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实践

 

陈士榘, 湖北荆门人, 1909年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师参谋长、陕北红三十军代军长, 八路军第三四三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第一一五师参谋长、滨海军区司令员,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参谋长, 第八兵团司令员, 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教育长, 工程兵司令员、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顾问等职。

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率部参加广阳、赣榆、营县、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洛阳、开封、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他胸怀全局, 多谋善断, 果敢坚决, 善于攻坚, 为工程兵和国防工程、“两弹”基地工程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今年是陈士榘上将诞辰110周年, 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为新中国国防建设作出贡献的开国将军。

出任工程兵司令员
 

1952年9月18日, 正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担任教育长的陈士榘调任解放军工兵司令员。陈士榘到任时, 工兵领导机关刚刚建立, 人员少, 任务重, 困难多, 机关、部队都有一些亟待处理的问题。他针对工兵领导机关新组建的情况, 统筹安排各项工作, 重点是尽快健全兵种机关, 以领导全军工兵部队开展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12月26日至1953年1月7日, 工兵召开第一次军事训练会议, 陈士榘在会上作工兵建设报告。他强调全军工兵部队要认真贯彻军委军事训练方针, 改变战争年代的训练状况, 实行统一的正规训练, 全面打好专业技术战术基础, 提高部队的战斗工程保障能力。会议确定工兵军事训练以野战工兵部 (分) 队为主要对象, 以专业技术战术为重点, 以提高战役战斗工程保障能力为主要目标。为适应正规训练的需要, 工兵司令部颁发了全军工兵部 (分) 队军事训练大纲, 翻译出版了《军用道路》《爆破》《野战筑城》等教范教令。建筑部队和担负施工任务的野战工程兵部队 (包括队属工兵) , 贯彻施工结合训练的原则, 军事训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9月21日, 陈士榘经过大量调查研究, 并参照苏军工兵建设经验, 与副司令员李迎希、副政治委员黄志勇共同向中央军委报告, 提出将28个工兵团按照任务区分为工程工兵团、舟桥工兵团、建筑工兵团三种性质的部队, 工程工兵团担负构筑指挥所、抢修道路桥梁、设置和排除障碍物的任务, 舟桥工兵团担负保障部队克服江河障碍的任务, 建筑工兵团担负构筑技术复杂的坑道、永备工事和主要道路桥梁的任务。23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签署同意并报请毛泽东批准。这一方案的实施, 使工兵部队的编制和分工更为科学, 在提高全军工兵部队专业技术和战术水平、有计划地装备和使用部队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工兵领导机关成立初期,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开办正规院校, 为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的指示精神, 先后以中南军区工兵学校 (前身为东北工兵学校) 及华北军区工兵教导大队为基础, 组建了长沙高级工兵学校;以华东军区工兵第三团及特科学校工兵大队为基础, 组建了南京工兵学校。

长沙高级工兵学校, 学员主要是部队连营干部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 着重学习合同战术、专业基础理论和工兵战术、培养工兵中级指挥员及参谋、教员。南京工兵学校, 重点培养具有专业水平的工兵初级指挥员。陈士榘曾担任军事院校领导, 对教育训练工作熟悉, 他到工兵任职后, 对工兵院校建设很重视, 亲自主持院校工作会议, 审批教育训练大纲, 有时还到课堂听教员讲课, 到现场指导演练。

陈士榘认为, 工兵初建急需大批有文化知识的人才, 应通过建立更多的学校, 培养提高广大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他和其他领导带领工兵机关有关人员, 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创造条件, 并争取军委总部的同意和支持, 积极进行建立新院校的工作。在他领导下, 工兵 (工程兵) 在江苏无锡开办了工兵文化速成中学, 将北京军区第三文化学校改建为工程兵预备学校, 将吉林工兵训练基地扩建为工程兵技术学校, 将昆明军区第十速成中学改为工程兵第二预备学校。这些院校的建立, 在为部队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年5月,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关于工兵机关编成的报告, 正式颁发工兵机关编制表。工兵机关设司令部、国防工程建筑部、干部部、器材部、政治委员办公室和工兵杂志社。

 

 

1955年8月11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工兵改称工程兵。陈士榘任工程兵司令员。1960年11月, 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批准陈士榘和政治委员黄志勇的报告, 成立工程兵后勤部。从此, 工程兵领导机关三大部均告成立, 各部领导干部先后配齐。

1964年6月10日, 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接见工程兵参谋长谭善和时, 要求工程兵做好军事训练的汇报表演, 届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观看表演。陈士榘等听取谭善和的汇报后, 决定立即组织力量, 做好准备。在准备阶段, 陈士榘深入作业现场一丝不苟地检查和指导, 要求全体人员严格要求、严格把关, 确保质量。

