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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农民

这不是“职校”,而是“学生工贩子”!

发布时间:2021-09-08 来源: 子夜呐喊作者:子午

湖北十堰17岁职校中专生,被逼在深圳工厂实习、不堪压榨跳楼的事才发生不久,另一起湖南职校学生实习期间发生的悲剧又被报了出来:
 
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职业中专三年级学生@小鹏失眠睡不着,9月3日在网络上发帖称,今年1月(原帖中“去年”为笔误)被“学校强迫去实习,然后到实习的过程中遭受意外”,“那时候我的手卷进了机子,手被压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食指和中指伤得太严重,慢慢的坏死了,还是截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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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手术之后,其后续治疗和赔偿费用遭工厂和学校相互推诿。小鹏被迫选择在网络曝光此事。“到了现在,视频和我的事情发出来,被更多好心的网友报道。公司和学校已经愿意给我再去长沙检查,然后进行二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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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正在临武职中计算机专业读三年级的小鹏,被学校安排距离学校一公里的湖南久森新能源有限公司“实习”,底薪1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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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博又成了鸣冤堂?
 
不过,从媒体记者对各方的采访看,各方对于事件的细节各执一词,这让事件的细节陷入“罗生门”。
 
小鹏称,学校要求必须到这个公司实习才能拿到毕业证。
 
而校方则声称,学生的实习是必要的课程,会提供部分企业供学生选择,然后会统一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如果有学生不选他们提供的企业,要自己找实习企业也是可以的,但该企业需要通过校方的安全检验。“不存在什么利益勾结,没有强制实习”。
 
小鹏称,一次手术后食指和中指被截肢,在后续康复中他手的功能恢复不是很好,需要到上级医院进行二次手术,但公司和学校却一直拒绝为他进行二次手术。小鹏曾告诉记者,校方曾和他说,还可以带他去长沙做一次手术,但这是最后一次手术,不管结果怎么样,最后都按照工伤赔偿。
 
校方声称,小鹏因为受伤一直情绪比较低落,可能误解为校方就是不想给他治疗了。“这是他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是说治疗如果有效果就接着治,没有效果就以后就没办法治了。”湖南久森新能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则对记者称,该公司一直在按照正常的流程进行,“他(小鹏)这就是一个工伤,我们也一直积极地在处理,此前治疗的费用也一直是企业支付的。”
 
小鹏说他的手被绞入后,公司为保机器没有直接拆滚子,也没有报消防队寻求帮助,而是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将机器倒开,造成二次伤害、且严重感染。
 
而企业方辩解称,倒转机器是最快的解救方式,而拆除机器要先拆除厂房,会耗费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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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校方“没有强制实习”的说法与小鹏向记者提供的班级群里班主任的发言有很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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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这类机器,如果报消防队是可能直接暴力破拆的,但的确会损坏机器,小鹏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
 
第三,尽管企业敢对媒体声称“协商好了”,学校敢对媒体声称“治到他满意”,小鹏在入职时仅提交了一份实习申请,媒体报道并未提及企业、校方与学生是否签订了关于实习的三方协议,更不用说劳动合同了。没有劳动合同,至少劳动仲裁部门不会出面认定“工伤”,不被认定为“工伤”,就没有法律强制的一定时限的补偿,也没有可以领到退休的伤残津贴,企业最多只要承担治疗费,再给一笔慰问金。
 
法律常识是一种情形,司法实践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别说是“实习的学生工”,就是珠三角、长三角那些“正式工”,一旦遭遇工伤事故,想拿到足额的赔偿也是很艰难的。
 
只是事件在新浪微博曝光之后,企业才告诉记者,已对小鹏及其家长承诺,在养伤完成后,继续安排小鹏到公司任职,将其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培养,给他未来就业提供保障。
 
“微博治国”是一种病,为什么众多的事件都要搞到“上热搜”才能解决呢?说白了,还是普通工农群众权利丧失的体现。微博又成了鸣冤堂,这种病得治!
 
我们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这件事其实并没有因为校方和企业面对媒体的“拍胸脯承诺”而划上句号。
 
2、《管理规定》真是一纸空文?
 
2010年《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统计,富士康有近五分之一的工人未满18周岁,有的生产线上的学生工竟达到了50%以上!企业和职校打着“安排实习”的名义强迫使用学生工的现象由来已久,为此,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但这样的规定在现实执行中几乎变成了一纸空文。
 
教育部再三严禁职业学校顶岗实习、强制实习,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屡禁不止?小鹏的班主任在群里声称,“外面的实习报告不做毕业证明,只有统一学校安排的才可以……”这不是“强制实习”又是什么?
 
《管理规定》要求不得安排学生加班或夜班,然而,按照小鹏的描述,每天的连续工作时间超过11小时!从早上7:50上到晚上8:00,中午和下午的休息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施行轮岗制,吃饭超过半小时要挨骂。
 
《管理规定》对学生实习岗位的工作性质、负荷、安全保障都有明确要求,可是小鹏的实习为什么要安排如此有危险性的工作岗位,而且操作还是“一个小一届的学弟教的”……
 
《法治日报》前不久刊文说,《遏制强制实习须补上监督制约的短板”》,那么,谁来监督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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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称,“《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对劳动监察部门如何监管几乎没有作实质性的规定,应当说这是管理上的短板,应当补上。”对此,笔者并不抱太大希望,无论是程序员群体的996,还是传统加工企业流水线工人存在已久的超长工时,还是大量出现的劳务派遣现象,这些都是在赤裸裸地违反劳动法,劳动监察部门又在哪里呢?
 
