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1958年是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热潮的年代——不仅有土法上马的小高炉，还有一些正规的钢铁厂，东发钢铁厂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东发这地方，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是东钢建立以后才有了东发市。
20岁的武继松从黑龙江省佳木斯钢铁厂调到这里筹建东钢。东钢的厂房正在一个个落成：从荒凉偏僻的山区拔地而起一座座耸入云霄的高炉，昔日寂静的小山村已被夷为平地，安装了一台台日夜轰鸣的机器。大批的复转军人来到这里，大批的外省工人来到这里，成为东钢创建时的第一代建设者。
为社会主义建设创业是不用讲价钱的。武继松来到东发时，这里没有宿舍，没有完善的设备。“住的是账篷，吃的是大锅饭，干的是集体活；没有那么多车辆和起重吊车，干活全凭人拉肩扛。”但是就在这“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住席棚睡地铺”的条件下，东钢的第一代建设者为创业东钢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勤俭建厂，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速度，提前完成了建厂的前期工程，在第二年的6月为东钢正式开工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
武继松所在的第二安装工程处，就是专门搭建厂房安装设备的，就是负责将炼铁用的高炉一个个安装起来的。他那时曾亲自参加了两座255立方米高炉的施工工程，亲自参加了6吨转炉和500/300毫米小型轧钢设备的安装工程。
到六十年代初，东钢在不足两年的短短时间内初具规模，先后建成投产；到八十年代初期，东钢已实现年利润2600万元，上缴税金100万元。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可完成年工业总产值1.4亿元，实现利润3600万元，上缴税金2300万元，东钢生产的生铁、钢材、方坯、板坯、管坯、圆钢、角钢、螺纹钢等主要产品满足了省内要求，同时销往国内外21个省市自治区，钢材、生铁还远销到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东钢第一代创业者们经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已经使东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长山省钢铁基地，成为全国地方大型骨干钢铁联合企业。
想起当年创业的年代，武继松不能忘记他所在的第二安装工程处先任工会主席、后任党总支书记的谷振时同志。
“咳！别叫我谷主席，叫我老谷、谷大哥就行了。”当时作为第二工程处的工会主席谷振时，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他让大家叫他老谷，于是大家就都叫他老谷。只是后来他当党总支书记以后，新来的工友和党员同志才叫他谷书记。
“我开过车也修过车，尤其是修理苏联嘎斯发动机时间长。”老谷向大家介绍自己的简历，“没念过几年书，刚刚小学毕业，家在黑龙江绥化，土改时参军跟‘四野’林彪的军队打过辽沈、平津战役，后来打到海南岛，再后来被编入东北边防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我学过开汽车，本来想去坦克装甲团，后来又安排我去开苏联嘎斯，给前线运送军用物资，运送武器、弹药和棉衣、食品、药品。因为头一批汽车运输队伤亡损失惨重，美国飞机专来轰炸我们的汽车，妄图切断我们的运输补给线。怎么办？我们还是和朝鲜人民军联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公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司机听到信号就找个地方把车藏起来，同时又修了很多公路把路加宽，汽车来来往往畅通无阻，大大减少汽车和人员的损失……”
老谷常常爱讲他在朝鲜当志愿军的经历，也讲他跟着“四野”解放全中国的几大战役。他说因为他有小学文化，在部队里算个知识分子，当过通信兵，当过连里的文书，后来当过连长、营长，在部队培训过驾驶汽车、修理汽车。
“抗美援朝这一场正义的反击战、防御战很有必要，为了巩固我们刚刚取得的人民民主政权，为了我们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为了我们东北地区的安全。我们不打胜仗，我们东北这一块地区也不能搞什么经济建设，不能搞什么大中型钢铁企业，也不会让我们来这东发建什么东钢！
