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

《还历史以真相》内容简介
从2011年1月开始，我集中精力对与“饿死三千万”谣言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本研究报告（初稿）。现在将我的工作简要介绍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这一数据表明，我国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净减1000万。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西方通讯社称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随后，在国内外出现了我国在这一时期“饿死三千万人”的重大谣言，这一谣言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1960年我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在一个时期内似乎成了历史的定论。这一结论写进了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我国1960年人口究竟是不是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期间内我国是不是“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应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为此，我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从去年一月到目前为止，集中精力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饿死三千万的谣言”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广泛传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存在着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见第二章§1）。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196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出现了大幅度异常增高的现象（是1958年和1962的两倍半）。
这两个重大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这是“饿死三千万谣言”广泛传播的最重要的学术依据。
（二）我通过研究获得的三个基本结论
我对上述两个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基本结论一：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大约有712万人口在这一期间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1958年我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这一条例1960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内落实。这样，上述712万人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以死亡注销户籍。由于这一原因，造成我国1960年前后户籍死亡人数增加712万人。
在扣除了以上712万人之后，我国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中实际死亡人数为2896万人，这三年的平均死亡率为14.53‰。由此可以知道，我国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相当于我国1955年的水平。如果以1953年到1958年的平均死亡人数（887万人）为基准，则1959年到1961年的过量死亡总人数为230万人左右。
这一基本结论的详细论述过程见第四章。
基本结论二：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我国大批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合计1140万人，即约有1140万人在迁移中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在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0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基本结论三：1960年—1964年我国由于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5万人，即约有1515万人在这一期间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而没有办理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是上述1515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
这两个基本结论的详细论述见第二章和第三章。
由于以上三个基本结论中所叙述的原因，造成我国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3367万人。国内外一些人就把这一人数的减少解释为我国有三千多万人“饿死”了。这就是“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的学术依据。
在得到了以上三个基本结论以后，我们对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进行了调整，并对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化的特点进行了论述，见本文第五章。
（三）对“饿死三千万”若干主要“研究”的批驳
“饿死三千万”谣言之所以在国内外广泛传播长达三十年之久，一些学者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第二类是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的研究；第三类是以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王维志等人为代表的研究。
我们从学术上对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
在第六章中，我们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蒋正华1985年承担了国家研究课题，他在研究中估算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他的研究在国内是最有代表性的，得到了我国某些关官方部门的认可，并且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这一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通过计算获得了他的上述主要结论。我们作为专职的数学工作者，从学术的角度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这一研究存在着一系列学术上的重大错误。由于这些错误，作者根据这一研究所得到的我国“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以上内容在本文第六章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第七章中我们对以科尔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的工作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国外学者的所有这些研究，由于国外学者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也不了解中国这一历史时期人口变化的具体情况，这就导致这些研究在学术上存在着重大的错误，因而不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还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卡洛说的比较客观，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在第八章中，我们对我国国内以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王维志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进行了仔细分析。这些研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把由于上述（二）中三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的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367万人解释为我国这一时期有三千多万人“饿死”了（由于他们在计算细节上有不同，得到的具体数字不一样）。这就表明以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王维志等人为代表的“研究”也都是错误的。
我们还对我们能够搜集到的与“饿死三千万人”这一问题有关的所有有代表性的观点都进行了分析，所有这些观点没有一个能够站住脚的。
    （四）对《墓碑》的批驳
杨继绳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墓碑》一书，该书长达1208页，一百多万字，制造并全面系统的鼓吹“饿死3600万”的巨大谣言。该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这部书，并且对《墓碑》中提供的每一个“饿死人数”的数据都进行了仔细的查对和分析。我们发现这部书的大量的采取了伪造数据、隐瞒事实真相、无限夸大和歪曲事实真相等许多卑劣的手段，制造了一个巨大谣言。这部书中几乎所有的计算都是错误的。
我们在本书第三篇中对《墓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这一篇完成了部分内容，下一步准备进一步查阅有关文献，完成其余部分。
（五）关于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
我国在1959年——1961年期间在少数地区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关于我国这一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是人们都关心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民政部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中公布了我国这一期间的我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数据。按照这一数据，我1959年——1960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3万人，按照书中的解释，这主要是指是这一期间因为营养性疾病死亡的人数（也包括饿死的人数）。我们对这一数据逐省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而言，《中国灾情报告》中公布的统计数据基本反映了这一期间我国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对于少数的省（主要是河南、安徽、四川、广东）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中国灾情报告》中公布的数据需要调整，其中河南、安徽两省《中国灾情报告》公布的数字偏低，广东省《中国灾情报告》公布的数字偏高，四川省情况有待进一步分析。
我们认为，在对《中国灾情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做适当调整后，就可以得到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的真实的情况。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按照我们的研究结论，如果以1953年到1958年的平均死亡人数为基准，1959年到1961年的过量死亡总人数为230万人左右。据此我们认为，我国这一期间因为饥饿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00万——200万之间。这一数字主要指因营养性疾病死亡，因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的人数，也包括这一期间因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这一人数中，完全性饥饿死亡（即所谓活活饿死）人数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以上是我们已经得到的研究结果的概况。
本报告目前只是初稿，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其中第三篇只完成了部分内容。我们真诚的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孙经先   2012年3月25日
 
孙经先简介：男，1948年生。1978年1月考入山东大学数学系本科，第二年考取本校研究生，1981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1991年在山东大学破格晋升教授职称，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起任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学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先后出版专著4部，发表论文160余篇，先后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家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现任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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