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驱车来到焦化厂，孙益生没有跟杨文革、李学锋等人下车，他让司机开回高速线材厂。
一个个车间都几乎空荡荡的，往日机器轰鸣、人声喧嚷的厂房里一片沉寂。
孙益生揣摩大多数工人们去分厂外各个东钢大门“聚众封堵”，或者去焦化厂办公楼围观一伙人群殴申玉驹的好戏。
各个轧钢车间的粗、精轧机设备，自早晨一上班就没有正常启动，昨晚生产用的优质碳素钢和普通碳素钢的钢坯剩余材料一堆堆地码成垛，停放在离加热炉不远的空场上。有一部分已吊到钢坯上料台架上，尚未通过辊道输送入加热炉。后面几道工艺流程工序的设施，如飞剪切头、粗轧机、中轧机、预精轧机、夹送及吐丝成圈、集卷、挂卷等设备全都没有人在看守，悄无声息地躺在这里。在建筑用钢这几年一直紧俏的形势下，轧机作业率每每接近90%以上，省内外客户纷纷大量争购钢筋、盘条等产品，但往常无特殊原因像现在这样的闲置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
然而从轧钢一车间到四车间，从机修车间到电气车间，也有几个人在岗位前忙着什么。机修班班长刘顺德正在一个中轧机前面更换轴承，他聚精会神地埋头在那里操作，连孙益生走到跟前都没注意，连头都没抬起来。
“怎么，刘师傅，就你一个人在忙？”孙益生向他打招呼，“今天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刘顺德听到声音就回过头，冲着孙益生憨厚地笑笑，说：“什么事？孙书记，还不是工人们反对宇虹重组东钢，都出去堵门，能有个什么结果还不好说。”
孙益生了解到这是个平时少言寡语、爱钻研机修技术，已经50岁的老工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钢从欧美几个国家引进这套线材过机速度为60米/秒的高速设备，安装基本结束需要单机试车时，外国专家却违约迟迟不到，给工程进度造成极大影响。这套轧机装备虽属世界先进水平，但电气控制系统和机械传动系统分别来自多家外企，调试和正式投产时暴露出不少问题，使东钢相关技术安装部门伤透了脑筋，不得不边生产边改造，并让分厂自己成立了工程技术人员和机修工人相结合的攻关小组，坚持大型改造与小改小革相结合，开展以改造现有设备不合理部位为主要内容的攻关活动。当初，刘顺德就代表工人群众被吸引进这个仿照“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模式成立的攻关小组，也确实搞出一些技术革新改造的项目。其中针对中轧、预轧机轴承原设计不合理、易于损坏的状况，对轴承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与造型，提高了轴承的承载能力，减少了轴承故障的发生，减少了热停工时和检修时间，降低了物资消耗。
2005年东钢公司为宇虹进入重组所搞的裁减员工时，刘顺德本来具备超过30年工龄下岗条件，也被列入了内退名单。但公布前孙益生找到股份公司人事部王金星，提出不同意见得到了考虑，而格外地对他和其他几个老工人予以关照，但对于更多的业务和技术骨干被裁减下来，孙益生也无能为力。
刘顺德至今不清楚他当初没被裁员是谁为他力挺。他只认为自己技术上有过硬的本事，不管谁来重组都得重用他。
孙益生现在是分厂的作业区区长，但工人们仍然称他书记，因为他以前任过分厂多年的书记。称书记似乎已经有点不太时兴，不太合适，但刘顺德仍然坚持这么个叫法，孙益生也喜欢按过去当书记的那套工作方法与工人们打交道。
“那你说说咱们东钢工人，今天反对宇虹重组会有什么结果？”孙益生像唠家常似的，跟刘顺德攀谈起来。
“我说不好结果，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管是不是真的按‘鞍钢宪法’办事，工人现在参加技术改革还有点可能，但不可能让工人们有什么决策管理、民主权利，其实工人就是干活，不管谁来重组，归谁所有，工人都得干活。干活吃饭是咱们工人的职能，啥时候都改变不了！”刘顺德畅所欲言地说。
