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研究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14日）
发布时间：2021-01-18 来源：bilibili作者：列宁
1919年4月14日，法国社会沙文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27]第5475号登载了英国所谓“独立工党”[28]（其实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所写的一篇社论。这篇文章很能代表通常称为“中派”的那个派别（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29]也这样称呼这一派）的立场，因此，我们把它的全文连同《人道报》编辑部的前言一并引来：
第三国际
我们的朋友拉姆赛?麦克唐纳战前是下院中一位有声望的工党领袖。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他同那些把这次战争当作维护权利的战争来拥护的人相反，认为谴责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乃是自己的职责。因此，8月4日以后他就辞去了“工党”（Labour Party）的领导职位，并同他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的同志们，同我们大家所称颂的凯尔－哈第一起，毫无畏惧地宣布以战争反对战争。
这样做需要有充分的始终如一的英勇气概。
麦克唐纳以他本人的行为表明：勇敢，象饶勒斯所说的，“就是不服从冠冕堂皇的骗人的法律，不随声附和，不跟着愚人鼓掌，不跟着狂热者嘘叫”。
在11月底的“奉命”选举[注：直译“卡叽选举”，这是奉命投政府候选人票的士兵们对这次选举的叫法。（《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原注。——编者注）]中，麦克唐纳被劳合－乔治击败了。我们可以放心，麦克唐纳一定会东山再起，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和国际政策中分立趋势的产生，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幸。
当然，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意见的差异和方法的不同并没有任何害处。要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实验的阶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业已确立，但是，最有成效地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促使革命胜利的策略，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出结论，还必须加以讨论。只有深入地研究这一切问题，我们才能达到更高的真理。
各执一端就会互相冲突，这种斗争能促进社会主义观点的巩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对方看作叛徒，看作不受天佑、应被关在党的天国大门之外的信徒，那就会造成恶果。
从前，独断主义精神曾在基督教中燃起消灭魔鬼维护主的荣誉的内战，如果社会主义者受这种精神支配，资产阶级就会高枕无忧了，因为不管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地方性的和国际性的胜利如何伟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时期现在尚未结束。
不幸得很，目前我们的运动遇到了新的障碍。莫斯科成立了新的国际。
这件事使我本人深为痛心。——要知道，目前社会主义国际的大门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都是敞开的，因此，尽管布尔什维主义在其中引起了种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歧，我仍然不了解为什么它的左翼一定要脱离这个中心而组成独立的集团。
首先应当记住，我们还处在革命的诞生时期。从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管理形式，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而还不能认为是最终确定的形式。
一把新扫帚最初怪好使，但是使到后来会怎样，就不能过早地下断语了。
俄国不是匈牙利，匈牙利不是法国，而法国又不是英国，因此，谁如果根据某一国家的经验在国际中制造分裂，谁就暴露出他的罪恶的愚蠢。
俄国的经验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谁来回答这一问题？协约国政府惟恐我们了解全部底细。但有两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
首先我们知道，革命并不是由现在的俄国政府按照预定计划完成的。它是随着事变的进程而展开的。列宁在开始同克伦斯基斗争时，曾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后来事变促使他解散了这一会议。当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苏维埃会在政府中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
其次，列宁曾完全正确地劝告过匈牙利人，叫他们不要盲目地仿效俄国，要让匈牙利的革命自由地、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发展。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经验的发展和变动，无论如何不应引起国际内部的分裂。
所有社会主义政府都需要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国际应当以谨慎的和批判的眼光来注视它们的经验。
我刚从一位最近见过列宁的朋友那里听说，任何人批评苏维埃政府，都不如列宁本人那样无所顾忌。
***
既然战后的混乱状态和革命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那么，从某些社会主义派别在战时所持的立场是否能找到分裂的根据呢？我坦白地承认，在这里是可以找到较为正当的理由的。但是，即使真的存在着在国际中实行分裂的某种借口，莫斯科代表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也无论如何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
有人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就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讨论，不过是对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让步。我是拥护这种观点的。
伯尔尼代表会议不仅没有可能就这一问题作出多少有点历史价值的决定（虽然这种决定可能有一些政治价值），而且问题本身也提得不恰当。
对德国多数派的谴责（德国多数派受到这种谴责是完全应该的，因而我曾十分赞同这种谴责）并不能说明战争的起因。
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公开涉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对战争所持的立场。
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提出社会党人在战时所必须遵循的任何行动公式。国际在战前谈到的只是：如果战争具有民族防御性质，社会党人就应当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谴责谁呢？
我们中间有些人知道，国际的这些决定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南。
我们知道，这次战争必定会以帝国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们既不是通常所说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反和平主义者，我们只是赞同在我们看来是唯一符合国际主义的政策。但国际从未向我们指示过这类的行动路线。
