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从实践认识生产力等关系原理
发布时间：2020-11-27 来源：紫虬视野 作者：紫虬
【本文摘要】
生产力是通过生产方式而释放出来的；生产力的活跃性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协调性；生产方式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及劳动成果的联系紧密程度，有时会超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生产方式需要适当的生产关系来巩固、维护，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有深刻的、长久的作用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各自作用有一定的独立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决定了经济为本体，政治是灵魂。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经过了一百多年实践的证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的证实。
关键词：政治，经济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1]
马克思在此提出，新的生产方式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方式的独特，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历史的暂时性质。有经典学术文章冲破传统教科书观点指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是正确理解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2］
观察经济历史，也可以发现随着生产资料的创新，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提高效率有诸多因素，而贯穿于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环节，主动劳动还是被动劳动的生产方式，是最根本的因素，同时，为了适应这一点，也要求生产关系相应不断变革。这个特点无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中，都是十分鲜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在不影响垄断寡头利益的前提下，数以千万的员工参与了员工持股；而社会主义做了不同性质的变革。列宁在十月革命4周年之际，最先提出：“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3］毛泽东通过总结鞍钢宪法，对公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的组织建立，对捍卫活劳动的主体性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探索。这些探索无一不反映在生产方式上。
纵观我国生产资源由计划和市场配置探索的历史，笔者理解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作用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
1， 生产力是通过生产方式而释放出来的。无论是建国初期，以人力、畜力为主的集体经济力量兴修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还是今天以客户体验引导的日新月异的电子科技创新。
2， 生产力的活跃性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协调性。科技和管理的创新提升着劳动者统御、运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复杂程度，首先通过生产方式改进而表现出来。例如从人力、畜力的农村能源到集体经济时期的小水电小火电，再到今天特高压大电网条件下的农村电气化和卫星信息传输条件，决定了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
3， 生产方式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及劳动成果的联系紧密程度，有时会超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例如在公有制企业中，官僚主义令人际关系等级化，损害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劳动与成果的不能紧密联系，影响生产效率；在私企中，除了体现资本本能996式的强制性劳动，也有设法使劳动与成果紧密联系的生产方式优化，产生较高的生产率，在危机和竞争阴影下，代表资本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管理者擅长这一点。这种生产方式的优化，和分配、消费领域的福利化同步，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为巧取并垄断剩余价值，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有组织的容忍和妥协政策，也是社会民主党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修正主义，荒谬否定剩余价值论的经济基础凭借。
4， 生产方式需要适当的生产关系来巩固、维护，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有深刻的、长久的作用力。由手工劳动、个体劳动组成的联合劳动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时，在一定的阶段内，小部分生产资料的私有或个体、家庭经营的生产方式，有助于释放生产力，这是私有经济作为补充的存在理由，毛泽东同志直至晚年也在维护不影响集体经济主体的自留地制度［4］。而类似盖茨车库创业阶段，以计算机为主要生产资料时，最适合的生产关系是合伙共享而非雇佣制。互联网经济时期，大数据的社会化不允许数据资源私有垄断，就必须进行公有制改造。在企业生产方式数据化转型中，在资本投资回报制约下，“打工人”的流动率和创新投入不足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瓶颈时，也必须非私有改造，才能培育企业后劲。在房地产投资狂潮裹挟虹吸实体经济，金融垄断出现时，投资并不必然推动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减速直至停滞的根本原因，实行国有重组改造，才能维护和巩固高效的宏观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5， 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各自作用有一定的独立性。企业所有制变动后，人际关系发生质变，对生产方式的作用是根本的，但不是立竿见影的。还要取决于能否巩固或建立持久的适应生产力释放的生产方式。
在《经济学手稿1857年—1858年》中，马克思对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做了清晰的叙述，其辩证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我们摸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深刻指导意义。马克思指出，“必须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5］
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物［6］。它不可能从资本主义“母胎中发展起来”，例如亦步亦趋西方，对内复制过剩与需求不足，产生大规模失业，或复制二战后西方的“金融爆炸”打开的暴利驱动的不动产和建筑业投资，对外复制金融垄断，争夺世界市场。而对于俄、中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与资本主义“相对立而发展”，唯有这样，才“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7］我国在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主体中，付出了十九大提出的“巨大的代价”，是在容纳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扬弃，这种对立、扬弃，以经济活动为主要任务，为本体，又以习近平强调的政治第一为灵魂。这种政治第一，就是毛泽东诠释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理解的两张皮式的、政治分歧者歪曲的、违法的阶级斗争为纲，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产生更强大的生命力。
