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2009年2月中旬，按照事先约定，孙益生下班吃过晚饭，出门去找邵连兴。
街上飘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仿佛树上、楼宇的雨搭、房顶都戴上一顶顶白帽子，马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白地毯。视野里白茫茫一片，空气寒冷而清新。西北风一边呼啸着，一边将雪片撕碎，扬成一阵阵雪雾。
现在药店大多数是私营的，一条街上有好几家，与饭店、食杂店、美容美发店一样星罗棋布，到处都是。
其实，邵连兴晚上打更的这家保康大药房，离孙益生所住的家属区不很远，十几分钟就到了。
药店里的营业员都已下班，邵连兴正从身后的墙柜里给一个顾客拿药，看来他是打更兼夜间售药。
“你这夜间售药的营业员，每月能给开多少钱？”孙益生笑着问，算是向邵连兴打了个招呼。
“哎哟，孙书记来了，我还以为来了位买药的顾客呢！”邵连兴转过身来说，“我主要是值班，夜间来买药的不多，到了后半夜就睡觉了。每月开个400块吧！白天我再卖点菜，卖点苞米，做点小买卖。否则，还要吃饭，还要供孩子上学，还要到省城、到北京去上访，不辛苦点不行！”
等刚才买药的顾客出门以后，新进门的顾客不多。邵连兴从柜台里出来，与孙益生双双坐在白天坐堂中医大夫的小桌旁，介绍起他下岗后这几年上访的事情。
“我们内退职工代表，从2006年秋季就开始去春湖上访，省里不答复，我们又去北京。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到北京去过七八趟。有时给一个《转送来访事项通知单》，有时只把材料收下，听你说几句就拉倒。甚至有时连接待都不接待，只在收发登记的窗口将材料收下，什么告知单也不给开。”
邵连兴说着，特意从他的一个旧布袋里掏出一沓材料，递给孙益生过目。
孙益生看了几份国家信访局开的《转送来访事项告知单》，除了“访转字”的编号不同，全都一个模式地用电脑打出：
 邵连兴同志：
     你来访反映的问题，我们根据《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将转送中共长山省人民政府信访局。
     特此告知。
                                2006年12月×日
                                               国家信访局接待来访（专用章）
 
然后又看了中共长山省政府信访局出示的《复核申请受理告知通知书》及《信访事项复核意见》：
 
东钢集团内部退养职工鲍海靖：
    你们于2007年1月×日因退养及生活费等问题向省政府提出复核申请，根据信访条例》和有关规定，省政府已于2007年1月×日受理。
     特此告知。
 
下面是长山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意见：
    一、东钢集团的《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是经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经省有关部门审核并报经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同意的，程序不存在违规问题。
    二、……是否实行企业职工内退退养，是该公司用工自主权利。
    三、……是东钢集团出于改制和减员增效的实际，按照行业要求和“一企一策”的原则，在充分征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均由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并签订了内部退养协议。东钢集团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符合企业实际。……给予内部退养人员的待遇标准符合上述规定。
    四、东钢集团改制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企业发展来解决。……提高待遇标准原则在财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按照公司的有关管理办法，相应进行调整，以保证这部分职工能够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
    此复核意见为信访终结意见。
                                     2007年3月××日
 
手里拿着这份出自省政府的《复核意见》，孙益生边看边讥讽地冷笑着，然后故意问邵连兴：“对这种复核意见，你们是什么态度？”
邵连兴又递给他一份材料，申辩说：“什么态度？我们能服气这种根本不正视现实、不实事求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所谓‘意见’吗？我们当然还要上告，这是我们的申述。”
孙益生看到这份申述材料的第一部分是上诉人的利益要求：
 
     1、依照《信访条例》规定，要求对东钢违规改制导致双方资产评估差错，利益分配差距悬殊和违规内退等问题举行听证会。
     2、依法落实内退前未满52周岁，距法定退休年龄相差6至10年的职工合法劳动权问题。
     3、比照《国资委产权（2004）9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规定，重新核定内退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社会保险缴纳基数。我们2006年内退不能从1995至1997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为标准，只给75%的生活费，每月才400至500元。
     4、依照《劳动法》第七条，《工会法》第三条之规定，要求成立内退职工工会组织中心，将隶属于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劳务输出公司更名为内退职工再就业服务，降低劳务派遣费用，保证内退返聘职工实行同工同酬。
 