孙益生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工人不仅仅要干活吃饭，还要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民主参政的权益。‘鞍钢宪法’首先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有时也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的技术改造，但他们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并没有改变。”
“那当然，实践出真知，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并不比那些有高学历、高职称的什么工程师、技术员差，知识分子往往比不上咱们工人有经验、有水平。劳动创造价值，没有工人劳动价值从哪儿来？我是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平时爱钻研技术，爱看一些业务书，不爱看政治书，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感兴趣也没用，咱们工人现在没有说话的权力，但我听说我们国家现在资本也可以参与分配，不再是按劳分配。人家说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但我看过去我们搞社会主义，工人们也没有多挣多少，现在也没有太少挣，只是当官的有变化，他们现在比我们挣的多出不少倍！”
孙益生跟他算了一笔账：“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压着我们工人，又没有就业、失业的后顾之忧，养老也由国家全部负责。那时每月五六十块钱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五六口人，现在每月挣1000多块到2000多块能够花吗？能养活那么多人吗？”
刘顺德有所感悟地点点头，说：“对，也是。但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搞不好，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改成资本主义，咱们的中国特色也跟人家搞，搞什么国企改制、跟全面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很有必要，可是改来改去，怎么都搞成这么个奶奶样？”
孙益生启发他说：“这里有个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
刘顺德又颇有所悟地点点头，他一边跟孙益生唠嗑，一边手不停歇地对设备进行检修，动作十分娴熟、灵巧。
这时一个穿着蓝色短袖工装、戴红帽盔儿、嘴唇却抹得猩红的女管理员，来到他俩跟前，一脸焦急的神情，直接对刘顺德发话：
“老刘，你帮我找找邵景艳。让她把昨晚剩下的15吨HRB400热轧带肋钢筋盘条装车出库，人家客户等着装车，一早就来了，等着道线一恢复就马上发走。”
刘顺德马上停下手中的活，答复这个穿着工装却抹口红显得极不协调的郭小红：
“现在大家都不在，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她？邵景艳又不归我管。”
郭小红是厂里的计划调度员，她看了看身边的孙益生，可能觉得有些冒昧，自嘲地笑了笑，但还是沉下脸来，厉声吩咐说：“你别跟我说这个，这是急事。她邵景艳归不归你管，我不跟你论，人家都说你能找到她。你帮帮我，人家客户等着要货!”
刘顺德不是个愿意跟人争个三长两短的人，他无法拒绝这个本来跟他没关系的分外义务，于是从腰间掏出手机，给对方打了一个电话：
“喂，邵景艳吗？我是老刘，你没事回来一趟！郭小红找你，有些成品要出库装车，等着发货！”
等到刘顺德打过电话，郭小红又吩咐他：“有吊车工让吊车工干，没有吊车工请你跟邵景艳说说，让她帮我吊几钩。”
郭小红说完要走，刘顺德马上问她：“人家邵景艳也不是吊车工，你让人家干，人家就能干？再说，没有起重工怎么办？”
对刘顺德的问题，郭小红并不感到为难，她笑着打了她一拳，说：“那就劳你大驾，帮一把，回头我请客，上食堂给你们两个买饺子吃！”