正因为这样，战争刚一爆发，国际就遭到了破产。它丧失了自己的威信，也没有颁布过一项决议，使我们今天可以根据这项决议指责那些忠实地执行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
因此，目前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不应由于对以往事件持有不同意见而分裂，而应在我们当前所处的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建立一个真正积极的并有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
必须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必须为国际的社会主义行动奠定牢固的基础。
如果发觉我们在这些原则上有着重大的分歧，如果我们不能就自由和民主问题达成协议，如果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的看法完全不一致，最后，如果证明战争确已使国际的某些支部受到帝国主义的毒害，——那时，分裂才是可以容许的。
但是，我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不幸。
所以，莫斯科的宣言使我感到痛心，至少这一宣言是过早的，当然也是无益的；我希望在最近不幸的四年当中蒙受了这样多的诽谤和灾难的法国同志们，不要失去耐心，不要从自己方面来促成国际团结的破裂。
否则，他们的子孙就得重新恢复这种团结，如果无产阶级注定有一天要管理世界的话。
詹·拉姆赛·麦克唐纳
读者们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力图证明分裂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正是拉姆赛·麦克唐纳这个第二国际的典型代表，这个谢德曼和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和布兰亭等人的可敬的战友的议论，证明了分裂的不可避免性。
拉姆赛·麦克唐纳的文章是貌似社会主义的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的最好样本，这些东西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被用来掩盖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政策是由来已久的。
一
让我们先从极不重要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谈起。作者和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里）一样，重复着资产阶级的谎言，似乎在俄国谁也没有预见到苏维埃的作用，似乎我和布尔什维克同克伦斯基展开斗争只是为了召开立宪会议。
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其实早在1917年4月4日，即我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一天，我就提出了要苏维埃共和国而不要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提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7、108、115页。——编者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曾在报刊和会议上多次重申了这一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29日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30—456页。——编者注]中曾庄严地正式宣布了这一要求。不愿了解这一点，就是不愿知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相。不愿了解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比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前进了一步，而苏维埃共和国则比后者前进了两步，那就是漠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区别。
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当问题在俄国提出了两年之后，苏维埃革命在俄国胜利了一年半之后，还看不见这种区别，这就是执迷不悟地甘愿做“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俘虏，也就是甘愿做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的俘虏。
同这种人分裂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决不能同倾向资产阶级的人手携手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象拉姆赛·麦克唐纳或考茨基这样一些人来说，把那些说明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以及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以前和以后对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文件熟悉一下，也许是一种困难，但如果这些“领袖们”连这点小小的“困难”都不想克服，那么，指望他们有决心有能力来克服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大得无比的困难，岂不是笑话吗？
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
二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谎言（即充满在拉姆赛·麦克唐纳整篇文章中的无数谎言中的另一谎言，在这篇文章里，谎言大概比字数还要多）。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谎言。
詹·拉·麦克唐纳断言，似乎在1914—1918年的战争以前，国际只说过：“如果战争具有民族防御性质，社会党人就应当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
这是一种令人震惊、令人愤怒的对事实的回避。
大家知道，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30]是各国社会党人所一致通过的，在国际的全部文件中，只有它恰好谈到了1912年就在公开准备的、1914年爆发的英德帝国主义强盗集团间的战争。就是针对这次战争，巴塞尔宣言指出了三点，现在麦克唐纳对此避而不谈，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犯下最大的罪行，同时也证明同麦克唐纳这一类人分裂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三点就是：
决不能以民族自由的利益来为日益逼近的战争辩护；
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次战争中互相射击就是犯罪；
战争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这就是麦克唐纳“忘掉”的三个主要的根本的真理（虽然他在战前曾签名表示拥护），麦克唐纳“忘掉”它们，实际上就是转到资产阶级那边来反对无产阶级，从而证明分裂是必要的。
有的政党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不能以自身行动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诚意有本领使这些真理深入群众意识，共产国际决不能和它们团结一致。
