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布朗基，很多人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对于“布朗基主义”了解个大概，但是布朗基到底是个啥人，却并不清楚。
 

他一生都在坚持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打倒资本主义的统治，因而遭到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大部分时间在监狱或者流亡中度过。
 

就像他自己的诺言一样，“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就是不断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到死为止。”
 

这种顽强的斗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所缺乏的，所以我们青年一定要学习他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斗争精神。文章原载于《文史哲》杂志，作者为刘贝金，搬运如下，共同学习。
 

链接：http://www.zhurengong.net/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id=8137
 

链接：http://www.zhurengong.net/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id=8168
 

反对空想的空想共产主义
 

   
虽然布朗基不赞同对共产主义作乌托邦式的描绘是颇有见地的，反对离开国家政权问题奢谈社会主义，主张“只有在政治改革后，才能进行社会改革”(41)，也是十分正确的；
 

然而，这是基于他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革命行动，而不是把它作为思潮、理论、运动、制度来全面理解。因之，他就忽视了对工人运动状况的深入考察和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和论证。
 

恩格斯中肯地指出：“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42)
 

理论上的薄弱肤浅使他的学说始终没有上升为科学，因而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反对空想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其空想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导。
 

尽管布朗基在自然观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不能唯物地辩证地去认识社会历史，错误地认为“规律”只是对自然界才有意义，而历史过程却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因此，他只是在形式上接受圣西门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而不能像圣西门那样从历史事实出发去认真地探索和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可以说，较之圣西门，布朗基的历史观只是在个别方面有所前进，从总体来说是退步了。
 

他不了解原始社会，也不能认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他把理性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历史发展过程简单地归结为是从个人主义向博爱主义的转变。
 

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获得解放，主要是由于自身的愚昧无知和私心太重，从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思想条件的产物。
 

据此，他特别强调教育的决定意义，硬说：“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脑袋，而脑袋只有经过教育才有活力。”(43)他甚至由此作出荒谬的结论：共产主义“是教育的结果”(44)，“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45)。
 

显然，布朗基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尤其是丝毫不了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停留在道德谴责的范围，竟把资本说成是“被盗窃的劳动”。
 

在他的社会共和国方案和共产主义蓝图中，根本没有涉及到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的问题。

第二，从理性主义走向个人英雄主义。
 

应该承认，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以革命为职业的布朗基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他在分析1848年革命后的形势时指出：“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于老统治者的意志了。”(46)
 

但他又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自己救自己。从而“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份子的阴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47)。

他在40年代以后固然也注意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可是毕竟是很有限的，其范围没有超出巴黎地区，真正有组织的队伍也没有超过万人。他依靠的只是少数信仰他的主义的革命分子。所以，与其说布朗基在搞群众运动，毋宁说是在运动群众。
 

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而他所主张的专政，实质上“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48)。
 
第三，英雄史观的直接后果，使他陷进主观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泥坑。
 

布朗基也不断回顾、反省革命实践，但他只是偏重在策略和战术上的检查，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只要起义计划得周密和少数人的勇敢壮烈行动，就会取得胜利。
 

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取经验教训。所以，他总是不顾主客观条件，把革命的成功寄托在偶然的事变上，从而导致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列宁正确地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
 

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
 

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过程上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
 

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49)
 

假如说，布朗基学说的空想性质，在它诞生时，主要是由于30年代法国的不成熟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决定的。那么，到了40年代以后，它仍然不能冲破空想的樊篱，则主要是受他本人的世界观和生活状况所制约。
 

布朗基既没有高深的哲学造诣，也没有精湛的经济学修养。他读了一些马克思著作，但不甚了解。他写了不少文章，企图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显得务实有余而理论阐发不足，充满革命热情而缺乏冷静的科学分析，而且行文也不连贯。
 

不过，我们在指出他的严重缺陷时，必须肯定，他毕生忠实地实践他的下述诺言：“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就是不断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到死为止。”(50)他不愧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51)，为革命者树立了光辉典范。（完）

参考资料：

(41)《布朗基文选》第108、12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8页。

(43)(44)(45)(46)《布朗基文选》第102、83、102、106页。

(47)《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8—589页。

(49)《列宁全集》，第3卷第277—278页。

(50)《布朗基文选》第15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0页。

        文章来源于《文史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