6月16日17时许,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各中共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三总部以及中央、国家各部委领导, 在罗瑞卿、陈士榘陪同下, 来到群山环抱的十三陵水库表演现场观看表演。

工程兵汇报表演有“对空抛射手榴弹”“水雷”“火障碍”等12个项目。“火障碍”表演开始, 在检阅台正前方的水面上出现两道烈焰腾空的火墙;接着“水雷”爆炸, 数根水柱冲天而起;“对空抛射手榴弹”, 空中顿时火光闪闪, 像天女散花一般, 出现无数白色和黑色的烟云。由此构成了立体的空中杀伤区。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仔细观看每一个表演项目, 连声称好。在观看表演中, 朱德高兴地对陈士榘等工程兵领导说:工程兵这些年发展很快, 工程兵能打空降, 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国外也没有, 工程兵已经成为合成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战争不能缺少的兵种。朱德还勉励陈士榘等工程兵领导, 要努力把工程兵建设好。

组织国防工程和“两弹”基地工程建设
 

1952年8月,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针对美国陈兵台湾、入侵台湾海峡, 并在中国东南、西南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威胁中国安全, 台湾国民党军也经常窜犯骚扰东南沿海地区的严峻态势, 作出了大规模建筑国防工事的决定。10月, 毛泽东签发设防命令指出:在沿海的战略要地和主要作战方向, 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的国防工事, 已成为国防建设的重要任务。1953年7月, 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加强海边防战备的指示, 要求华东、中南、西南各军区的海边防部队提高警惕, 加强战备, 在重要岛屿和海边防要点修建坚固工事。从此, 揭开了中国有史以来大规模国防建设的宏伟篇章。

工程兵承担工程建设的组织计划、勘察、设计、器材供应、施工和技术骨干的培训任务。陈士榘怀着强烈的使命感, 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防工程建设中去。1952年以后, 陈士榘曾多次陪同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前往沿海实地踏勘。在勘察之前, 陈士榘指派军事建筑部勘察、计划、设计部门的领导到预设防区调查研究, 要求他们会同军区作战部人员到实地校正地图 (因军用地图大都是国民党军30年代绘制的, 错误较多) , 供首长图上作业, 较准确地标示设防地域;实地调查有无敌登陆的情况, 如有, 需搜集其登陆时间、地点和作战规模等资料;勘察设防区域陆地、滩头、海域等情况, 提出设防区选点定位的初步设想。陈士榘掌握第一手资料后, 根据不同地域的情况, 及时提出了自己对沿海设防的看法和建议。

1953年上半年, 陈士榘兼任部长的军委军事建筑部连续三次召开由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工兵指挥部等单位领导参加的国防工程会议。在第一次国防工程会议上, 陈士榘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建筑国防工程的指示和“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设防方针。会议确定了“先重点、后次要, 先前沿、后纵深”的设防程序, 取得经验, 全面推广, 并提出了训练部队、培训干部等具体要求。在第二次国防工程会议上, 他进一步明确了以坑道为主, 结合掘开式工事的建筑原则。这些设防方针、原则, 使全军工程兵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技术上为开展大规模施工作了准备。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从1954年初开始, 国防工程建设首先在沿海设防地区展开, 主要是修筑防御阵地。2月, 陈士榘主持军事建筑部召开第四次国防工程会议, 明确国防工程建设按国家经济水平规划与部署。8月, 陈士榘审批签署军事建筑部向全军施工部队颁发的计划统计工作的几项规定。这些规定的实施, 使国防工程建设逐步走向正规, 保证了施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1955年2月21日至3月2日, 陈士榘主持军事建筑部召开全军第五次国防工程会议。与会人员听取了关于国防工程防原子、防化学问题的讲课。总参谋长粟裕到会作重要讲话, 强调“国防工程建设应以防原子着眼, 适当地加强和改善工事”。据此, 陈士榘和军事建筑部副部长徐德操多次组织部队研究试验, 重新设计, 增加阵地工程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的防护措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 全国主要设防地域均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核心阵地与前沿支撑点相结合的环形防御体系, 基本上达到了长期坚守、独立作战、有效歼敌的要求。

8月, 人民解放军首项大型指挥防护工程建设开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 专门组成了工程委员会, 总参谋长粟裕任主任。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陈士榘和徐德操及工程兵的苏联专家多次到实地勘察和研究工程的布局, 陪同粟裕实地和空中勘察定点, 当面向彭德怀汇报工程选址和工程内部设施及建设规模等情况。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工程建设方案后, 陈士榘立即召集机关部、处领导, 研究组建工区、抽调施工部队和筹备施工所需的机械器材等事宜。施工期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等领导, 多次视察工地、看望部队, 解决生活与施工中的实际问题。