3、“职校”何以变成“劳务派遣公司”?
 
2005年10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
 
(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时间不少于半年。
这样的教育模式设定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事实上,被污蔑为“废除高考”、“荒废教育”的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也是类似方向。
 
1958年8月,江西宣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刊出前,毛主席还为这篇报告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明:“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此后,除了城市原有的高校恢复招生,为社会主义培养高层次人才,大量面向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需要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到工厂和农村,其性质就类似今天所说的“职业学校”。
 
从1968年到1976年,新中国的工业产值连年获得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农业领域的良种改良取得了巨大突破,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领域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全新的教育路线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才。
 
但是,毛泽东时代面向工农的“劳动大学”与今天的“职业学校”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生产资料的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教育事业变成了教育产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12期刊登的《职业院校顶岗实习现状调查》显示,由学校安排实习单位的占44.7%;近三成的学生实习与专业不相关或不对口,近二成学生的实习为“打工”;学校实习指导老师经常临场指导的不足占35%;还有13%的实习单位未提供实习工资;实习期间从事过劳动强度特别大的体力工作的达50.1%,加班情况所占比例也达到50.1%。
 
私有制环境下,职业教育必须安排“顶岗实习”的规定,反而为一些职业学校充当“中介”,依靠廉价学生工牟利打开了方便之门。有些职业学校甚至勾结劳务派遣公司、血汗工厂,形成了一条利益链,为了丰厚的利润,漠视甚至还未成年的学生的健康与生命,以毕业证做要挟、用极其廉价的劳动报酬、残酷压榨学生工。
 
这样的现象在2016年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出台后并未收敛,屡见于报端。
 
2018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京东在“双十一”物流高峰期间,将数百名来自职校的学生招到北京、昆山的仓库来,从事收货和打包的工作。在那里,学生每天必须完成每次12至16小时的轮班,有时甚至要上夜班。但他们拿到的工资仅仅为时薪14元,这比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要低得多。
 
2019年2月,界面新闻以《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为题,详细报道了四川宜宾三所私立中等职业学校以廉价吸引农村生源,然后再以“实习”的名义往深圳、东莞输送廉价学生工进行残酷剥削的“灰色生意经”。
 
2019年8月30日,重庆某中等职业学院把500名学生安排惠州、东莞、深圳、厦门等地的工厂实习,校方规定未按要求实习不发毕业证。学生反映,正式工时薪21元,而干着同样工作的学生工时薪只有13元,还经常被拖欠。
 
2020年7月,广东某“民办”职业技术大学大三学生学生自行在网络爆料,他们在暑假被指定到惠州的某电子厂实习,日工作时间11.5小时,还有很多义务加班;而实习工作只有1500元,比正式工底薪还少一千多。更绝的是,学校得到了工厂的回扣,还要从学生身上收取每年3万的学费。
 
4、焦虑的“双减”、鸡肋的“职校”
 
7月份,教育“双减”政策落地,限制课外辅导班,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笔试,小学三年级到初三不公布成绩……
 
这样的举措本来是好的,既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又大大降低了工薪阶层的子女教育成本,然而,广大家长却完全高兴不起来。富人阶层仍旧没有停止“鸡娃”,媒体报道,某些城市搞起了变通的“住家家教”,年薪高达30余万。
 
一边是中小学“双减”,一边是中考高考升学模式不变,很多家长“焦虑的情绪”远大过“欣喜的情绪”,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一半的学生要被分流到“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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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中等职校,普遍存在且被广泛诟病的问题就是专业与工作无关、学业松散、老师不负责、设施简陋,在私立职校身上这些问题要更加严重,且私立职校的学费并不便宜,动辄上万。说白了,同样是“花钱买文凭”;而职业学校的定位就是把学生塑造成新一代廉价劳工,学生能否学到真正的技术,并不是学校真正关心的。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拥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315所,其中民办(私立)就占到了1985所。如果说公立职校还是校方搞腐败,从实习企业吃回扣;那么,作为私人老板角色的职校主办者,他们则更是热衷于办生意、不是在办教育。于是职校本身就扮演了介绍学生工进厂的劳务中介角色,从中抽取丰厚的“佣金”。
 
这样的局面不过是这些年来教育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而更令家长焦虑的是,职业学校出来之后的身份是产业工人,也就是所谓的“蓝领”。本来,劳动者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蓝领还是白领。然而,资本对人的异化不仅造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内部同样造成了阶层的分化,从而造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并且借着这样的不平等塑造出一整套“奋斗成功学”的价值观和“鄙视链”,将无产阶级分化成各自对立的群体。在考试机器的筛选机制下,成绩好的就进正规大学、上升为所谓的白领阶层,成绩差的就进职校、下降为蓝领阶层,即廉价劳工。
 
私有制在制造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巨大鸿沟的同时,也在劳动者阶层内部制造出了不平等。不解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教育“双减”所期望的教育均等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资产阶级照样有能力请“住家家教”,反而扩大了阶级鸿沟。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大学”,到如今的“职业学校”,其教育的形式是相近的,却因为所有制的根本变迁而导致了本质的截然不同。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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