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此文已经刊发在《北京文学》2022年第3期）
 
    我自1968年入伍后，一直在空军的基层部队工作，虽然也时而动动笔墨，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一点通讯、诗歌、散文、杂文等，但始终没将这些当作什么正事。

    1986年，我在某单位当政治处主任。驻地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香山脚下，环境清静而幽雅。更重要的是同志关系融洽。我正意气风发地与他们一起为祖国领空的安全铸造钢铁长城。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调到《后勤》杂志社。因部队工作一时离不开，我接到调令后，报到还不得不拖延了几个月。以至报到时有的领导问我：“人家调总部机关都是急如星火地先来报到，你怎么姗姗来迟？”妻子在与我谈起这段往事时，则常常开玩笑说：“是我暗地里拖后腿才使你成为作家。”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姜丙森社长在那间拥挤、简朴的旧办公室内与我的谈话：“看了你的一些作品，我们认为你的基础更适合做文字性的工作。”他们的言谈话语，使我渐渐悟出了一个真理：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时荣！

   《后勤》的领导都是些心地善良、作风正派、尊崇事业的好干部。不幸早逝的姜丙森热情得像一团火、真诚得像一泓水。他借用了别人两节电池，离别时竟专门自购两节奉还。姜丙森在我报到时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对编辑记者的业余创作，社领导坚决支持，当然不能影响本职工作。

    到职不久，适逢《后勤》发刊400期，领导决定搞一些纪念活动，我得以参与了全过程。

     根据自己所熟悉的情况，我向社领导建议，是否请一些军委领导给刊物题词？得到领导赞同，我便及时联系当时在世的两位老帅的办公室。

    徐向前元帅的两位秘书都是少将，一位名郭春福，一位名李而炳。他们听说此事，立即表示此事很有意义，但徐帅因年高体弱，一般已不再给单位或个人题词了。我说那还有“二般”呢……要不然我再找找我在八一小学的“发小”小岩（徐帅之子）？郭、李两位秘书答应再向徐帅报告一下。

   几天后，我接到徐帅办公室的电话，李秘书告诉我：他们经向徐帅报告，决定给《后勤》杂志发一封关于纪念出刊400期的贺信……

   很快，贺信就寄来了——
 
《后勤》杂志社：

   欣闻《后勤》杂志发刊400期，我谨表示热烈祝贺！

《后勤》杂志是一个面向全军的刊物，创刊三十多年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宣传中央军委关于后勤工作和建设的方针、原则，交流后勤工作的信息和经验，促进我军后勤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军事理论家孙武说过：“今年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古往今来的军事家无不十分重视后勤工作。后勤是重要的战略因素，没有强大的、有效的后勤保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随着现代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采用，对后勤工作的要求更高，后勤工作的任务更艰巨、更复杂。因此，后勤工作必须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一个杂志就是一本教材，希望《后勤》杂志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

                                     徐向前

                                       1989．10．25
 
   大约也就在那前后，徐小岩从二炮司令部通信部副部长调到总参通信部自动化局任局长。到任后他曾几次到仅一墙之隔的《后勤》杂志位于总后司令部办公楼内的编辑部找我聊天儿。有一次邂逅姜丙森社长，还谈到此事。姜社长说徐帅的贺信对后勤工作和杂志工作都阐述得言简意赅、十分到位，对我们办刊很有指导意义。

   聂荣臻元帅的两位秘书也都是少将，一位名周均伦，一位名陈克勤。他们听说此事，都十分支持，立即向聂帅作了报告，并让我草拟了几条内容以供参考。几天后，题词就寄到杂志社，内容是“后勤工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坚强后盾”。

   当时军委有两位副秘书长，一位是洪学智上将，一位是刘华清上将。洪学智是总后勤部的老部长，姜丙森社长与他较熟。他让我专程到采石路洪部长家，向郭、邢两位秘书报告了情况。洪部长处很快就寄来题词“全心全意为全军后勤服务”。

   郭、邢两位秘书还主动联系了刘华清副秘书长，请他也题一个词。几天后，刘华清的题词寄到，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后勤建设”。

《后勤》杂志发刊400期的纪念座谈会开得很隆重，地点是在总后礼堂前厅，总后在家的领导和各业务部的领导，以及杂志社的一些老领导都到会并讲了话。总后领导还在会前与杂志社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当天晚上，总后司令部的徐根初副参谋长和杂志社领导，专门请杂志社的一些老领导在新兴宾馆座谈并共进晚餐。记得杂志社的老社长、后来当过总后政治部副主任的郑坚同志回忆起往事很激动，说黄克诚大将（曾担任过军委秘书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后来才到总参谋部兼任总参谋长）对《后勤》杂志很重视，说《后勤》的创办和后勤学院的创办，是他在总后勤部部长任上办理的两件最有意义、最难忘的事情。