凡尔赛和约甚至向傻子和瞎子、向许许多多近视的人证明，协约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和德国一样沾满鲜血的龌龊的帝国主义强盗。看不到这一点的，只能是在工人运动中有意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伪君子和造谣家，资产阶级的直接代理人和帮办（美国社会党人所说的labou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即为资本家阶级效劳的工人长官），只能是那些屈从于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小资产者、庸人、资本家的应声虫。这两类人的差别，从个人来看，即从评价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中的某一个人来看，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即从千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差别就不重要了。
1914—1918年的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罪恶的、反动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场战争期间不懂得这点的社会主义者，就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口头上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实际上却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把英德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进行的同样肮脏、贪婪、血腥、罪恶、反动的战争说成是“民族的”、“解放的”、“防御的”、“正义的”……战争。
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就是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就是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这就是同“本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就是同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无产阶级。
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谁不了解这一点，就让他留在社会主义叛徒们的伯尔尼黄色国际里好了。
三
拉姆赛·麦克唐纳和“沙龙”社会主义者一样，只知信口开河，丝毫不懂得自己所说的话的严重意义，丝毫不考虑到说了就要做，竟幼稚可笑地宣称：在伯尔尼曾作了“对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让步”。
一点不错！我们认为整个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因为它的全部政策都是对资产阶级“让步”。
拉姆赛·麦克唐纳很清楚，我们成立了第三国际，并已斩钉截铁地与第二国际决裂，因为我们确信它已毫无希望，不可救药，它在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充当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行为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拉姆赛·麦克唐纳想议论第三国际，却又避开问题的实质，兜圈子，说空话，不谈该谈的事情，这是他的过错，他的罪恶。因为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真实，对它的事业来说，没有比冠冕堂皇的、庸俗的谎言更有害的了。
关于帝国主义以及它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与工人领袖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有联系的问题，很早很早就提出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这40年中，经常指出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由于英国经济的特点（拥有很多殖民地，垄断世界市场等等）而资产阶级化的事实[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377—382页；第28卷第146页；第29卷第344—345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353页；第37卷第314—316页。——编者注]。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曾光荣地招致当时“伯尔尼”国际派的卑鄙英雄们、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痛恨，原因是他痛斥了英国工联的许多领袖，说他们是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或在工人运动内部替资产阶级效劳而领取津贴的人物。
在英布战争[31]期间，盎格鲁撒克逊的刊物就已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和最后）阶段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不是别人，正是拉姆赛·麦克唐纳在那时退出了“费边社”[32]这个“伯尔尼”国际的原型，这个曾被恩格斯在他和左尔格的通信[注：同上，第39卷第6—10页。——编者注]里天才地、鲜明地、正确地描述过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和模型。“费边帝国主义”——这就是当时在英国社会主义书报中流行的一个用语。
如果拉姆赛·麦克唐纳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对他就更糟糕了。
“费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东西：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种现象在现在，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和战后，已成为世界的事实了，不了解这一事实，是“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最严重的盲目无知，是它的最大的罪行。机会主义或改良主义必然转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或社会沙文主义，因为帝国主义造成极少数最富有的先进国家去掠夺全世界，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用自己的垄断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来收买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
只有十足愚昧无知的人或伪君子才看不见帝国主义时代这一事实的经济必然性，这些伪君子欺骗工人，重复着关于资本主义的老生常谈，以此来掩盖社会主义内部整整一个派别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沉痛事实。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无可争辩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尽管“伯尔尼”国际的某些成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天真的愿望，但按它真正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作用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他们在工人运动内部活动，在这个运动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在具有悠久的民主议会制文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学得很到家的不仅是使用暴力，而且还有欺骗、收买、阿谀以至这些手法的最巧妙的形式。英国“工人领袖”（即资产阶级哄骗工人的帮办）的赴“宴会”所以人所共知，不是没有原因的，恩格斯早就谈到过他们。[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4—318页。——编者注]克列孟梭先生对社会主义的叛徒梅尔黑姆的“迷人的”接待，协约国的部长们对伯尔尼国际的领袖的殷勤的招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无不如此。一位聪明的英国女资本家[33]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海德门先生说：“你们训练他们，我们收买他们。”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过这位太太——她比所有“伯尔尼”国际的领袖加在一起还要高明——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把一些工人训练成社会主义领袖的“功劳”。