在国家经济最为困难和苏联单方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双重压力下, 陈士榘和工程兵党委要求施工部队指战员和科研人员艰苦奋斗、战胜困难、刻苦攻关, 走独立自主搞科研设计的道路。科研设计人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工程设计不但未曾中断, 反而不断发展创新, 工程总体结构完整, 工程抗力和安全性能进一步提高。这项工程历时7年, 施工部队不畏艰险, 始终保持旺盛劳动热情, 勤俭施工, 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任务, 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赞扬和国防部通令嘉奖。

1957年秋, 中共中央根据导弹、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 决定筹建综合导弹试验场。1958年初, 陈士榘先后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海军训练基地副司令员杨国宇等偕同苏联专家, 分别对陆上和海上勘察选址。3月,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召集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和陈士榘等人开会, 明确导弹试验场的设计、施工由工程兵承担。4月, 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5月, 又决定以第十九兵团机关、志愿军工程兵指挥部和志愿军后勤部第二分部为基础, 组成以陈士榘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特种工程指挥部, 统一领导试验靶场的设计和施工。

遵照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全力领导特种工程建设的指示, 陈士榘把工程兵司令部的工作暂时交给副司令员徐德操代管。6月初, 以陈士榘为首的选址委员会, 率领由核试验部队、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通信兵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勘察组, 同苏联地质专家以及第二机械工业部、科学物理研究所、工程兵勘察设计部门的专家, 共30多人飞向大西北的罗布泊上空。旷无人烟的沙漠, 几块绿如玛瑙的湖泊镶嵌其中, 他们认为这是十分理想的选点。
 

 
 

陈士榘和毛泽东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 从1958年3月起, 先后有10万指战员开进茫茫戈壁参加工程建设。陈士榘关心施工部队指战员和科技人员, 施工部队吃不上蔬菜和禽蛋, 他多次与后勤部门研究, 想方设法改善部队生活。在连队, 他见有的战士须发长了, 便拿理发工具为战士理发。参加效应试验的技术人员, 初期没有工作服, 常年穿一套棉衣坚持工作, 有的衣面破碎, 棉絮裸露。陈士榘知道这一情况后, 立即指示后勤部门解决了500套棉工作服。

在自然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下, 为加快施工进度、提高工程质量, 陈士榘号召广大指战员开展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活动。从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 部队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达2950多项, 提出科学建议5.2万条, 工程进度一再加快。在陈士榘等组织领导下, 经过施工部队的艰苦奋战, 前期工程一项项地保质保量按时完成。1960年, 总参谋部、国防科委组织质量检验, 工程质量总评优良。专家们评价:工程兵修建的综合导弹试验场工程, “不仅速度快, 而且质量好”。由于提前完成了三年的工程任务, 赶在了苏联撕毁合同之前, 苏方不得不按合同规定将全套设备交付中国。聂荣臻高兴地对陈士榘说:“你们不仅搞出了质量和速度, 也抢回了设备, 意义重大!”

11月5日9时, 中国仿制的第一颗近程地地导弹在发射架上腾空而起, 准确地落到预定目标。喜讯传来, 专程赶来指挥发射的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对工程质量给予充分肯定。陈士榘大声喊道:“工程建设没有问题, 我们实现了周总理指示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958年4月, 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武器试验基地, 陈士榘从聂荣臻处受领基地工程建设任务。千里戈壁, 万里征程, 充满艰辛和危险。1959年冬季, 戈壁沙滩的气温达到零下30摄氏度, 陈士榘率队再度进人新疆的罗布泊现场勘察。吉普车从库米什经甘草泉、乌什塔拉到马兰, 在没有道路和标志的沙漠中颠簸行驶一天, 晚上他们和衣睡在帐篷里。沙漠的晚上天气奇冷, 陈士榘一夜都没怎么睡觉。第二天, 又接紧急通知让他回北京开会。他又从马兰出发, 见司机很疲倦, 便接过方向盘说:我开车, 你休息一会儿。在沙漠里如果没有太阳, 很难辨别方向。由于天黑夜行, 又没有道路, 本应向北开往乌鲁木齐, 却开向西去的库尔勒。一天的路程, 他和随行人员走了3天才到达乌鲁木齐。

长期在戈壁跋涉、颠簸和高原缺氧, 陈士榘积劳成疾。在一次勘察时, 他的血压骤然升高, 眼底出血, 情况十分危险, 被紧急送往医院。

核武器试验基地所在地区平均海拔3200多米, 年平均气温为零下4摄氏度, 高寒缺氧, 无霜期很短, 再加之自然灾害, 粮食供给严重短缺。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 陈士榘率领工程兵施工部队, 怀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以苦为荣, 以苦为乐, 全力以赴, 抢时间、争速度, 加快施工进度。
 