“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革命搞建设都需要走群众路线，都要发扬民主。我们东钢的工人来自全国各个省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大家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东钢才能办成一流的企业，才能提高炼铁炼钢的产能和产量！”
老谷给大家开会的时候这么说，平时闲聊的时候也这么说，不打官腔，说得自然随便。
30岁的老谷个子比武继松高些，但长得精瘦，吃饭不多还挺有力气，经常提个大扳子跟工人们一起安装设备。一干就是一整天，中午时常忘记吃饭。早晨在食堂吃过早餐，再买几个馒头、发糕，装在饭盒里，热在锅炉管道上，或者热在大水壶外边的台沿上，到中午就对付着吃几口。他不愿去食堂就餐，他嫌路途远耽误干活的时间。有时晚上加班加点没有饭他就饿着，或者打发一个人去食堂买点熟食。
武继松听说老谷在朝鲜打仗也挨过美国飞机的扫射。当时他刚刚把车藏起来，不幸被飞机低空俯射的子弹打到肚子上，一嘟噜的肠子流出来，被他用手一下子按回去。然后他躺在地上拿起枪向美国飞机扫射……后来他被战友们抬到后方医院做了手术，将自己的一段肠子切除了。
老谷很少讲自己受伤的经历。他吃得少，时常吃些软一点的饭食。大夫嘱咐他每天少餐多吃，然而他一干起活来就忘记吃饭。久而久之，他患了很严重的胃病。
“轻伤不下火线，没关系，坚持一会儿就过去了！”这是老谷的一句口头禅。每当他胃病犯了，头上冒起虚汗，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就弄出这么几句。他坚持着跟大家一起搬抬设备，一起用大扳手拧螺丝。
本来他开始被分配到汽车队当修理厂厂长，凭他的经历和专业能力，领导这个汽车修理厂是轻车熟路绰绰有余。他也可以脱产当管理干部，何况他是一位荣转军人，有残疾证明，但是他听说第二安装工程处非常缺人，便主动请缨到这边来。那时第二工程处的任务量与东钢其他基层单位一样多，大家常常要加班加点。那时候工友们加班加点都不讲价钱，不计较什么，给报点加班费就领着，因为经费紧张或晚给几天也无所谓。但是倘若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帮你，领导也会想着你，给你报困难补助，从工会定期发放的一笔费用里给你一些接济。
有一天中午，武继松端了个饭盒坐在一边不想吃饭，他手拿一封刚刚收到的家信想事情。
老谷走过来问他：“怎么啦，家里来信了，还有困难吗？”
武继松慌忙地将信收起来放入口袋，说：“没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谷凭他多年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感觉出武继松可能遇到了难处，就伸过手来说：“给我看看你的信，不存在什么个人隐私吧？”
武继松打开饭盒，身子一扭，拒绝说：“不存在，但是算了吧！”
“不存在隐私，我可得看看你的信。”老谷执拗地坚持。
武继松只得将信给了他，让他了解自己家父因为肺结核复发需要住院治疗，而家里刚刚翻盖了房子，经济拮据，需要他接济。他这几个月连自己准备结婚的钱都早给家里寄去修房子了。
老谷看了他的信后安慰他说：“这点事好办，过几天我会想办法。”
果然没几天到了月末，工友招呼他到工程处办公室文书那儿去一趟，他心里明白了什么。他有些腼腆，但还是去领回来一笔50元的困难补助。这50元相当于他一个多月的工资，因为那时候，他一个月还开不到40块钱。
过了几天，家里来信说收到两笔汇款：一笔50元，另一笔100元。
他知道头一笔是自己亲自寄去的，另一笔100元自己根本再没钱寄。他揣测是老谷寄的，因为老谷也这样帮过别人。他说他转业时有一笔额外的收入，比大家都宽裕点。
那时候，全国学习雷锋的热潮还没开始，雷锋事迹还没有普遍宣传，可能雷锋还活着，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下做着好事。老谷不知道雷锋的故事，但是他像雷锋一样受党的教育多年，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身为工会基层干部、共产党员的老谷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周除了上边安排领导开会，更多时间他都跟着下面的工友一起劳动。几次调工资，他都谦让给别人，不争不抢；几次分配福利住房，他也谦让。所以直到离休，直到他因为劳累，因为疾病缠身过早去世，他的工资都不高。他仍住在那不足40平方米的简易筒子楼里，为此他的儿女们对他有些抱怨，认为他这个对革命和建设颇有贡献的父亲留给儿女的太少，得到的照顾不够。
1983年年初，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工人、干部达到55岁可以由子女顶替接班。这次规定子女接班是自1978年以后的最后一次政策性接班，过期不候。老谷的三儿子谷胜是个集体编制，也想弄个国营指标，所以很着急，一再催他父亲把这件事快些办成。