从一百多年的实践看，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从三个方面得到了证实。
1、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生产方式，作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通过合作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时代就已经“自然而然”的产生了。马克思在评价工人合作工厂时指出：
“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8]
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前，它只有先进的实验意义。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1886年谈到，在保证全社会利益前提下，“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9］
2、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工农阶级掌握劳动资料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同样是东方落后农业国的俄国和中国两国（恩格斯晚年称中国是“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10］），在革命和战后，经济爆发性增长，在社会平等中，人口、寿命的跃升和工业化速度在人类历史上罕见。和建国时期相比，苏联于五十年代，中国于七十年代寿命接近翻番。这一时期，我国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主要是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和组织方式在工农业生产中的运用。28年革命实践积累的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工作作风，优化了公有制生产关系，共产党员骨干的奉献作用，促进了各行各业劳动创新，这些现象经济学不能解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方式，巩固了公有制生产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同时，由于中国封建农业社会重农轻商的自然经济思想影响，商品经济落后。存在着长官意志，包括把重农抑商、小生产的绝对平均主义误为马克思主义纯洁性，以及滋生官僚特权等原因，不遵守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时有产生，阻碍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成果更加紧密的机制性联系的建立，这些现象局部或阶段性存在，违反唯物史观。这就说明，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始终是历史的和暂时的，对其调整没有止境，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整顿、改革、开放，其宗旨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它的历史途径是，为了尊重商品生产中的活劳动主体，必须从发展商品经济入手，承认商品经济等资产阶级法权，活跃生产方式，同时抵御商品占有规律向生产资料占有规律演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公有制和自主联合劳动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必须在斗争中扩大开放，在备战中争取和平。第一代领导人晚年对此做出了对立统一的严重警告，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方式，但是在此后的实践中，受到实用主义真理观指导，走入混淆社会主义本质和任务的二元论，产生了私有经济存量占优的一定程度的经济基础质变。
3、苏联修正主义国家解体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为了发展商品经济，解放生产力，从初建劳务市场到培育劳动力市场，包容了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接纳全要素生产观，边缘化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私有经济飞速发展，直至出现产业垄断到金融垄断，与国家分庭抗礼；国际垄断资本排斥资本对等流动，单向扩张、渗透等因素，产生了境内私有经济存量占优的“五六七八九”繁荣。土地集体所有和住房等公有制遗留，令城乡剩余劳动力降低了再生产成本，支撑了以低廉价格横扫世界市场式的剩余价值输送，暂时缓和了进口国阶级矛盾，同时，又冲击西方制造业，加快了美国等西方经济由实向虚，增加了进口国失业压力。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2013年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揭示，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而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1.45%［12］。从长远看，顺应了进口国资本虚拟化和寄生性，加剧了其社会矛盾。剩余价值向外输送积累了外汇储备，也使境内货币天量增发，助长市场盲目性，刺激了制造业产能和房地产过剩，而庸俗经济学GDP指标的采用［11］，始终混淆着物质财富和泡沫，所发展的巨大生产力，被无时不刻地导入到社会两极分化中去，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美元，但六亿人月入不足千元。对此，党内产生过盲目性，例如2007年即宣布“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13］。十八大后，扶贫攻坚工作全面展开，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与此同时，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广泛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化大生产元素。虽然这个过程被新自由主义思潮用私有化和市场万能论竭力改造为资本主义补课过程，公有经济存量严重削弱，但保留下来的公有经济体在被培育为成熟的市场主体，抵御私有资本自发形成垄断的过程中，还是发挥了主导作用。大型国有资本和依托公有土地成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形成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力，积累了工业反哺农业、消除绝对贫困，弥补农村集体经济破产凋敝、提高公共服务和对外发展一带一路的实力。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以红色文化最终回归统领位置为标志，依靠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力，节制雇佣劳动制度，在一定程度内为活劳动个体自由流动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择优参与合作创新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条件。这种自由，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双重自由，支持了活劳动创新的生产方式，少数先锋企业顺势而为，建立生产资料合作共有的公有形式，形成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成为解放、迸发生产力的典范。总体来看，在实现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的“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做出了生动创新。
2020.10.4初稿，2020.11.23二稿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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