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

 100年前，《新青年》创刊，不仅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而且也把一种带有新精神、新价值的新青年召唤为改造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在20世纪的“大时代”中，新青年被赋予领风气之先和变革的力量。100年后，新青年蜕变为“老男孩”，在市场经济的“小时代”里自怨自艾。这种面孔稚嫩、脆弱，内心却老练、世故的青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剪影。不过，在小时代的“穹顶”和老男孩的怀旧中也有一批“新的”青年，尝试触碰主流景观中不可见的中国现实。

后工业“穹顶”与文化乡愁的来源

2015年初，柴静团队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一下子火爆朋友圈，这部纪录片以“科学”的面目探索了城市雾霾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把雾霾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工业尤其能源产业的污染，另一方面又再次以欧美等先进国家的经验来为中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鼓而呼”。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污染的、封闭的“穹顶之下”。这种理想的“穹顶”空间就是后工业空间，也是《穹顶之下》所采访的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雾霾，主要原因是把工业污染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使得欧美地区变成了去工业化和产业中空化的地方。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既可享受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包括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廉价工业品，又能够享受到蓝天白云等绿色有机的环境。这种制造业的转移不只是把环境污染转移出去了，更重要的是把阶级对抗的社会矛盾也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保证后工业空间变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如果说18、19世纪的原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转移过剩的人口和产能，从而缓解国内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那么20世纪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则通过工业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来缓解国内环境和阶级矛盾。这样一条资本主义不断向外部空间转嫁危机的“老路”，中国也能复制吗?

还有一个现象，近两三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知识青年、都市中产、大资本下乡做有机、生态农业的新闻，这和十几年前从事乡村建设的环境很不一样。2000年前后，“三农”问题很严峻时，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过渡剥夺自然导致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积极探寻更环保、更持续的另类发展之路，比如发展有机农业、重启新乡建运动。那个时候“主流社会”并不关注乡村问题，而近些年乡村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热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一批大资本如柳传志、潘石屹等投资有机农业，把有机农产品作为新的产业增长点，二是一些都市中产返乡创业，寻找绿色有机的生活方式。从大众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比如《新周刊》、《南都周刊》等报道《逆城市化》、《再造故乡》、《软乡村&酷农业》等专题。可以说，农村、农业成为大资本和中产阶级追逐的“香饽饽”。这既与2008年食品安全问题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冲击有关，也与有机农业有可能成为后工业时代有利可图的支柱产业有关。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下乡和返乡创业诉诸的主体是作为消费者的都市中产阶级，而不是以农民、农村为主体。农村在这种绿色有机的新主流价值观中变成了没有雾霾、纯洁、干净的乐土，这就是把曾经被现代化所抛弃的乡村重新乡愁化。乡愁是一个空间概念，在这个空间中，仿佛没有人，只有美好的、纯洁的记忆。就像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成功、帅气的爸爸们带着一个个“萌娃”到化外之地的乡村去探险。对于城里人来说，乡村是暂时逃离异化、污染的都市生活的“天然氧吧”，而不是反思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寻找新出路的异度空间。

把农村变成乡愁不是现在才有的，自西方进入工业化以来就生产了一种文化上的乡愁叙述。与中国现代性经验里经常把农村描述为封建、愚昧、落后的地方不同，西方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把前现代的农村书写为拯救异化的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的过程，这种文化乡愁的前提建立在工业化、城市化消灭乡村、农民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作为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主流文化中充满了浓郁的乡愁、乡绅和庄园气息，而英国的工业化彻底消灭了农村，并通过羊吃人运动把多余的农民强制赶到城里。这种乡愁文化的功能表面看起来是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为工业文明让现代人永远失去了家园，失去了道德，失去了熟人社会的团结和互助精神，于是，这些所有美好的价值都赋予前现代的乡村，一个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浪漫化的乡村。这种乡愁里面不会看到乡村的狭隘、封建和剥削的一面。如果把这种文化乡愁看成是西方近代以来反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现代社会，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城市和更民主化的世界秩序，但在文化上占据主流位置的恰好是一种反现代的文化。这种反现代的文化从对蒸汽时代、机器时代进行强烈批判的17、18世纪的浪漫主义开始，到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的现代主义，都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原子化、异化、物化的生活。相比之下，少有的献给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赞歌(如一些现代主义、未来主义诗歌)却始终是边缘文化。