当孙益生看了一部分，再要继续往下看时，邵连兴解释说：
“这里说的劳务输出公司就是徐荣升让我去当经理的那家公司，其实就是以克扣内退职工为手段的公司。当时我回避了，可是我们一起上访的鲍海靖主动提出愿意干，每月800元，还可以从每介绍一个临时工、季节工的工资里得到回扣提成。这种缺德事只有丧了良心的人才会去干，但是鲍海靖却被这些当官的收买了，为了几吊臭钱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出卖自己工友、同事，真是丧了良心!不仅充当工头，还充当了我们上访内部职工的线人！”
接着邵连兴向他介绍了他们上访的艰辛，遭遇到的种种磨难，也介绍了东发市政府和东钢集团派出的劫访人员对他们粗暴无礼、残酷无情的迫害：
“我们到北京去上访，不能直接买北京的票，要坐短途汽车到周边的火车站倒车，怕的是会让人认出来给拦回去。一路上绝不能跟人家提上访的事，否则铁路乘警都会注意到你，强迫你下车。到了北京，你找旅馆住宿都不能说是上访的。北京伙食贵，住也贵，我们往往吃自己带的东西：面包呀、咸菜呀、鸡蛋呀。吃没了，去北京的胡同小巷去找菜市场，北京的大街市面上是没有小商小贩摆摊的菜市场的。买几根黄瓜、几个柿子、一块豆腐，对付着吃。住宿睡的是大通铺，10块钱一晚上，什么气味都有，你就别嫌乎，也不脱衣服，别嫌人家打大呼噜，半夜或许有当地派出所警察来查验身份证。如果好一点，去二三十块钱的旅馆，七八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或三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床与床之间几乎没有过道，像鸽子窝似的。还有住不起的，一时解决不了问题，信访部门不给出具任何答复手续，就长年住在永定门桥下的涵洞里。用好不容易拾来的柴火、草棍、纸屑，架上几块砖权当炉灶，火烧不起来，水都烧不开，菜都做不熟。涵洞里阴天下雨潮湿得很，还有些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也住在那里，没人收容没人管。现在全国国企因改制下岗，不给缴纳养老保险，不给缴纳医疗保险，没有生活费的职工太多。因政府和开发商合伙强征土地、强制拆房，不给安置补偿的农民，失地丧失了生活来源。还有打官司的冤假错案，遭受官黑、官商、黑商勾结、沆瀣一气、欺压百姓，残害致死致残的太多太多，都想来北京找一个说理的地方，讨一个说法，却是很难很难。
“每天大清早天不亮，就有人到永定门那个设有国务院信访局和全国人大信访局的长长的胡同里排队。上访人一直排几里路，到了早晨8点半上班的时间，才一拨一拨地往院里放人。进了院还要排队检验身份证、领表、填表，接受安检，再到大厅窗口登记、排号、安排接待房间，在窗口登记要看你上次上访时间超没超过三个月，没到规定的三个月期限不接待。反映的问题复杂，属于多部门管辖也不接待，推你到别的部门去解决。为此，我们到过国资委、中纪委、人大，全都态度生硬、推诿敷衍、踢皮球。中纪委也在东四十二条的一个小胡同里，原来还有人专门接谈，现在我去过几次，发现几十人、上百、上千人排到窗口，都只是将上访材料交上去走人，并不安排接谈，越来越不重视。估计收下材料也是照收照转，转到省，由省转到市、县，再转到被反映的单位，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遭到打击报复。
“在上访的胡同里每天都有一帮一帮的劫访者，是各个地方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他们跟上访人员混在一起，或者从排队上访人员的这头走到那头，察言观色、捕风捉影，和你搭话交谈，引发你说话，听你口音，听你反映问题的状况，然后甜言蜜语地劝说你跟他回去，口头许愿帮助你圆满解决，或者多来几个人采取强硬的手段，绑架劫持上访人。因为哪个地方的上访人员多，中央部门就要扣哪个地方政府部门的分数，就会影响那些政府领导的政绩。据说也有用钱买回被扣的分数的。你上访者告了也白告，人家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天下午，我和管树德到永定门的那个胡同去，上访的人员比上午少一些。我们进了胡同往里走，同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来，眼看着开到前面50米远的地方，戛然停住，两侧的的车门打开后出来两个大汉，赶到一个蹒跚走路的老太太跟前。老太太又瘦又小，被两个大汉像提溜小鸡似的挟持住，然后推到轿车后座里。两个大汉一边一个坐在老太太两侧，然后这台轿车打舵转向再疯了一般加速开出胡同。轿车呼啸般开过我们俩的跟前时，我真真切切地听到那个老太太的喊声，她在高声呼喊：‘救命！有坏人打劫！’当时管师傅对我说：‘这不是抢劫，是拦劫、劫持上访人员的法西斯行径！’我说：‘可是为什么要明火执仗地、公然在国务院信访局眼皮底下劫持上访人员呢？人民群众连上访的权利都没有！害怕人民群众上访，这是什么人民的政府？这是什么人民的公仆？这个社会还有民主吗？人民还有向国家机关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吗？’
“这些人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能这样残暴，对我们这些来上访的工人群众、小老百姓也同样不会放过，同样不会心慈手软。2007年10月中旬，我们东钢内退职工一行四人到北京上访，刚刚找了一家旅店住下，鲍海靖借口他胃痛去附近的药店买药。他前脚走，不大一会儿，后脚就进来几个警察，说是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分局的，给我们晃了晃证件，也没让我们仔细看一下。他们说有人举报我们是法轮功人员，让我们跟他们走一趟，说要是没事再让我们回来。我们俩不得不出去跟他们上了车，结果把我们拉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把我们绑架了。他们十几个东发市警察搜我们的身，拿去我们的身份证、上访材料，还有我们随身带的3000块钱。然后用我们的钱买车票，给我们带上铁手铐，将我们押送回来。火车开到辽宁锦州逼我们下车，我们不下车，他们就用警棍打我们，放电击我们，然后弄了台面包车将我们拉到荒郊野外，就撒手不管径自坐车离开，搜去的钱也不还给我们。这些警察已经变成了资本家的走狗！他们正在为有钱人服务，为有权人服务，哪里还能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说到这里，邵连兴一脸愤恨地站起身，将握紧的拳头砸在药店中间的立柱上。
这一年，受西方经济危机影响，钢铁市场紧缩，殃及东钢，生产订单减少，几个高炉停产。依赖高炉余热取暖的东钢家属宿舍，以及所有东发市混江区店铺都没有暖气。点电暖气费用太高，邵连兴说药店老板规定只允许晚上后半夜打开电暖器两个小时。刚才孙益生进来的时候，邵连兴已经打开了电暖器，点了一个小时后又关上了。因为电暖器热得快，凉得也快，房间里开始逐渐降温。坐在阴冷的室内，孙益生穿着羽绒服大衣也不觉得热乎多少。
邵连兴也是穿着棉大衣，头戴绒线织的帽头，冷得在屋里来回踱步。他从材料袋里抽出一份《东钢110名共产党员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公开信》，递给孙益生。
在房间里冷得受不了的孙益生将手中的材料放下，也像邵连兴那样，在中医坐堂的小方桌四周转了转，两只手相互搓了搓，又拿起刚才没看完的材料继续看下去：
 