当时，作为建筑安装公司党总支书记的谷振时，正忙于接收新建3号350立方米高炉的施工，这是东钢总公司安排部署的一项重点工程。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已前期到省城冶金设计院培训，领取图纸和咨询有关技术问题。
那一天，老谷带领武继松、贺忠诚一行也去省城采购工具部件。乘火车比乘汽车票价便宜一些，他们就乘火车。因为火车晚点，到达省城已是深夜时分。武继松知道谷书记的身体不好，要找一家条件差不多的宾馆，老谷说普通旅店就可以。于是他们出了车站，找了好几个旅店他都嫌价格贵，还是拉住武继松等人返回空气污浊、声音嘈杂的车站候车大厅，在冰冷的椅子上对付着睡了大半宿。
当时武继松和贺忠诚嘴上没敢说什么，内心里却觉得这个老式领导确实有点太抠门：工友同志们长年在厂里干活很少出趟差，住店由公家报销是合情合理的事，没必要这么严格把关让大家遭罪。
武继松、贺忠诚一言不发，陪着谷书记坐在冰冷的排椅上只能闭目养神。
早晨，谷书记要请他俩吃果子、喝豆浆。贺忠诚不好意思说什么，他向武继松暗使眼色，武继松只好领情地说：“还是去喝粥吧，昨晚没睡好，吃油条要上火。”
谷书记服从他俩的要求，转身去吃馒头、喝粥、就咸菜。喝粥的时候，谷书记看着他俩一脸的不悦，“嘿嘿”地笑起来。他说：“今晚上，我请你们下馆子，多弄几个菜，咱们仨人喝它一瓶好酒。”
然而下午，当他们一行三人来到省冶金设计院，却碰到了刚刚乘汽车来省城追着找父亲的谷胜。儿子见到老子一顿埋怨，抱怨父亲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只忙于公司的重点工程，不顾得为自己接班的事填表呈报，而公司人事部门这两天就将终止这项审批工作。
没等去吃晚上的饭，谷书记匆匆收拾一下东西去汽车站。他要返回东发，给儿子办接班手续。
临走，他拿出30块钱给谷胜说：“你就别走了，今天晚上替我安排安排你这两位叔叔。”
谷胜爽快地答应下来，但还有问题跟他爸说：“我想接班去汽车队，我喜欢开车。”
老谷回答：“看情况吧。恐怕司机编制已经满了，我看你还是当你的炉前工吧。从集体编制转到国营，你可以从劳动服务公司的暖风化铁炉，调到公司炼铁厂或者炼钢一、二厂都行。”
“那我去转炉炼钢，不去电炉。”儿子又提出要求，“但是最好去汽车队！”
“那……好吧。”老谷勉强答应下来。其实儿子的要求并不过分，一个高中生无论接班当啥，都是去当工人。没有像有的中层干部子女，一上班就进了科室，脱离了生产第一线。
老谷回到东发以后，过些天儿子才接上班。但儿子还是去了第二炼钢厂的转炉车间，当了一名全东钢厂劳动强度最大，长年在灼热的环境里操作的炉前工。
儿子接班以后，老谷继续留在建安公司当义务工，参加3号高炉施工的大会战。
从3号高炉的基础工程完成以后，老谷办理了离休手续，不再是公司的党总支书记。但是他仍然天天提着一个装饭盒的帆布兜来工地上班，跟着为全面施工阶段做准备的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接着是开始三座热风炉的安装。
“谷书记，你看这图纸标的是不是缺点啥？”一个青年工人问。
“哪有什么谷书记，说得一般化称呼就是老谷头，说得好一点是谷师傅。谷书记已经让位啦。我只是个普通党员，不再是书记啦。有啥事你就吩咐吧！”老谷调笑着说。
大会战期间老谷天天来上班，只领一份离休的工资。建安公司的新任书记和老经理商量着，给他从承包奖金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报酬。他坚决不要，说自己在家待不住，在这儿找个事干挺不错，挺充实的。
到了高炉主体安装工程刚刚结束的时候，老谷病倒了。
11月中旬，天上下着鹅毛似的雪花，一阵阵寒意向人们袭来。老谷跟大家一样穿着棉衣。正在进入筑炉工程，然后就是开始点火烘炉，进行调试。大家都很兴奋，可是老谷伏案审视图纸，突然间腹部疼痛难忍，满额头的冷汗沁了出来。旁边的师傅发现他表情异常，便招呼其他工友过来。
有人去打电话拨通了“120"，东钢医院的救护车很快赶来了。
老谷因为胃穿孔住进了医院，做了切除四分之三胃部的手术。
武继松、贺忠诚等工友多次去医院探望。刚刚动过手术正在恢复期的老谷，显得更加消瘦憔悴，但炯炯有神的双眼还在提示大家，躺在医院病床的重患仍是一个性格刚强、乐观豁达的人。因此老谷在医生、护士的精心救治护理下康复很快。武继松他们安装完3号高炉的辅助工程设备，进行给水站、热风炉、槽下上料系统工程的单体试车时，抽空又来到老谷的病房。他们看见老谷的气色好多了，他已经能够坐起来在病房里蹒跚地走上一圈。
老谷感谢大家说：“亏得你们及时叫来了救护车，抢救及时，不然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
武继松开着玩笑给他打气说：“还是你命大，别说解放战争的几大战役中，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你都九死一生，没去见马克思，现在这点小病、小手术更不在话下。老谷你要有信心，保证再健康活上几十年!”