听到这种对话，孙益生站在一旁不搭腔，不动声色地冷静观察。他听别人说过刘顺德跟邵景艳之间有点微妙的关系，也听说郭小红与邵景艳因为前几年裁员而产生的芥蒂。
孙益生是后来转到高速线材厂的，他已来了五六年之久。他与刘顺德接触不多，但感觉他性情温和、与世无争，只关心与自己本职工作有关的技术业务，不太关注更多的事情，对政治形势不感兴趣，也没有反抗意识，完全是个“老好人”。他对领导安排的工作任务，不管有无优惠的报酬，从来不讲价钱，肯定会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去完成。刚调到这个分厂时，孙益生听别人介绍刘顺德妻子患上子宫癌，刘顺德为服侍住院的妻子请过假，后来又要求去上夜班，白天睡很少的觉，不辞劳苦地为妻子做饭买药，伺候得极为精心周到，体贴入微。大家都夸他是个好丈夫。但妻子后来还是撒手离开了他。他妻子病逝后，孙益生代表分厂领导到他家慰问，看到他家虽小但干净整洁，东西摆放有序，小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刘师傅心灵手巧，家里好多家具用品，还有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他亲手制作的。据说他妻子在世的时候，也是常常由他亲自到厨房掌勺，他儿子说他爸做的菜比他妈做得好吃。
然而，刘顺德在分厂、在车间，为人处世上并不那么精明。虽然谁有个大事小情他也会随礼凑份子，他不是小气抠搜，但是他不能做到面面俱到，点水不漏，虽然对领导分配的活儿，服从安排尽心尽力，毫不含糊地去干，但平时不会向领导献殷勤，极力巴结，更不懂过年过节去领导家拜访送礼上供。所以，2005年裁减人员，他差一点被裁下来。孙益生为他说情，但他至今还以为是沙厂长秉公办事，器重他这个人才舍不得让他走。别人私下里议论诟病领导腐败、多吃多占之事，他不参与，不表态，不愿意惹是生非，任由领导对工人也包括对他个人的盘剥克扣。他现在苦恼的是：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整天在家摆弄电脑，有时也给别人修修家电一类，开过一个家电修理行，但生意不景气，就收了摊，整天沉溺于网吧玩游戏，已经二十五六岁，年龄越来越大，就业还没有个指望。
知情人曾告诉孙益生，刘顺德妻子去世后，长年鳏居，也想找一个合适的老伴儿，他相中了邵景艳。
十几年前，邵景艳的丈夫在第一炼钢厂废钢科，经常去俄罗斯联系废钢收购业务，几次遭遇过俄罗斯黑社会的打劫都破财免灾。但不知为什么后来突然失踪，杳无音信。有人分析像她丈夫那样风流倜傥的人才，可能被俄罗斯漂亮的“玛达姆”所俘获，坠入情网一去不复返。也有人揣摩，可能在黑手党肆虐的俄罗斯不幸遭到暴力侵犯，异国蒙难。
邵景艳独自带着一个女儿生活，五年前女儿考上名牌学校南京理工大学，自己却作为被裁减人员下岗回家。家里没有多少积蓄，女儿上大学的学费、食宿费加上她自己的生活费，使她绞尽脑汁、愁肠百结都难以筹措。她原来在厂里当过统计，当过计划调度员，因为精简人员，车间的两个计划调度员只能留一个。
郭小红的丈夫是型钢连轧厂的厂长宫敬有，郭小红本人与沙厂长关系暧昧。孙益生在第一炼钢厂任纪委书记时接到过一封检举揭发材料，反映公司内若干分厂领导丧失共产党员的起码道德，更无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企改革的盛宴中分肥；捞足了钱财，还利用外出开会旅游之际组织换妻俱乐部：整天除了打麻将、喝酒、洗浴、按摩以外，感到百无聊赖就寻欢作乐地你玩我的老婆，我干你的妻子。沙厂长、宫敬有当时都是其中的成员。因而邵景艳怎么能竞争过郭小红，虽然当时彼此年龄都不到内退“一刀切”的条件。
留在厂里继续上班的刘顺德家里并不富裕，妻子没了，他跟儿子生活，好不容易积攒了一万块钱却借给邵景艳。下岗后卖过瓜子，卖过蔬菜，艰难维持生存的邵景艳再三推辞不过，才收下刘师傅借给她的钱。她对刘师傅提出：
“你的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不然我哥下岗，我下岗，都拿不出我女儿每年七八千块钱的学费、生活费。这笔钱我以后肯定会还给你，但短时间内还不了，容我条件改善了以后再说。”
刘顺德很诚恳地对她表示：
