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瑕不掩瑜,这文章写的还不错(尽管这是一篇1996年的老文章,存在很多史实错误),有着很多独到的间接和分析,应该分享出来让大家了解,让大家自己做判断。我算什么东西?书刊检察员吗?为什么不发呢?
所以,下面是正文。
原题目为:
认为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日期上的失算是我们失败主要原因的说法,伴随着这样一种见解。
——即认为在1941年,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的军队在作战能力和专业化方面不比德国军队差,如果能够及时让我们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那么他们将能成功地击退侵略者的进攻。
与此同时,他们理解的战备状态仅是军队按照警报占据部署地带的能力,而忽略了战备状态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一胜利完成击退突然袭击战斗任务的能力。
然而,军队如果有这种能力,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突然袭击了。
许多人认为,我们的军队没有在遭到突然袭击之前进入战备状态的主要“证据”就是军队失败这一事实本身,虽然这里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不应当用不确切的、毫无根据的军队没有进入战备状态作为依据,而是要明确采取了哪些主要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在战前为了达到所必须的准备应当采取的。
还要搞清楚,其中的哪些措施在战前已经及时付诸实施,哪些还没有去做以及这对战争的初期结果有什么影响。
1935年至1941年,苏联领导层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苏联武装力量战备水平的重大措施:
1935年至1939年间,红军(全军从民兵制)转为基干制。
1939年,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
战前的1939年至1941年间,开始并扩大了新式坦克和飞机的批量生产。
1939年至1941年间,对武装力量完成了从和平时期转变为战争时期(在战前!)的战略动员扩编,从98个师增加到了303个师。
1939年至1941年间,在西部边境成立和集结了掩护部队,加上战前补充到掩护部队的第二战略梯队的16个师,其数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186个师。(然而这些师并不满员,技术装备缺编,部队也按照和平时期的计划分散在各个兵营和训练场——樱铃莉)
做好了西部各边境军区的后勤备战工作——机场、防御区和道路。
(然而根据朱可夫、瓦图京和巴甫洛夫的报告,这些工作根本没有完成,并且在1941年内都无法完成——樱铃莉)
1941年4月至6月期间,随着战争威胁的增长,采取了提高战备水平的紧急补救措施,包括:
4月至5月,征召了79.3万名后备兵去补充西部军区的部队,使之几乎达到了战争时期的编制标准。(然而已经来不及对他们进行训练,1938-1940年服兵役的,参加过“解放进军”、苏芬战争的老兵在1941年春夏大量退役复员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樱铃莉)
总参谋长4月14日下令:未记入清单,但安装了野战部队武器的所有防御地区和所有永备火力发射工事紧急进入战备状态。
从5月13日起,把第二战略梯队的部队从苏联内地军区秘密调遣到西部边境各军区,并进入战备状态,他们是7个集团军和66个师(第16、19、20、22、24和28集团军,第41步兵军,第21和23机械化军)。(然而在战争爆发时,这些部队很多还在铁路线上——樱铃莉)
西部军区的63个后备师进入战备状态,通过夜间行军秘密向前推进,并从6月12日起编入这些军区的掩护部队(国防人民委员部于1941年6月12日下达的指令);
掩护部队第二梯队的52个师以训练的形式秘密转移到集结地区,并进入战备状态。(国防人民委员部于1941年6月16日下达的命令)
掩护部队第一梯队的各师按照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1941年6月10日的电报和国防人民委员部1941年6月11日的命令从6月初进入防御区。
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所有部队在1941年6月18日至21日进入战备状态。
从1941年4月起成立数个后备指挥机构,从6月18日到21日它们的任务就是紧急组建方面军的指挥机构和管理部门。
1941年6月21日,在第聂伯河地区成立了由布琼尼元帅(С. М. Буденного)指挥的后备军。
按照国防人民委员部5月14日的命令,所有军事院校毕业生提前毕业,并被派往西部各边境军区。
1940年12月27日,国防人民委员部下达第0367号令,1941年6月19日再次下令:对飞机等技术装备进行疏散和伪装。
1941年6月14日,斯大林派副国防人民委员梅列茨科夫将军到西部特别军区和波罗的海特别军区检查各军区的空军战备状态。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大本营(第1号)的指令出台:西部各军区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该指令签署于1941年6月21日22点整,因为在得到斯大林对此指令的许可之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在22点已经从他那里出来了,是让瓦图京将这一指令送到总参谋部的通信中心站的)
这样一来,在德国人开始进攻前,红军的237个师中共有225个师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做好了按国防计划与德国及其盟友开战的准备。在开战前,只有两条重要的措施没有执行:
全国总动员
把部队开进防御区的前沿地带
在战前对红军达到战时水平(540万人)的战略动员部署、掩护部队的大量组建、秘密额外征召了79.3万后备役部队等等,这些使得总动员包含的几乎大部分措施都得以实施,且由于做了这些准备,在战前进行全国总动员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全部用于战争的303个师都是在和平时期组建的。
(然而全苏军队540万人当中只有270万部署在了边境五大军区,这样一来面对法西斯多国联军550万人的进攻时,边境苏军将面对巨大的兵力劣势。大量新兵和预备役人员在6月份刚刚抵达部队,他们几乎没有训练,把他们算入战力当中毫无意义。——樱铃莉)
一切主要的工作都已经做了,如果不考虑我军与希特勒军队素质的比较问题,那么苏维埃国家和工农红军应该也是能够成功抵抗德国的侵略的。实际上,从1941年3月起,用于侵略的德国武装力量和用于抵抗侵略的红军部队,都在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战略集结和部署。
事实上,现在普遍认为,导致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在德国进攻苏联日期上的失算,而完全是另一个原因——斯大林的决定:尽管德国在1941年6月发动进攻巳是明显不可避免的,但斯大林却没有宣布总动员和命令部队在德国人进攻前转入防御区前沿地带,因为他认为1941年春季采取的措施巳经完全足够了,186个师规模的边境掩护部队能够击退德国及其盟友的任何一种突然袭击!