老谷只是“嘿嘿”一笑，他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能奢望活得更长远。但他不愿跟大家谈自己的病情，马上岔开话题，他向武继松等人问起了最近建安公司的几项工程进度，问起了建安职工的情绪反应和思想状况。
武继松和贺忠诚实事求是地向老谷反映了最近将近一年来，因为建安公司换了新的领导，也因为东钢总公司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建立了各项经济指标考核，尤其是实施了“奖金不封顶，也不兜底”的新考核奖励办法以来，工友们的生产积极性越发高涨，但是各个施工队之间、各个班组之间，明显使人感觉不如从前那么注重互助、和谐、友爱的关系，那么注重整体长远的利益，那么注重道德风貌。为了几个工时、几个奖金钱，有些人的眼睛都红了，简直是斤斤计较。领导分配任务也不公平，跟领导关系好的就分给工时多好干的活，否则就给工时少又不好干的任务，强迫你完成。
老谷很冷静地问：“我当领导时大家奖金分得少，现在新领导潘书记上任，大家奖金比过去分得多，许多人对我很有意见吧？”
武继松开始不置可否地笑笑，但又不得不客观承认存在这种情况。
在施工现场，或者发放奖金的时候，武继松经常听到一些工人们不经意地议论起来：“以前咱们批评什么‘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那时是自己逗自己玩——尽搞些虚的，当今的社会还得靠赚钱过日子，没有钱什么都买不来！”
“钱赚多了不烧手，那是咱们劳动所得，又不是偷的抢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得点奖金有什么不好？又不犯法，可别犯极‘左’的毛病，动不动就批这批那！”
“都是文革的流毒。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工人就是干活的，干活吃饭！除此之外管他这个那个的，多劳多得——日子过得舒服些，比什么都强！”
“老谷头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多干活挨着累还不多得钱。工人干不干活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他这个书记就是不会当，你看咱们潘凤鸣书记多逍遥、多舒坦，整天坐在办公室喝茶水、看报纸，没必要下来劳动。只要给工人们多发点奖金，谁也不会给他提意见，还是现在的领导会做人呀！”
老谷从床上坐起来，一只手抓住贺忠诚的胳膊，继续关切地询问：“大家还说了些什么呢？你们只管如实说，不要有顾虑。”
贺忠诚和武继松有口难言，心里确实有顾虑，但看到老谷的病情已经好转，又不能不客观地将工人们的情绪，向老领导反映一下。
听两位工人师傅简单介绍情况，老谷蹙紧眉头，两眼发直地盯着一个角落，好半天没有言语。
当武继松俩人告辞走出病房时，老谷送他俩来到走廊，边走边沉吟着，然后感慨地说：
“工人们这种消极思想情绪，不单单咱们建安公司有，可能其他许多基层单位的工人同志们中也普遍存在。这种状态、这种事情不都是小潘的责任——当然小潘当书记是有责任，现在的情况是：社会环境变了，上边政策和路线变了，工人们开会学习时候少了，思想觉悟得不到提高，当然牢骚话、落后话就会多起来。”
快走到医院门口，武继松和贺忠诚不再让老谷送他俩，老谷也就返回病房。
对老谷的一番感慨，武继松觉得有些耐人寻味：作为曾经的领导，的确比自己看得高看得透。他说得对：是环境变了，不都是潘凤鸣的责任，但小潘与老谷还是有所区别。小潘书记的表现已经使老谷感到失望——这种失望不是从现在开始的，然而却从来没有这么严重。
武继松曾经从侧面了解到：老谷离休前没有准备让小潘接他的班，他提名另一位复转军人出身的孙益生——时任建安公司的经理兼党总支副书记。后来上级没有按他的意图提拔，却将孙益生调到炼钢二厂当厂长，将建安公司的副经理潘凤鸣越级提拔上来，任公司的党总支书记兼经理。不久，党政分开，经理变成一把手，他只任经理不再担任书记。
潘凤鸣是全国解放后出生的，在红旗下长大的矿工的孩子。文革前入厂当学徒工，出徒以后，他的师傅刘福田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他一起处对象——一个因为家困留城，在东发市百货公司当营业员的姑娘刘莹。开始他跟刘莹处得很顺利，相处不到半年，刘莹哭哭啼啼地来找叔叔刘福田，说自己已经怀孕，潘凤鸣却想跟她分手。于是刘福田找潘凤鸣做思想工作，没有说服，就将这个难题上报给谷振时。老谷作为基建工程队的领导当然比刘福田有经验，会做思想工作。他说你潘凤鸣已经触犯法律，要么你必须跟刘莹结婚，要么将被收审去蹲监狱，还会被开除公职。潘凤鸣权衡利弊，只得选择了后者。
结婚以后，潘凤鸣与刘莹生活过得还好，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虽说潘凤鸣是个不太安分的人，却也没有出现什么绯闻。