“老妹子，你放心，还不还都可以，我每月有工资，够我爷俩花的，不急着让你还！”
邵景艳的哥哥邵连兴是东钢汽车运输公司司机，开了三十多年的自卸车和通勤车，从没有出现过违章事故。2005年也因为“一刀切”被迫下岗，邵连兴不同意违反国家宪法的国企改制，不愿意国有资产因私企重组而严重流失，不甘心每月只能领到二三百元的生活费，他联络一些东钢职工去省里、去北京上访多次，后来邵景艳也跟着她哥去北京上访。
有一次，孙益生到分厂产品库去办事，顺便和邵景艳唠起家常，问起她下岗后是怎样又返聘回厂的情况。邵景艳一向对孙书记很尊重，就对他说了实话：
原来邵景艳和她哥还有东钢的七八个职工，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局上访，开回来《转送来访事项通知单》一类的函件，返回来到春湖市的省政府和东钢集团总部交涉。东钢集团负责信访的祁典勇接待了他们。那天时任东钢党委副书记的徐荣升到集团公司信访办找人，发现邵氏兄妹，便皮笑肉不笑地打了招呼：
“你们来干什么，还在告我们东钢高层领导？”
邵连兴没吱声，别的上访职工搭腔说：“那当然，你们这些东钢高管们根本不负责任，怎么能让东钢的几个高炉资产评估为零，这么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你们不管，我们只好去北京。难道北京还不管，党中央、国务院还不管？”
徐荣升看了他们带回来的上访回函，故作诧异地调笑说：“哎哟，又整到北京去啦？邵连兴、邵景艳，你们俩跟我来一趟。”
邵连兴开始坐着没动地方，只好说：“有什么事，当面说吧！”
徐荣升没解释什么，拉住他的衣袖说：“走吧，我跟你兄妹俩个别谈谈。”
其实别人不知道，邵连兴兄妹也从没有跟别人说起过：邵连兴兄妹跟徐荣升有点亲戚关系，邵连兴的父亲跟徐荣升的父亲是表兄弟，但平时走动不勤、来往不多。邵连兴、邵景艳兄妹从来没有求过徐荣升什么事，也不在外人面前流露过他们的这门亲戚关系。再说，徐荣升不过是东钢的党委副书记，企业党政分开以后，党口干部未见得有多少办事能力。
后来据信访办祁主任介绍，徐书记是抓信访这一摊的，作为东钢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再怎么没有实权，为一个普通职工安排上岗还是绰绰有余的。
徐荣升领他们兄妹来到他那豪华宽敞的办公室，自己没有去倚着他那气派绅士的大靠背椅，而是屈尊地跟他俩一同坐在对面的真皮沙发上，讨价还价地向他们提议道:
“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沾亲带故的，我这虽说是个跑龙套的官儿，也不能看着你们下岗吃不上饭。集团要开办一个专门为各个分厂招聘临时工、季节工的劳务市场，隶属于资产管理公司，也叫劳务输出公司。连兴哥，我可以安排你去当个管点事的头头，一个月千八百块；景艳妹妹你可以回你们高速线材厂，我找你们厂沙金给你掂对一个岗位；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俩别再去掺和这个上访什么的。我是作为你们亲戚跟你们说这个私下里的话，你们看现在这个形势，哪个上访的能把上边的官儿告下来？上访不但要遭罪，费劲巴拉的，而且没什么出路。你俩看怎么样，我这个当官的亲戚照顾不照顾你们？”
邵连兴当时没有马上表态，他冷静地考虑一会儿，答复说：
“那个劳务市场的活儿我不能干。只要东钢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问题没整明白，没挽回损失，我还得上访。我不能去那个劳务市场把自己捆绑住，腾不出时间去上访。至于你让邵景艳回厂上班，我不反对。因为她现在太难，现在市场竞争得太厉害，下岗职工都去做点小买卖，根本不行，挣不出她姑娘的学费……”
这以后，邵景艳就回厂当了产品库的保管员。他哥邵连兴后来找了一个夜间给医药商店打更的差事，前半夜帮着为找上门买药的顾客提供点服务，后半夜才能躺下睡上几个小时。
“那么，你哥还在告吗？”孙益生单刀直入地问，并且率真地说，“有些情况我可以提供给他，我希望东钢工人中有更多的像你哥哥这样，坚持正义、百折不挠的上访人。东钢的腐败太严重，我们应该支持有人出来上告！”
“哎呀，孙书记，这可得谢谢你。你是我们真正的同志，你是我们工人群众一条战线上的人呀！”邵景艳一边说着，一边似乎要手舞足蹈地动作起来。她想跟孙益生握手，又不好意思，只好轻轻地拍了拍“真正的同志”的胳膊一下。