到1962年底, 核武器试验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共修建道路546公里, 建成营房和厂房10万多平方米, 还建成了简易机场, 架设通信线路1800余公里, 圆满完成了工程施工任务。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 寂静的罗布泊上空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球, 原子弹爆炸成功, 工程兵防护所的专家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记录下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效应数据。

力排干扰抓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 工程兵领导机关一度处于混乱状态。陈士榘作为兵种主要领导,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排除干扰, 尽力抓好工作。

1967年5月,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 中国核工业建设调整了战略布局, 许多工厂决定建在西南地区, 并要求转入地下, 突击抢建。陈士榘受领任务后, 迅速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 提出贯彻措施, 确定抽调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师, 第一、第四工区和技术总队等分赴三线地区, 紧急执行工程建设任务。这些工程大都位于偏远山区, 交通不便, 潮湿多雨, 人烟稀少, 生活艰苦。工程兵部队经过7年的艰苦施工, 先后完成了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为祖国的安宁与富强, 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8年7、8月间, “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受极“左”思潮影响, 工程兵一批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被确定转业。某科研所一次就上报4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 其中有不少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生。陈士榘得知工程兵直属院校和科研设计单位都有类似情况后, 立即召集常委开会, 进行专题研究。

他说: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一向重视人才, 制定了许多政策, 并亲自选人、用人。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关键, 现代化战争要靠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人才。这些年来, 我们工程兵工程装备的研制、国防工程科研和设计, 出了许多重要成果, 都是靠他们取得的, 他们是骨干啊!有些同志犯了错误, 要立足教育, 不能当成包袱甩掉, 不能把多年培养的人才放跑了!在他提议下, 工程兵党委作出决定, 各单位大学生复员要报工程兵党委批准, 对已报名单位要复议。

某科研所一位领导对未批准他们上报的几名犯有“错误”的科研人员复员有意见, 陈士榘对其提出批评, 要求这位领导从工程兵建设大局考虑问题, 做好工作。他还找科技人员座谈, 鼓励大家积极工作, 充分发挥作用。陈士榘的做法, 使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深受感动, 激励着他们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 为工程兵建设作贡献。

1969年3月, 珍宝岛作战结束后,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对陈士榘等工程兵领导说:今后作战主要是打坦克, 工程兵的装备如何适应打坦克的要求?你们要很好地研究。陈士榘将叶剑英的指示及时向有关部门传达并组织讨论。从珍宝岛作战的经验中, 工程兵科研人员认识到原来仿制的防坦克地雷存在不少缺点, 比如金属壳易被探雷器探测到, 引信一次受力就起爆, 不易炸毁坦克履带等, 必须研制新的防坦克地雷。

为此, 陈士榘提出由副司令员胡奇才抓这项工作。6月10日, 胡奇才召集工程兵技术装备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开会, 对防坦克地雷怎样实现国产化进行专门研究。会后, 工程兵技术装备研究所在提出设计方案后, 加紧研制, 经反复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 工程兵技术装备研究所还设计了铁壳防坦克地雷和耐爆防坦克地雷。

防坦克地雷研制成功后, 改进布雷手段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广州军区工程兵副主任李魁三、工程师李浓等人首先提出研制火箭布雷车方案。陈士榘指示机关科研部门要积极协助和大力支持。研制出火箭布雷车 (弹) 雏形后, 陈士榘陪同叶剑英到靶场观看汇报表演, 叶剑英看后高兴地说:火箭布雷搞出来了, 这是秘密武器啊!用地雷打坦克便宜, 我看还是地雷打坦克好!此后, 在提高射程、减轻重量、缩小体积、完善结构等方面又对火箭布雷车作了进一步改进, 定型后批量生产, 装备部队。

1969年8月, 中央军委决定修建水下公路隧道工程, 周恩来书面向陈士榘交代任务, 并提出先行试验。陈士榘根据指示精神, 组织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认真研究, 提出具体建议。工程兵党委同意陈士榘的建议, 决定工程科研设计由原子防护工程研究所和国防工程设计所承担, 工程施工由第二工区承担。在地质结构复杂、水下施工风险大、缺乏水文资料的情况下, 陈士榘组织科研、设计单位紧密配合, 对技术难点和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和反复试验。经过三年团结奋战, 按计划完成了施工任务。

1983年7月,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调整军队各大单位领导班子, 同时决定陈士榘离职休养。陈士榘离休后, 主要活动是到一些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访问, 与老战友、老部下座谈, 搜集资料撰写回忆文稿。1995年7月22日, 陈士榘在北京逝世, 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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