这不是日期上的失算,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有意识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犯了一个错:他过高估计了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按师的数量来看,苏联军队并不比德国军队少,而苏军在飞机、坦克等技术装备上的数量和技术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最高领导层过高的估计了我们军队的战斗力,而轻视了军队里的种种问题。这是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部也同样)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失算之处。
并不存在对德军主要攻击大致方向的失算,有的是斯大林的决定:考虑到对德国人进行重大打击的可能性是在南方,于是决定把我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乌克兰,认为在白俄罗斯的44个师已足够抵御德国人的50个师。而德国人从乌克兰,从克拉科夫对我们发动打击更为有利……正是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对我军战斗力的失算,仅此而已。
有关我军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被击溃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杜撰。实际上,侵略军在6月22日的首次攻击中只使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的掩护部队第一梯队的30个师遭受了打击,而西部边境军区和第二战略梯队在那里共有237个师。
3个边境军区主要兵力(118个师)的溃败悲剧不是发生在6月22日,而是在后来,是在1941年6月24日至30日在新老边境之间发生的遭遇战中。
那种认为遭到迫害的高级指挥官是最好的,军队中剩下的都是不好的指挥官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报刊上经常拿遭到迫害的人中最优秀的指挥官(如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与剩下的中差的指挥官进行比较,但却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即我国30年代的高级指挥人员(其中包括受到迫害的)获得过什么现代战争(除了国内战争)的经验呢?要知道他们从国内战争结束到1937年,一直在我们当时人数不多的、落后的半民半正规的部队中服役。
这支军队中,在20个军区中正规师只占二成(即26%,而在内陆地区中就没有正规部队),从1920年到1939年军队管理局也不存在,从1935年至1937年才开始举行大规摸的军事演习等等。
所以,难怪在20世纪20、30年代,我们有120名高级指挥官前往德国学习军事。
而且,与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有关的战略思想并未被抛弃。正如人们所写的那样,这些思想反映在了有关军事条令之中,但是战前在军队中的实施并不都是正确的。
这些思想包括:
“反击”的思想取代了更适合我军的战略防御思想,而成了战争计划的核心;
进行纵深进攻战斗和战役的理论压倒了我军的防御、机动和遭遇战等问题;
组建掩护部队的思想得以迅速实现,这在1941年拯救了我们。
1937年至1938年对指挥人员进行镇压的不良后果,1941年夏季时得到了部分扭转,因此不能把这列为我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主要原因。
不幸在于,红军无论是在1936年、1939年,还是在1941年6月前,都未来得及成为正规部队。从1935年起,红军的发展极为粗放,人数增加了5倍,但这削弱了军队的质量,首先是削弱了指挥官和士官一级军官的质量。
至1941年,苏联军方领导层在准备与德国作战时,大大加强了对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尤其是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但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红军在部队、参谋部和各级指挥人员,特别是下级指挥人员的质量上,要大大落后于德国。
部队没有受到良好的现代战争技巧的教育,凝聚力薄弱,组织性不强。无线电通信、管理、互相配合、侦察和战术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1939年,军队向正规军的转变和数量达5倍的增加,以及1940年至1941年的重组,加剧了指挥人员缺乏和素质下降的问题。
1941年夏天,我军溃败真正的主要原因是,红军未准备好与敌军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机动战,而敌军在这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且对这种闪电战做了极好的准备。我们的武装力量未能发挥出在战争初期优于侵略者的技术和人员的巨大潜力。
我军这种差距是1930年至1937年间为在战前数倍增加(扩编)武装力量而对技术环节指挥干部的培养的彻底失败造成的。
1939年至1941年间,尤其是1941年春天采取的匆忙的、突击性的措施已不能改善这种状况了。
翻译自:《祖国历史文选(1914一1945年)》/《Хрестоматии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14 - 1945 гг)》,莫斯科,1996年,第498一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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