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

关于“饿死三千万”的来龙去脉(节录)
在本章中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对“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发展过程进行回顾，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1960年—1980年期间
在这一期间无论是国内外都没有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1975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报告汇编，其中利奥•奥林斯撰写的《中国人口的矛盾能解决吗》一文中公布了美国商务部和作者利奥•奥林斯分别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该报告是供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应该说反映了当时美国官方对中国这一期间人口变化的态度。上述文章中关于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的变化数据，见下表。　　
表10.1  （单位：万人）

	美国商务部的估计数	利奥•奥林斯的估计数
中国1959年岁末人口数	66453.5	65110
中国1960年岁末人口数	67905.8	66280
中国1961年岁末人口数	68996.2	67410
1960年比1959年增加数	1452.3	1170
1961年比1960年增加数	1090.4	1130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见实际上认为中国人口1960年比1959年、1961年比1960年都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幅度都在1000万人以上。这实际上表明了美国主流意见并没有认为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口发生了重大异常变化，也不认为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1981年
1981年，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真选择性地公布了我国1954年至1978年人口死亡率的数字。这些数字引起西方很大的注意。刘真公布的1958至1961年的数字表示，这段期间我国多死了一千六百五十万人。同时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公开提醒大家注意这些数字说，“大跃进”犯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这是我国有关人员第一次公布了我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户籍统计数据。我们注意到，有关部门在公布这一数据时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并且引起了“西方的很大注意”。
1982年—1983年
    1982年，我国进行了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并且同时进行了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
1983年，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据予以公布。（李成瑞先生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表明，我国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196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数，却出现了人口减少348万人。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我国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在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对于这一重大矛盾，从1983年直到2010年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正是由于这一重大矛盾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诱发了关于1960年前后我国“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研究。
1983年—1984年期间国外学者的研究
我国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公布后，国外出现了一些学者对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期间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是由柯尔（Ansley Coale）、艾德（John Aird ）和贝妮斯特（Judith Bannister）完成的，他们可以说是首先让“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设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三个人。
科尔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公布以后，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写成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在书中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他的这一研究在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艾德曾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研究中国的专家。他认为我国1960年和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贝妮斯特博士是美国人口普查局中国科科长，她也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我国这一时期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3000万。
上述这些人的研究使得“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在国外广泛流传，并对我国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5年—1988年期间蒋正华先生的研究
1985年，我国有关部门（在李成瑞先生的建议下）将研究1959年到1961年前后的人口死亡率与出生率问题列入国家研究课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接受了这一课题。
1986年，蒋正华和李南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一文。该文只有两页，文章中仅仅公布了他们的关于1953年到1982年期间的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估计数值，和一个极其简略的介绍，没有公布他们所使用的数学模型，更没有公布原始数据和任何计算过程。
1987年，蒋正华在《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1期发表《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一文。该文只有7页，事实上仅仅是一个简报。在该文中他对由他建立的数学模型仅仅给出一个简略的介绍，没有给出数学证明。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布了另外一组关于1953年到1982年期间的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估计数值。这组数据与他在1986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公布的数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为什么产生这种巨大的差异他在文章中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关于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这篇文章中只有一句话：“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对于这一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这篇文章没有任何说明,更没有公布任何原始数据和任何计算过程。
1988年蒋正华和李南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发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公布了他们研究的核心部分——数学模型部分，并给出了证明过程。从数学的学术角度讲，他们公布的数学模型及其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们已经对此作了详细评述。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依然没有公布任何原始数据和任何计算过程。
蒋正华先生的研究在我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成为一些人认可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的学术依据。
2005年10月17日，蒋正华先生复信杨继绳。对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这一问题，他在信中明确承认：“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这就是说，直到2005年10月，他对“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计算过程还没有整理，当然更没有公布了。
但是，这样一个在数学模型上是完全错误的、其计算过程直到2005年10月还没有整理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从1988年开始在我国就开始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1988年
我国开始公开宣传“大跃进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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