没过几天，孙益生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去邵连兴晚上打更的药店，跟他聊天，给他们上访的同志送一些相关的内部资料。
从此以后，每当孙益生在车间或者厂区碰到邵景艳，都会听到她那充满信任和敬重的招呼声：“孙书记！”
孙益生轻轻地招招手或者微微地点点头，走过去，没感到自己怎么帮助了谁，显得很淡然。
在车间里跟刘顺德聊了一会儿，看他检修辊道以后还要一一检查粗轧机、中轧机、预精轧机，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孙益生就想离开他去厂房外面看看。临走，他对刘顺德嘱咐说：
“你检修差不多了，应该去焦化厂看看。现在许多人都在那儿聚集，听听他们的反映，了解一下宇虹这次重组还裁不裁减人员。上次你没被裁下来，不仅仅是因为你技术好，也是厂里劳资部门有人替你说好话。现在这些人都快下去了，不要大工匠，要减少成本，像你这个年纪的工人也不那么保险呀！”
刘顺德爽快地答应着：“那好，孙书记。我忙完了，也去看看，去听听大家都在说什么，不能光在这儿忙着干活。”
往外走，路过产品库的时候，孙益生发现邵景艳已经返回分厂，正在和郭小红在争辩什么。只听她说：“那15吨昨晚生产的盘元，我一大早就作了入库，现在你要出库也没有吊车工。大家都出去了，我自己怎么出库？”
郭小红向她赔着笑脸，央求着：“帮帮忙吧，这是沙厂长交代过的，人家等着急用。你以前不是也开过吊车吗？帮一把，中午我请你吃饭，好吗？”
邵景艳伶牙俐齿地回答：“以前会开不等于现在能顺便开。我现在不干吊车工了，开出毛病来是让我下岗回家，还是让你辞职？”
听这意思是话里有话，邵景艳至今对郭小红顶替她的计划调度员，怀恨在心、切齿不忘。但孙益生听说郭小红在邵景艳刚刚返岗不久就找过她赔不是，要送她女儿一台二手的电脑，被她谢绝了。看来前嫌远未冰释，关系没再恶化就不错了。
自从去年夏天宫敬有在第二连轧厂，因为苛刻对待违纪工人而惨遭报复。郭小红为人不再那么刻薄，那么傲慢。她通过她丈夫的殒身反省过一阵，觉得太开罪于底层工人没有什么好处。她怨恨她家那个死鬼太傻、太死心眼，怎么能死心塌地为私企老板卖命？结果只能是咎由自取，得不偿失地搭进去一条活生生的性命。
现在企业这么不稳定，三天两头闹改革改制，今天干得好好的，明天就让你下岗回家的事常常发生，谁知道谁会怎么样。即使沙厂长会善待自己，但沙厂长本人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保证不了。人生叵测呀！这么说来，她自己连狐假虎威的资本都没有，难道还不应该学得更乖巧、更圆滑吗？
对沙厂长布置的任务，她要尽心尽力决不能敷衍，找别人配合靠的不是强迫敦促，而是靠协商、耐心的劝说，甚至是低三下四的恳求。
看到孙益生走过来，她主动热情地打着招呼：“孙书记，你没出去看热闹？现在找谁都找不着，正好你在这儿，你来帮我一把。邵姐去开吊车，咱俩在下面给她挂挂钢丝绳。现在有15吨盘条等着装车。”
邵景艳怫然不悦地一甩毛巾，说：“谁答应你啦，我刚刚收到一条短信：宇虹的申玉驹要让咱们东钢工人全下岗，要咱们工人都去焦化厂找他算账。”
郭小红也煞有介事地附和说：“不光是工人，我也收到一条短信，说宇虹要将所有管理人员都换掉，让我们也一起下岗！”
孙益生故意问她俩：“你们信吗？宇虹会这么无情无意、心狠手辣，将我们东钢人的饭碗都夺去？”
邵景艳说：“我相信，他们私企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来！”
郭小红想了想，有点疑虑地说：“也可能吧，但是对我们管理人员下手，可不那么容易！”
“那咱们先去焦化厂看看吧。回来再吊它几钩也来得及，反正装上车也开不出去！”孙益生提议。
“那好吧，咱们一起去吧。”邵景艳积极响应，并对郭小红允诺，“一会儿回来没人干，我可以帮你吊一把！”
这么一说，郭小红只好跟着孙益生、邵景艳走出厂房，往焦化厂那边走去。
在焦化厂院墙外的一道之隔的办公楼前，围观的职工越来越多，大约已有三四百人。有一股十几个人临时组成的侦缉队已进入楼内，正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藏匿起来的申玉驹。他们手持木棒、钢筋、砖块，急不可耐、吆五喝六地在楼里转来转去，一时找不到制裁对象，就用手中的器具在楼梯扶手上，在各个办公室门板上，在颜色斑驳的砖墙上胡乱地敲打着。