这些年来东钢在中国企业500强中一直排名前300名左右，东钢是省内纳税大户，是省属大型盈利企业，并不是亏损、破产企业。2005年在省国资委的督促和参与下，东钢与既无资金又无先进科技专利项目投入的私人企业——宇虹集团重组，在匆忙运作中，东钢按照向特权阶层倾斜的“一企一策”原则，有关责任人在“利益共享”的驱使下，违背广大职工心愿，阳奉阴违、瞒天过海、徇私枉法，致使企业国有资产和职工利益均遭到重大损失：
    一、东钢重组时相关资料显示：2006年年底东钢总资产达到175.42亿元，2007年东钢总资产268亿元，为什么2005年年底重组时总资产评估为107.99 亿元，东钢净资产评估为18.10亿元，两年时间总资产相差160亿元？回顾“九五”期间东钢共投入20亿元资金，先后实施了以小型连轧、型钢连轧、万立制氧、燃气发电等八大工程改建，“十一五”期间东钢积累投资40多亿元，其中超亿元的投资有4项，例如2003年在热轧超薄带钢工程的总投资是23.7亿元。
    二、私企宇虹集团根本不具备与东钢重组的条件，将私企参股资金虚拟到14.04亿元，用强行自定的《重组补充合同》方式，约定在18个月内分四期还请重组欠款。在重组前还特意安排两家评估单位，对国有资产进行过低评估，对私企资产进行过高评估。重组前，东钢的高管带队曾到私企宇虹考察，向集团公司提出资产评估中存在的20 多个方面问题的质疑报告。这一报告当时只在公司有关领导中传阅，而没有向广大职工群众传达，这是为什么？
    三、……既然是股份制企业，为什么没有职工的股权比例数额，而将职工身份转换经济补偿金3.3亿元以公司领导的名义存入账户里？为什么省国资委出资将近1亿元作为对东钢集团管理层的奖励股，董事长3600股，副总500股，而普通职工、内退职工、退休职工却没有股？
    四、……为什么随意扩大内退范围，对职工进行误导宣传，欺骗、强迫工龄满30年、未满52周岁、距法定退休时间较长相差13年的在岗职工内退“一刀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后来又要准备从外地招进5000余名临时工补充岗位，而未能优先安置内退职工？
    因而，《复核意见》说，东钢改制“在充分征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并付诸实施”这个答复完全违背事实：一是职工大会讨论通过的是职工可以双向选择，而不是30年工龄内退“一刀切”；二是2007年11月给副处级以上的内退干部每年6万至6.5万元年薪，制定所谓“激励奖金”标准少则几千元、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上百万元，此事也未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这是强奸民意、欺上瞒下的说法。
    因而答复我们说“东钢改制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企业发展来解决”，这么答复我们只能是推诿敷衍，愚弄我们东钢职工。东钢改制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所谓“深化改革”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吗？能促进企业发展吗？回顾和反思企业改革，不但社会上而且国企中，两极分化差距越来越悬殊，有钱的、当官的越来越富，工人群众越来越穷，越来越没有话语权，没有主人公的感觉，越来越不公正、不公平。国企已经全面私有化了，资本主义已经替代了社会主义，我们还能指望“深化改革”会给广大工人群众带来什么福祉吗？
 