战争期间，当王德威尔得、布兰亭这一帮叛徒们举行“国际”会议时，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曾极刻毒而又极正确地嘲笑说：“王德威尔得这伙人好象得了一种类似颜面痉挛症的病。患这种病的人说不上一两句话，面部肌肉就痉挛起来，露出一副怪相，王德威尔得之流与此相仿，一发表政治言论，就免不了鹦鹉学舌似地重复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等等。让他们去重复那些神圣的公式吧，只要他们在我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奴役工人时能帮助我们愚弄工人并为我们资本家服务就行。”
英法资产者有时是很聪明的，他们对“伯尔尼”国际的奴才作用作了绝妙的估价。
马尔托夫曾在什么地方写道：你们布尔什维克辱骂伯尔尼国际，但“你们的”朋友洛里欧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是骗子的论据。因为谁都知道，洛里欧是公开地、真诚地、英勇地为第三国际斗争的。1902年祖巴托夫在莫斯科召开工人会议，企图用“警察社会主义”愚弄工人时，工人巴布什金（我从1894年起就认识他，那时他在我的彼得堡工人小组里，他是最优秀最忠实的工人“火星派分子”之一，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906年在西伯利亚被连年坎普夫枪杀）就出席祖巴托夫的会议，那是去同祖巴托夫主义进行斗争，把工人从它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巴布什金丝毫不是“祖巴托夫分子”，正如洛里欧丝毫不是“伯尔尼分子”一样。
四
第二个结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者”不能象拉姆赛·麦克唐纳在他的文章里所做的那样，以口头上承认革命来支吾搪塞。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掩盖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第二国际的基本罪恶，我们正在同这种罪恶作殊死的斗争。当人们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已经遭到可耻的破产时，应该善于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是说，破产和死亡的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为第二国际具有历史功绩，具有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抛弃的εíｓαεí（不朽）成果：它创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合作社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利用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等等。
为了实际战胜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死亡的机会主义，为了实际帮助甚至拉姆赛?麦克唐纳也不得不承认是行将到来的革命，应当：
第一，要以同改良相对立的革命的观点进行一切宣传鼓动工作，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议会、工会、合作社等等的每一步工作中，不断地向群众讲清革命和改良的对立。在任何情况下（特殊情况例外）都不要放弃利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自由”，都不要拒绝改良，但是只把它看成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伯尔尼”国际的所有政党没有一个能符合这种要求。甚至没有一个政党显示出它已懂得应该怎样进行一切宣传鼓动，怎样阐明改良和革命的区别，怎样坚定不移地教育党和群众去进行革命。
第二，要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经常教导这一点，特别是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卑鄙的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讥笑这一点，沾沾自喜地赞扬西欧各国、各共和国等等的“法制”、“民主”、“自由”。现在已经只有那些完全用空话欺骗工人的真正骗子才会否认布尔什维克的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笼罩着资产阶级的恐怖，不禁止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由，不禁止在这方面进行宣传和开展组织工作的自由。有的党直到今天还不承认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这种情况，还不违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议会的法律去进行系统的全面的不合法工作，这样的党就是以口头承认革命来欺骗人民的叛徒和恶棍的党。这样的党只有在黄色国际即“伯尔尼”国际中才有地位。共产国际是不要它们的。
第三，必须不断地进行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战前，特别是战争期间，在政治领域里，尤其是在工会和合作社里已经暴露出真面目的机会主义领袖，全部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中立”论身一种虚伪和卑鄙的遁词，它在1914—1918年间帮助资产阶级掌握了群众。口头上拥护革命，实际上不进行坚定不移的工作，不在所有一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散播革命政党的（只能是革命政党的）影响，这样的党是叛徒的党。
第四，决不容许口头上谴责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进行革命斗争使殖民地（和附属民族）从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这是假仁假义。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政策。英、法、荷、比等国的党，都是在口头上仇视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在“本国”殖民地内进行革命斗争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不经常援助殖民地内已经普遍开始的革命工作，不把殖民地革命政党所需要的武器和书报送到殖民地去。这些党是恶棍和叛徒的党。
第五，极端虚伪是“伯尔尼”国际的党的典型的特征，它们口头上承认革命并以漂亮的革命词句来向工人夸耀，实际上却以纯粹改良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增长的征候、萌芽和表现，对待群众破坏资产阶级法律和越出一切合法范围所进行的各种行动，如群众性罢工、街头示威、士兵抗议、军队中的群众大会、在兵营内散发传单等等。
