了原则的，如1921年7月地方苏维埃下令禁止扣押儿童、孕妇和儿童的母亲作为人质）。

　　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当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安东-奥弗申科和剿匪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此外还有全俄契卡驻坦波夫省的代表亚戈达之流，而他们的背后则站着作为全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多年之后，也正是这些人试图几次利用红军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事政变来推翻由斯大林领导的“列宁主义”政权。

　　而具体到毒气弹(实际主要是氯气)问题，必须指出，即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他于1921年7月12日发表的第0116号命令中,也没有把农民当作目标。在这个命令中，毒气弹的目标是“匪帮盘踞的森林”。当然，这个命令本身就很荒谬，因为在森林中使用氯气的效果无疑是很差的;由于红军化学炮兵的训练很差，至少有三次氯气还导致红军自己中毒。由于这些原因，红军后来就不使用氯气了，对农民造成的误伤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对绿军本身造成的伤亡也不严重。如果说图哈切夫斯基的愚蠢命令有什么(当然是出乎他意外的)作用，那就是氯气弹对缺少科学知识的绿军下级官兵产生了心理上的打击，造成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怖，从而降低了其士气。

　　基于对于这一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路线斗争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红军因此犯下的错误，主要是党内的错误路线所导致的。然而，社民分子在指责红军的这些错误之前，最好先看看自己。

　　坦波夫绿军不是什么高尚的组织，其具体的暴行主要有：

　　1.杀害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工作人员;

　　2.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苏维埃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扣作人质，跟图哈、奥弗申科搞杀人竞赛(而如前文所述，而一些坚持了原则的地方苏维埃的同志并没有这样做);

　　3.破坏铁路、通讯线路和其他公共设施;

　　4.抢劫、掠夺。

　　当然，在社民分子眼里，1、3大概算不上暴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2可以跟图哈、奥弗申科比烂，反正谁先用人质也说不清了(因为坦波夫绿军崛起时，使用人质已成为内战中各方势力互相威胁的一种常规手段);4也可以说是局部纪律问题。然而社民分子如何解释“自由经济”呢，如何解释在内战的最后关头破坏红军最重要补给来源的行动(这一行动直接援助了白军)呢，如何解释绿军要复辟一个拒绝土地改革和企业国有化同时还将政权交给高尔察克的机构呢?如何解释社会革命党自己拒不履行自己最先提出的土地纲领呢?显然，社民分子的暴行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红军的错误只是在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细枝末节，舍此不能解释任何问题。 社民分子嚷嚷着：

　　请问列宁主义者们，圣彼得堡市民的鲜血好不好喝?坦波夫农民的痛苦抽搐好不好看?乌克兰农民的尸骸好不好吃?东欧诸国人民的怒吼好不好听?

　　对此我们应该这样作答：彼得格勒公务员和小市民的鲜血在社民分子眼里肯定没有柏林工人的鲜血好喝，坦波夫富农暴徒的痛苦抽搐在社民分子眼里当然没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贫农的抽搐好看；乌克兰农民和犹太工人手艺人的尸骸只能留着给你们中央拉达和督政府的社民分子吃，东欧诸国（比如波兰）人民跳楼撞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对你们这些瓜分人民财产大搞私有化的社民分子（还是修党变来的）大概特别好听。 当然了，上述这些对社民分子来说，统统不如他们翼赞的两次世界大战里劳动人民的鲜血（抽搐、尸骸、怒吼）好喝（好看、好吃、好听）。

　　但社民分子又有了新的“顿悟”：

　　在大陆的KMT视角下，贵党也只不过是“全副武装并一度建立政权的叛匪”罢了。 坦波夫"富农"真是让我顿悟了，我怎么能忘了，贵派再熟悉不过的扣帽技巧呢!不过还是得说一下，坦波夫这地方的富农还真是多。 至于后文，不好意思，光是乌克兰农民的量就够大了。而且死在30年代的乌克兰农民，怕不是给中央拉达的人，而是给贵派人吃的。

　　首先，布尔什维克在全盘集体化之前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力一度很差，这段时期，宗族势力、教权派、别的什么东西(哦，在国内战争前后还有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都可以凭借富农领导不觉悟的劳动农民各自为战。

　　其次，正如KMT军队的大部分士兵也是劳动人民出身，但这不妨碍KMT军队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话说就是，“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绿军的具体人员构成不等于其阶级属性。尽管身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却受到社民分子这种资产阶级仆从的撺掇，带着统治阶级的高度自觉去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战，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大开杀戒，身体力行“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这就是支持世界大战的社民分子的实际作为)的“无产者”，难道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乃至人民的利益吗?难道他也配称作“无产者”吗?纵使按经济地位的划分，他的确是无产者;但按政治身份的划分，他却是资产阶级的武器，是无产者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如是而已。而戕害人民者，天下共诛之，也算是常识了，否则法西斯分子和教权派怎么会人人喊打呢(虽然帝国主义倒向来不怎么乐意去打)?当瑞典的底层教权派袭击瑞典人民的时候，难道就因为他们同样受过了资产阶级的盘剥，经济地位属于“无产阶级”，于是对他们的镇压，社民分子难道就要为此抹一抹眼泪，因此控诉瑞典“暴政”对“人民”、“无产者”的屠杀吗？绿军的作为是什么样子呢？

　　最后不妨摘录一点尤·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中关于国内战争期间绿军(也包括马赫诺分子)暴行的材料：

　　举行反对当局的起义的居民也进行同样骇人听闻的虐杀。瓦季姆·科日诺夫在其《俄罗斯二十世纪(1901—1939)》一书中引用了作家拉古诺夫收集的西伯利亚各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中极其残酷地杀人的事实。被起义的农民残杀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教师和农村阅览室的管理员。科日诺夫正确地指出：“这并不只是西伯利亚起义者当局的特点。” 白卫军乘骑炮兵少尉马塔索夫在谈到波尔塔瓦由统领舒巴领导的“绿军”匪帮的活动时写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够了既不承认法律也不承认教规的舒巴匪帮的可怕行径。这个匪帮沿途杀害农民，无论是看守人员还是村长全都杀。每个被杀的人都遭到折磨，被割去耳朵和鼻子，半裸着身体(还有别的不人道的折磨人的行为)。”有时随随便便地杀人，好象顺手做一件事一样。例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曾亲眼目睹坐在车厢里的无政府主义者首领奈斯托尔·马赫诺随便开枪打死了一个敖德萨的驿站长。

　　难道社民分子还要声称，这就是属于你们社民分子的“人民”军队吗?这就是你们要维护的“农民”们吗? 绿军匪帮和CCP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说别的，CCP有统一的党组织来党指挥枪，绿军不过是一群相互独立的草头王的统称)，倒是和建政初期的土匪有相似之处。反正中国建政之初土匪暴动时也占领过不少县城，另一方面土匪也不一定是政治土匪，还有惯匪、游杂武装和封建土匪，哦对了，红白两军的逃兵本身也是绿军的重要来源，这一点和游杂武装的确还真像呢——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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