刘福田说当时能留城上班的女孩子太少，大部分都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潘凤鸣搞对象没有更大的选择范围。后来下乡的女孩逐渐返城回来，潘凤鸣见异思迁，却碰到性格泼辣的刘莹不得不就范。然而后来，阴错阳差的是：刘莹的舅舅文革中挨整，文革后官复原职又高升，成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潘凤鸣又很会巴结，利用妻子的关系，得到了迅速晋升的机会。
最初提拔潘凤鸣，把他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为班组长，然后又擢升为建安公司工会副主席、主席、党总支副书记的，却是曾经批评过他，要用法律手段震慑他的谷振时。老谷作为建安公司的领导，发现潘凤鸣这个年轻人有上进心、脑筋灵活，就鼓励他参加由工人、技术员和领导组成的三结合技术攻关小组。潘凤鸣在这个小组里提合理化建议、搞技术革新。老谷又鼓励他报名参加东钢厂自己办的职工脱产中专和大专，以后通过各个班组长、各个工程队队长，为他拉选票选他进入建安公司的领导班子，成为公司的副经理。
武继松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几年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实行班组长、工程队长以及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根据在基层工人群众中获得的选票多少来确定人选——那真叫民主选举。那些年潘凤鸣从东钢厂自己办的职大毕业以后，无论是在安装工程的本职工作上，还是在工会的业余文体活动中都表现不俗。那时工人参加管理、参加技改很时尚，潘凤鸣搞成功了三四个技术革新项目。在工会，他既是业余篮球队主力又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主要乐器演员，可谓多才多艺，表现得非常活跃。那时候，厂里分来的正规大学生人数很有限，他在职大学到的东西得到充分发挥。
那几年，潘凤鸣进入安装公司领导班子兼青年突击队队长，经常率领青年工人义务劳动献工。大家都不讲究索取什么，遇到公司抢修工程，他也是冲锋在前。那时吃住在工地，几天几夜不回家，坚持抢工程抢进度，他和大家一样自觉自愿毫无怨言。
从班组长到中层干部再到企业高层决策人，他升得很快，虽然也是一步一个台阶，但从没有在上升的台阶上停留过太长的时间，从没有失去过被提升的机会。
他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办公室楼专门开出一个大房间摆放一个乒乓球台子。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他可以和任何来参战的人挥拍打一阵。不管来者是谁，是科室干部还是车间的工人，只要挥拍上阵就是对手。赢了输了无所谓，但要按一般游戏规则，赢了留下继续对阵，输了就要下去换人不许插拍。作为参赛对手都是平等的，一旦结束游戏就各就各位，上级还是上级，下级还是下级。潘凤鸣在办公楼里或在冶金区走路一向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往往不苟言笑威严十足。
其实，潘凤鸣并不像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读书不多，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但他很会察言观色、逢迎上级，对来自上级的旨意从不懈怠敷衍。他很会跟风，无论是文革时批林批孔、评论《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以后的所谓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篡党夺权阴谋、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所谓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新长征，还是改革开放、党政分开、厂长（经理）承包负责制、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抓大放小放开搞活，还是“八九”风波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是靓女先嫁、国退民进、经营者持大股的MBO、主辅分离、减员增效、股份制重组兼并的国企改制，他作为步步高升的大企业高层从来都是步步紧跟，从没有对来自上面的部署发生过半点质疑和不从，但也从没有坚决彻底地执行贯彻到最后。
说来说去，潘凤鸣还是个从来都十分看重自己利益的人，他也是个十分注重维护上级领导权威的所谓“政工”干部。宇虹第一次重组东钢时给了他很大的私利，但也侵犯了他的另一部分隐蔽的私利，所以宇虹第二次要来重组，他没有顺从省国资委的领导，于7月22日省国资委领导找他谈话时，他回绝了宇虹重组东钢的方案并提出辞职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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