   的确，开国元勋们关心《后勤》、支持《后勤》的历历往事，至今仍能使我感到心里暖暖的。我就是在它的激励下，开始了自己的编辑记者生涯和在文学事业上的追求。

   记者与作家，常只一线之隔，历史上不乏热爱文学的人投身媒体，也有许多记者在见识了社会百态后转型成为作家。那几年我兴致勃勃，从不抱怨，因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整体而言，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如处理得当，也可编创结合，绘制出一道人生彩虹。总之，它看似单调枯燥，但能通过工作实践不断提升自我。杂志社的几年，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一是认真。一篇稿件经过编辑变成铅字，错字错句就长在上面，是无法再更改的。后勤杂志社没有专业的校对团队，都需编辑自己校对多遍。有时，为查一个出处，可谓费尽周折。当然，这个出错不只是错字错句，还有铁的政治标准和纪律。稿子从初稿到最后变成正式出版物，其间的“认真”像一面面镜子，需要照亮稿件的字里行间，也要照亮编辑的眼睛与心灵。编辑不厌其烦地改、校、对、核，最终完成任务，新的任务又来了。多年的认真培养了我的工作态度和人生观与价值观。“认真”就如被镌刻在心中的印记，永难消失。有了“认真”二字，我真正体会到“世上无难事”这几个字的涵义和价值。

   二是耐心。编辑工作离不开“耐心”，没有耐心作底色，一个编辑既做不长久，也做不好，更不要说从中获得乐趣了。一方面，工作本身需要耐心，否则就无法胜任工作。另一方面，编辑工作要与各式各样的作者打交道，有胸襟、好合作、通情理的作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有支持，也使我们受益良多；然而，遇到有个性、多为自己考虑、没办法跟他讲明白道理的作者，编辑就特别需要耐心。面对雪片般的来稿，阅读起来需要时间和周期，但有的作者从投稿之日起，就开始催促，编辑对此需要耐心。作为编辑，被作者反复催稿，容易急躁、无奈甚至厌烦；但是，编辑将自己换成作者心态，就能理解作者，心态自然就平衡了。另一个例子是，我阅读稿件，往往站在学习和提高的角度，有时不耐烦了，就会扪心自问：“作为编辑，再辛苦的阅读还能比得上作者写作辛苦吗？”于是，就释然了。

   三是交流。我通过做编辑几年，与不少作者建了良好关系，也获得很多作者的信任。我一直将作者看成是办刊之源，没作者就没稿件，没稿件又谈何办刊？阅读作者稿件就是一个学习过程。与一些作者交往久了，我感到自己也仿佛变得丰富、饱满、充实。一旦做了编辑就要甘于奉献。为了更好地奉献，就要变得更加努力刻苦，要不断充电。否则，久而久之，编辑就会变得眼高手低：看别人的文章都难入法眼，一旦自己操刀就变得一片空虚。做编辑是需要能力水平的，更需要与作者沟通、交流、对话的能力，还需要站在作者稿件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如果仅满足于编稿，那就很难深入下去，也不会得到作者真正的尊重与信任。

   多年来，我有个心得：就是坚持编创结合，一边认真做编辑工作，一边刻苦创作。多少年过去了，我将几乎所有能利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工作和创作上。

    1987年底我调进《后勤》杂志社时，有一段时间是在总编室做通联和行政工作。后来社领导让我承担了一个全军业务部门的编辑工作。从此，我和解放军审计署的我军第一代审计官们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交往。这也是我在调离《后勤》后仍能创作出以审计官为主人公的在全军获奖的长篇报告文学《执著人生》的原因之一。当中央军委在西南某地组织一次全军性大规模军事演习时，社领导又特意调整工作安排，委派我去现场学习。在1991年7月纪念建党70周年诞辰的时候，《后勤》第7期刊物上曾刊出过一辑“文艺之页”。记得在接到社领导交代的编辑任务后，我及时向一些著名作家约稿，发表了文情并茂的散文、诗歌。这或许是《后勤》杂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文艺副刊。

    这一切都使我眼界大开，仿佛从深谷登上高山。我采写过的干部战士，后来有些或当了将军，或转业、退休，但都成了常有联系的好朋友。

    记得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在机关大院内没有住房，晚上便常常到办公室来与战士作伴，与他们唠家常，并大量阅读从资料室借来的各种书籍，挑灯夜战地写各类稿件，即便是除夕、春节等节假日也不例外。这几位战士都是我先后到河北涿州的总后教导大队挑选的。他们在《后勤》这个集体内都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

    培根有段名言说得好极了：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在《后勤》的经历使我对此体会犹深。我一直把享受寂寞、专心写作当作一项乐在其中的崇高事业。确实，成功常常是与寂寞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不为浮华所动，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寂寞就会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可以说《后勤》的5年编辑记者生涯，奠定了我日后成为一名作家的基础。

    1993年，在做过多年编辑工作之后，我有幸奉调从事专业创作，圆了不少人都曾萌生过的作家梦。我想，人生的道路千条万条，但真正适合你，并值得你一直走到人生终点的恐怕只有一条。春秋日短，事业维艰。一个人要在短暂的一生中事业有成，留下些东西，除了自身不惜衣带渐宽、孜孜以求，还需要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在选定的目标面前没有丝毫懈怠。

    从此，我进入宁静、充实、创造的境界。心态的自由，岁月的流逝，人世的沧桑，都落实在用电脑打出的一个个字上。我把创作的重点放到了报告文学和散文、小说上。可以说近几十年来我完成的每一部作品，所依靠的依然是在《后勤》时积累的那些采访经验。但愿我的追求和辛劳能留下一行或浅或深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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