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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斌：第20章 被围困在北平的日子里——阳早、寒春红色传奇
发布时间：2021-11-24 来源：作者来稿作者：赵剑斌
阳早、寒春红色传奇
第20章 被围困在北平的日子里
来到北平以后，琼·辛顿按照联络地址找到北京饭店，登记要了房间。在房间里没等多久，听到有人在门外敲，她便把门打开，一个中年男人来找她。
“对不起，请问琼·辛顿小姐住在这里吗？”一个机警干练的中年男人，用英语问。
“我就是，请问你是……”
“我叫石岚。”来人答道。
琼·辛顿高兴地笑了，明白这是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来接应她，想不到这样顺利，这样及时。
石岚把她带到离南小街不远的一个人家，后来又把她带到城北靠近后海东岸的鼓楼西大街一个四合院里。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处，负责掩护和安置党内外进步的文化科学界人士。现在联络站就要帮助这个从美国来的女科学家离开北平去延安。
其实这个联络站就是一个叫戴浩的家。戴浩是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联络工作的同志。第一天去饭店接应琼·辛顿的石岚同志当时是北平地下党城工部的一个负责人。另外还有两个也要去解放区：一个美国人叫沙博理，是一个同情中国革命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律师，另一个中国女士是他的新婚妻子凤子，是一位文艺界的演员。
石岚这几天经常到戴浩家里来，跟戴浩及其他同志一起研究护送琼·辛顿等人去解放区的具体路线、时间和措施。
琼·辛顿出门在城里走动时，石岚戴一顶压低眉宇的帽子远远地在后面跟着，虽然扮作相互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却在起着保护她的作用，防止她一个外国人在兵荒马乱的北平城里发生意外。
琼·辛顿当时不知道这个远远跟在自己后面的人的具体职务，只知道他每次跟自己外出都要换一顶样式不同的帽子，她管他叫“换帽子”的同志。
沙博理关闭了他在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和他的妻子凤子也是刚刚从上海乘飞机来到北平。他们已换了好几个住处，住得最久的便是戴浩同志的家。
为了送琼·辛顿和沙博理这两个“大鼻子”去解放区，戴浩、石岚等同志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这是使琼·辛顿终生难忘的事情。那时琼·辛顿刚到中国不长时间，大部分汉语都听不懂，但对戴浩的印象很深。他亲自给琼·辛顿搞来一张某大学副教授的假证件，让她能在北平城里自由行动。
琼·辛顿感觉住在戴浩家这段时间虽然匆忙，紧张，却很充实，很有趣味。一些从解放区来或者要到解放区去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经常住在他家或来他家接头。其实，他的家是租别人的房子，房东的儿子是个胖胖的三青团团员。有一天，上海《大公报》记者杨刚（后来知道她便是被国民党特务谋害的进步名记者羊枣的妹妹）穿着一身当时很时髦的裘皮大衣、高跟鞋来到戴浩家。正当杨刚走进储藏室去换衣服，戴浩让大家围着桌子看他给杨刚如何填写假身份证，贴照片，盖章的时候，那个胖胖的三青团团员走进屋里。在座的，除了两个“大鼻子”，都是电影界的人士。他们真会演戏：说话的表情，动作没有一点改变，只是戴浩的手很自然地将另一张照片盖住杨刚的照片 ，对大家说：“这是我姐姐，像吗？”大家佯装“仔细地”看了看说：“真像，真像！”三青团员也看了看，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
大家看三青团员走了以后，才让杨刚出来，只见杨刚又换了一身平民老太太的衣服。有人给她挎上鸡蛋篮子，又有人给她戴上头巾，大家检查了一遍说：“行！”然后将用一块布包好的假身份证揣在怀里，从厨房后门出去了。
这事让琼·辛顿很羡慕，她想：“如果我也能这样走多好啊！黄头发可以染黑，外国衣服也可以换，小鼻子改大鼻子不难，可是大鼻子改小鼻子，蓝眼睛换黑眼睛却办不到，送我们走可真难！”
为了送两个“大鼻子”去解放区，戴浩和其他同志不知动了多少脑筋，担了多少风险。在这危机四伏的日子里，几个人在戴浩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他没有露出半点紧张不安的情绪，对她（他）们一直很热情。琼·辛顿感觉戴浩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的开朗幽默常使大家笑声不止。当时，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了辽沈战役以后，南下挺进很快，正在打平津战役。傅作义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设了许多哨卡，经过这些哨卡通往解放区的道路越来越难走。
一天晚上，“换帽子”的石岚同志来了，他通知琼·辛顿和沙博理夫妇准备在第二天早上骑自行车从市郊西山的一条还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路穿过去。可是等到天明，他又来告诉说那条小路也被占领了，只好改变计划，试一试从天津走到山东济南。济南当时已经解放，由共产党控制着。
这一天，戴浩同志亲自驾驶一辆破旧的汽车送琼·辛顿和沙博理夫妇去火车站，然后由石岚当向导一路护送她（他）们。