随便问一位“伯尔尼”国际的英雄，问他的党是否在进行这种经常性的工作，他就会支吾搪塞地回答说，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组织和机构，他的党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能力，以此来掩盖他的党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事实，也可能装腔作势地说，他的党反对“盲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也正是伯尔尼国际背叛工人阶级、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阵营的表现。
所有这些无赖——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拼命吹嘘他们“同情”所有革命，特别是同情俄国革命。但只有伪君子或傻瓜才会不了解，俄国革命特别迅速地取得成功是和革命政党按上述方针所进行的长期工作分不开的，这些工作就是：用多年的时间建立了领导示威和罢工并在军队中进行工作的经常性秘密机构，仔细地研究了各种方法，创办了总结经验并以必须革命的思想教育全党的秘密刊物，培养了进行上述各种工作的群众领袖，如此等等。
五
最深刻最根本的意见分歧是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种分歧概括了上述一切，说明革命无产阶级必然要同“伯尔尼”国际在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伯尔尼国际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最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或者装作不了解）1914—1918年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因而也不了解这一战争在一切先进国家内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的不可避免性。
布尔什维克早在1914年11月就已指出这种不可避免性，当时各国的庸人，其中包括伯尔尼国际的所有领袖，都报以愚蠢的嘲笑。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在许多国家里，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芬兰、匈牙利、德国以至在中立的瑞士，都已经成为事实，而国内战争正在酝酿的情形也可以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先进国家中观察到，感觉到，注意到了。
现在，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如拉姆赛·麦克唐纳），或者说些甜蜜的调和的话来回避不可避免的国内战争（如考茨基之流先生们），就等于直接背叛无产阶级，就等于在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们早已懂得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在出色地、周到地、有条不紊地准备这场战争，加强自己进行战争的阵地。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内战中镇压无产阶级，为此，他们竭尽全力，费尽心机，下定决心，不惜犯下任何罪行，使许多国家遭到饥饿和屠杀。可是，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却象傻瓜、虚伪的神父或学究式的教授一样，重复着改良主义的陈词滥调！没有比这更令人讨厌、令人恶心的场面了！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继续拿革命来恐吓资本家，拿内战来威胁资产阶级，就是要他们让步，要他们同意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整个伯尔尼国际的全部著作、全部哲学、全部政策归结起来都是这样。这种可怜的奴才手法，1905年我们在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那里看到过，1917—1919年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看到过。关于应该教育群众，使他们意识到必然而且必须在内战中战胜资产阶级，应该从这一目标着眼来执行全部政策，从这一观点而且只从这一观点来阐明、提出和解决一切问题，——关于这些，伯尔尼国际的奴才们连想也没有去想。因此，我们的目标只能是：把这些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即伯尔尼国际十分之九的领袖，完全推到资产阶级仆从们的污水坑里去。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仆从，他们能得到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使人民脱离革命。
考茨基之流以及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著作，归结起来都是这种胡说，都是害怕革命的胆小市侩的抱怨。
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重述，到底哪些根本的经济原因使得必须走革命道路和只有走革命道路，使得除内战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来解决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关于这些，应当写好几卷书，而且将来是会写的。如果考茨基先生们和伯尔尼国际的其他领袖们不懂得这些，那只好说，无知比偏见离真理还近一些。
因为现在，在大战以后，那些无知而真诚的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的拥护者，已比那些满脑袋学究式改良主义偏见的考茨基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布兰亭之流、屠拉梯之流等等先生们，更易于了解革命、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性了。
群众的革命意识正日益增长，这已成为到处都可看到的普遍现象，昂利·巴比塞的小说《火线》（《Le feu》〉和《光明》（《Clarté》），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前一部小说已经译成各种文字，并在法国销售了23万册。这本书非常有力地、天才地、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完全无知的、完全受各种观念和偏见支配的普通居民，普通群众，正是因受战争的影响而转变为一个革命者。
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他们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转到我们这边来。伯尔尼国际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只要在群众面前把它彻底揭穿，它就会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战争期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曾被协约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报纸用来欺骗群众，好象法英帝国主义强盗和掠夺者是同情这位英雄，同情这位他们所说的“唯一正直的德国人”的。
现在，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同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谢德曼之流，同扮演着工人出身的刽子手角色而为资产阶级执行刽子手职务的谢德曼之流呆在一个组织里。口头上虚伪地“谴责”谢德曼之流（好象一“谴责”，事情就会改变似的！），实际上却和凶手们同在一个组织里。
1907年已故的哈利·奎尔奇被德国政府驱逐出斯图加特，原因是他把欧洲外交家会议称为“强盗会议”[34]。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不仅是一群强盗，而且是一群卑鄙的杀人犯。