焦化厂办公楼前的马路上站满了不同年龄、来自各个分厂的工人、干部，也有从厂外赶来的退休工人和家属。他们在这里议论着、咒骂着宇虹这家私企，一一列举着宇虹前几年入主东钢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伤害。许多人对宇虹恨得咬牙切齿，对宇虹退出后再来重组已经如临大敌、横眉冷对，表示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宇虹进入，要用一切手段将宇虹驱逐出去。
当前，抓住申玉驹，围住他，惩治他，不让他逃脱，至少将他作为人质扣押，已成为围观人们的共识。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这个侦缉队进入办公楼内行动的结果，等待让宇虹代表也“好瞧一把”的时刻。
人们望着焦化厂办公楼，注意倾听着从这个办公小楼里传出来的任何响动。
太阳已经升到人们的头顶，火辣辣地向大地也向东钢厂的一处处厂房、通道、空地泼洒下炙热的阳光。七月流火的季节，骄阳似火，酷暑难当。站在马路空场上的个别人进了办公楼，大部分人员有的将工装披在头顶权当草帽，有的在不多的几棵柳树下躲避直射的光线，很多人都在热浪的包围下坚持站立着，在空地上自觉地坚守着岗位。
偶尔有面包车开来，停在办公楼前，有人从车上卸下一箱箱“娃哈哈”、“农夫山泉”、“康师傅”一类的纯净水、矿泉水，还有绿茶、红茶饮料，招呼大家来打开喝。
“免费饮用！招待大家免费饮用！”卸饮料的工人们大声吆喝着。
大家一哄而起，纷纷奔向集中卸下来纸箱的地方，去取一些能解渴的东西。
一辆消防车开来，这儿停停那儿停停。消防队员从车上下来，将车上的高压水管摘下来，朝着路旁太阳烤得发蔫的草地、花丛喷洒浇灌，也给围在办公楼前驻足的职工们带来阵阵清凉和惬意。在不经意间，人们没怎么太注意的消防车，已经开到办公楼前停下，盘在车上的云梯慢慢地施展开来，逐渐地竖起来向前伸展放长升高。
办公楼二层的一扇窗户被人从里面打开，猝然间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窗前。因为平时申玉驹只与高层来往，只在有管理层开会的场合露面，或者偶尔在厂里的电视台露过面，东钢厂很多人没有直接见过申玉驹，人们没有认出他来。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不认识他。
“申玉驹，申玉驹！”孙益生和几个中层干部不约而同地几乎大声喊起来，警告人们采取行动。
消防车的云梯马上就要接近那个敞开的窗户，申玉驹已经将半个身子探出来，急切地准备搭上这个云梯逃之夭夭，摆脱这个办公小楼。
聚集在办公楼前的所有人都紧张地行动起来。
“抓住他！”有人提议，“把他拽下来！”
“让消防车后撤！让云梯落下来！”也有人提出不同措施。
十几个人从路旁捡起石块、砖头、木棒，有的砸向打算出逃的申玉驹，有的砸向消防车舵楼的玻璃窗。申玉驹的头上、身上被打中好几处，消防车司机前面的防震玻璃也被砸出了一道道裂纹。司机不得不收缩向前伸展的云梯，将消防车退到后面。
刚刚从高速线材厂过来的刘顺德，对几个向申玉驹扔东西的工人劝说道：“你们可别打死他，我看他也很可怜，把他打个好歹，也要有人吃官司。我看教训教训他就行了，还是让他逃出去吧!”
另一个工人冲他喊了一句：“不得麻痹大意，这是条冻僵的蛇，是中山狼！农夫救蛇、赵简子救狼的故事不可重演！”
一个工人嫌他碍手碍脚，把刘顺德拽得离开远些。刘顺德还想说什么，孙益生上前一步对他做了个离开的手势，他只得知趣地走开了。
孙益生等人全都注意到：云梯即将靠近窗口又突然拉大了距离，本来抱有侥幸希望的申玉驹由一种激情兴奋、焦躁不安，急于揽住救星的心理转瞬间变得怅然若失、万念俱灰。他眼睁睁地看着云梯随着消防车越来越远地离去，流露出一种绝望、颓丧的眼神……

• 上一篇：长篇小说《钢城》：十八、漫漫上访路
• 下一篇：长篇小说《钢城》：十六、七彩城见证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