对于《复核意见》后两段话的驳斥，孙益生饶有兴趣地又返回去看了两遍，觉得耐人寻味。他认为上访工人们反驳得很正确也很深刻，他又搓了搓手，发表自己的意见说：
“企业改制，实质上就是掠夺咱们工人的血汗，工厂的衰败是从实行厂长负责制开始的那一系列所谓改革政策造成的。改革、改革，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步步改掉了，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全盘端上来了。其实就是把国企逼到死胡同里，弄得浑身是病，然后说国企这不行，那不行，要实行‘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4年国有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另有资料表明：中国私营经济的比重目前占GDP的2/3，甚至更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反思改革30年来确实根本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复辟资本主义。
“去年，2007年春，全国人大通过了《物权法》，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此举称为中国在法律上对私有经济重新确认的里程碑标志。
“当然，私有化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给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劳动人民带来什么福祉的。中国在转为市场经济以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业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企业改制转换职工身份使职工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使劳动力重新成为商品，失业成为正常现象。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了，但新的体系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完全私有化改制的大型国有企业，像咱们东钢这样的国企，还好一些，老职工们都有一份低廉的所谓劳动保险金，有一份打了折扣的所谓医疗保险金，新职工们也比完全私有化的企业职工、那些农民工好些，多少有些保障。这就是工人们不愿意私企重组，不愿意走完全私有化道路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因素。但是各级地方政府已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直接组织社会生产，而是转变职能服务市场，仅仅是个裁判员。中共虽然维持着执政的政治体制，但其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维护公有制，不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是在确保资本增殖、剥削压迫劳动的前提下，调和协调社会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和矛盾，使之达到所谓‘和谐社会’……”
孙益生说到这里，邵连兴搭腔插了一句：
“我们工人阶级群众在改革中权益受到损害，连个维权的正当方式都没有，连个表达自己合理诉求的渠道都没有，这个社会怎么能达到和谐呢？只能欺骗或我们强迫我们不反抗、不斗争，当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顺民、奴隶，但这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一句话时，邵连兴加重了语气，有一种坚决果敢的意味。孙益生注意到这种语气的内涵，他深知像邵连兴这一类的工人群众，不是那么容易愚弄，也不是那么随意好欺辱的。他微微含笑点头，表示理解和支持对方的态度。
从外面进来了一位顾客，邵连兴忙着接待，孙益生又继续翻看那份《公开信》。这封信是在网上发出来的，后来还有一些跟帖，很多网友对东钢改制忿忿不平，提出政府不作为的问题。
买了药的顾客走后，邵连兴指着孙益生手里的材料告诉他：“这份公开信我们也直接用挂号信的方式寄到北京，可照样是石沉大海、泥牛入海无消息，根本没有回音。”
孙益生只能颔首笑笑，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几份材料，其中有当初宇虹重组前，东钢的一位副总经理率队去遵钢考察以后写的报告。这份报告对宇虹不具备重组的资产资金以及经济技术方面的实力，提出了二十多个疑点。
邵连兴接过材料看了几眼，然后非常感谢地伸出手来与孙益生相握，并且兴奋地说：
“太好了！我们将利用这些有利的证据，还可以接着上访，还可以组织工人群众集会、游行，一定要讨回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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