乘火车先到了天津，在向导带领下琼·辛顿和沙博理夫妇直奔长途汽车站，登上了一辆破旧不堪的敞篷卡车。当时的长途汽车站没有后来标准的客车，只好用敞篷的卡车代用。车上大多数是逃难的农民。
敞篷卡车行驶到快要离开天津市区时，必须经过国民党宪兵的检查站，每位旅客的证件、行李都要检查。卡车上的人一一从车上下来，国民党宪兵对旅客的证件、行李检查得很认真，他们对高鼻子蓝眼睛的两位外国人乘这种卡车出行感到不可理喻。他们的警觉性很强，认为这两个外国人至少应该备有一辆专车，绝不会同普通老百姓一样乘这种破烂拥挤的公共汽车。
宪兵上下打量着沙博理和琼·辛顿。他们俩谎称是一对美国夫妇，要到济南去资助逗留在那里的美国人结束他们的商务，而凤子则佯作跟他们俩的同路人，是一个刚刚失去丈夫到济南投奔亲戚的寡妇。当然，作为演员出身的凤子现在出演这样一个角色并不困难。
宪兵开始检查了琼·辛顿的手袋，手袋装有一些药瓶，她不久前生过一种热带病，医生给她开了各种药片和药水。虽然她正在康复中，但也需要再吃几个月的药治疗。国民党宪兵怀疑这些药品是这位美国女士要拿到解放区去走私赚几个钱，几经解释，并给了这个宪兵一点贿赂，总算让宪兵放行了。
接着，宪兵检查沙博理的行李，发现里面有他的手提打字机，便多疑地问：“这是什么机器？”沙博士说：“这是一台打字机”，宪兵又问：“能够用它发电报吗？”沙博理笑着摇摇头说：“不，不能。”
宪兵不相信，他找来一个宪兵军官。军官查看沙博理的护照和信件，护照是真的，而那封信是沙博理根据石岚的建议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信上用英文写着：“美国律师西德尼·沙博理先生和他的夫人临时有事去济南，美国大使馆请求予以充分关照。”信的落款是一个花样签字——“司徒雷登”，那是沙博理模访着这位美国大使的笔迹伪造的。
宪兵军官看了看这封信将信将疑地问：“为什么信上缺了个红印章？”
“美国人不习惯用红印章！”沙博理故作傲慢地回答。
宪兵军官离开了一会儿才回来，他用狡黠的目光盯着沙博理，奸笑着说：“你为什么要乘这种破旧的公共汽车出行？如果你有驻天津的美国领事馆的条子，我们可以用小汽车送您和夫人过去！”
沙博理再三解释，宪兵军官执意不让通行。沙博理岂能到天津的美国领事馆，他只得跟琼·辛顿一路，绕过一个小镇，坐火车回到天津，第二天返回北平。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跟踪监视，琼·辛顿和沙博理、凤子夫妇利用守城士兵打开城门放出青年学生的机会，她们三人混在学生堆里出了城，来到燕京大学附近，设法住进了美国人办的华文学校里的一幢楼房里。学校的美国校长和教师们在北平解放前纷纷返回美国去了。隆冬时节，由东北进关的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天津，并把北平燕京大学在城外团团围住。为了保护文化古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傅作义将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事宜。
此时，在沙博理住的小楼里经常有北平文化界的人士和朋友来聚会，名义为喝茶聊天，实际上是讨论如何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的工作，人民都沉浸在迎接解放军到来的兴奋之中。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公开宣布起义，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琼·辛顿和沙博理冒着刺骨的寒风，骑自行车到西直门去观看人民解放军入城。
正当琼·辛顿寻找机会去延安的时候，北平和平解放了。局势的发展比她预料的要更快些，她又夹在欢天喜地的大学生中间，进城游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去了。
“天亮了，解放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北平的广大市民和学生们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大家又唱又跳，大秧歌扭起来，让琼·辛顿看得走了神儿，多少天来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一下子开朗起来，她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感到兴奋，感到欣喜。
几天后，突然有一位人民解放军前来小楼拜访。在他那闪耀着五角红星的军帽下面，大家明显地看到一个高高的大鼻子上架着一副角框眼镜，眼镜玻璃片后面闪动着一双棕色的白种人的眼睛。沙博理十分惊异，以为来者大概是人民解放军中的苏联军官吧，但他从没听说过解放军里有苏联人。正当他们感到纳闷的时候，那个解放军却用带着浓重美国口音的英语向他们自我介绍：“我叫马海德，是个医生，美国人，原名乔治·海德姆。”他说他在1936年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他留下来参加了中国红军。
人民解放军里居然会有美国人，而且是自愿参加中国革命的老红军，这使琼·辛顿和沙博理夫妇大感意外。
自我介绍以后，马海德说明他到这儿来的目的是迎接琼·辛顿女士去延安找她的朋友欧文·恩格斯特的。
大家愉快地在一起交谈了一会儿，相互间已经成为新认识的朋友，琼·辛顿利用这功夫已经收拾起行装，然后跟马海德医生离开了华文学校的小楼。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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