他们是逃不脱革命工人的审判的。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拉姆赛·麦克唐纳只敷衍了事地说了几句，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论题。
不，是行动的时候了。讨论已经晚了。
伯尔尼国际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能够承认一切，能够在一切文件上签字，只要保持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就行。现在，考茨基已经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已经在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上签字了！
他们是丝毫不值得信任的。
需要的不是在口头上承认，而是在实际上与改良主义政策、与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一刀两断，在实际上执行革命阶级斗争的政策。
这些人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想借此偷运他们那些货色，如“多数人的意志”、“全民投票”（考茨基就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拒绝彻底消灭、炸毁、摧毁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对于这种改良主义的新手法和新计谋，应该引起高度的警觉。
如果大多数人口不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考茨基之流把这个真理歪曲成好象必须“大多数人投票”，才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
多么可笑的学究啊！他们不了解，局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制范围、机构和惯例的投票，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而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过渡到无产阶级民主，必须彻底打碎和摧毁这种国家机构。
他们不了解，当无产阶级专政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根本不是用投票来解决而是用内战来解决的。
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这个阶级要掌握全部新的国家机构，要战胜资产阶级，要中立整个小资产阶级，即农民、小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为的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历史的最紧要关头，即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国家政权并在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借助这个政权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去最后消灭阶级的时候，实际上忘记阶级斗争。
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是一些十足的庸人，他们重复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滥调，而没有看到，他们是在重复早已被粉碎了的关于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没有了解到，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剥削者、资本家。
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已经死去，就象资本主义已经死去一样。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是不能使它复活的。
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自由（摆脱资本家的自由，摆脱商品交换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平等（不是阶级的平等——考茨基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就滑入了这种庸俗见解的泥坑——而是推翻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的平等）的真实内容。
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制止其他一切阶级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给予劳动者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只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不仅给他们“权利”，而且使他们能实际享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一切。
谁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苏维埃政权，或无产阶级民主）的这个内容，谁就是白使用了这个字眼。
在这里，我不能更详细地来发挥这些我已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小册子中阐明了的思想。[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和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到这里可以结束了，我愿意把这些意见献给即将出席1919年8月10日伯尔尼国际卢塞恩代表大会[35]的代表们。
1919年7月14日
载于1919年8月《共产国际》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90—109页
【注释】
[27]《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曾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82。
[28]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82。
[29]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82。
[30]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87。
[31]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90。
[32]费边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由于在英布战争问题上和费边社有分歧，麦克唐纳于1900年4月退出了费边社。——90。
[33]指英国女资本家多罗西·内维尔。——92。
[34]这里说的欧洲外交家的会议是指海牙会议。1907年8月，英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哈·奎尔奇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把当时举行的这个会议叫作“强盗会议”，因此被德国政府驱逐出斯图加特。——98。
[35]指伯尔尼国际于1919年8月2—9日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代表会议。该国际原来打算召开“世界代表大会”，但因为只有40名代表到会，所以改称代表会议。会议议程是恢复国际和国际政治形势这两个问题。在本卷收载的《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列宁对这次代表会议某些代表的发言作了评论。——101。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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