为了回应这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及生态灾难，20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一种是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及其20世纪的社会实践，出现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与资本主义文化对工业的“仇恨”不同，由于从所有制等方面解决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反而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田园、工业田园的想象，也就是城市不是异化的空间，而是“工人当家作主”的人间乐土，农村也不是前现代的乡愁，农村是现代化的、工业化的“希望的田野”。相比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对现代社会充满绝望的现代主义(如《荒原》、《变形记》)，社会主义对现代化、现代科技却充满了正面积极的评价，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等);二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摆脱工业污染和工业异化的政治社会实践，这种方案把工业异化和蓝领工人从后工业社会中清理出去，建立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中产阶级不用像工人那样从事流水线上的异化生活，也没有雾霾的威胁，处在一个一尘不染又高度发达的去工业空间中。随着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第一种“共产主义”的方案被宣告失败，美国式的后工业社会成为拯救工业资本主义的唯一未来。不过，这种产业的中空化和去工业化，也预示着欧美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实体经济)越来越转向金融资本(虚拟经济)。这种金融资本与中产阶级的蜜月期存在于二战后期从40年代到70年代所谓资本主义的“黄金三十年”，随着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以及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产阶级的“甜蜜的生活”也变成了梦魇。其实，后工业社会只是通过地理空间上的“乾坤大挪移”暂时转移了环境危机和社会矛盾，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假装找到了克服工业污染和阶级问题的出路，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和欧美把工业迁到第三世界来完成去工业化相似，中国的大城市也通过把工厂外迁的方式变成后工业大都市，这改变了社会主义时代工业城市的职能。在这种生产型的工业城市变成消费型的后工业城市的过程中，伴随的是几千万城市国企工人的下岗、失业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几亿农民工的出现。与《穹顶之下》所“轻描淡写”的英国产业升级中矿工失业之后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从蓝领变成了白领不同，中国老工人的消失换来的是更大数量的新工人的诞生，因为中国9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工人为欧美发达国家夜以继日地生产各种低档或高档的日用消费品。不管是曾经作为城市主人后来强制下岗的老工人，还是从事工业劳动的新工人，在消费主义的后工业大都市中都成了“隐身人”，恰如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国在后工业的文化景观中也是不可见的一样。对于近些年的城市空间来说，工人离开工厂后留下的工业废墟，不只印证着工业时代的消亡，也印证着以工人为主体、以工业为核心的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这些工业废墟一方面被大量拆除、彻底从城市空间中抹去，变成崭新的地产项目，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呈现的是一个三线工厂变成房地产的过程，另一方面“变废为宝”转变为当代艺术的文化创意园，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没有污染的、绿色的、有机的产业也成为后工业时代的支柱产业，如北京的798就是工厂变成艺术产业园的成功案例。这种非物质的、高度资本化的当代艺术生产取代工业生产的过程，也是后工业空间替换工业空间的过程。

从“新青年”到“老男孩”

从青年视角反思中国社会发展是很有意义的，青年人的命运不仅与百余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处在彼此互动的状态。201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期刊《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一般来说，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是现代中国的起点，但是就像鲁迅的小说所揭示的，民国虽然成立，中国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封建意识依然存在。而1915年到1919年出现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才是中国进入现代的标志。《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阵地，一方面传播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文化推手。新文化运动的“新”体现在两点上，一是用西方的、现代文化来反对封建意识，比如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用新文学取代旧文学，二是新文化所召唤的主体是青年，是掌握了新文化的新青年，青年也成为此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革命中最活跃的群体。这本杂志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也培育了一代五四新青年。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确立了三种新价值。一是，新青年与一种新文化、新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有关，通过改造青年来改造社会，这标志着新青年登上历史的舞台;二是，出现了一种“新”意味着好、进步、正面的价值判断，与之相对立，“旧的”、“老的”就是负面的、保守的代表;三是，新青年是一种掌握了新知识、新文化的知识青年，知青在20世纪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养育的新青年带有两幅面孔，一是关心个人、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如走出封建家庭的觉醒的人(如巴金的《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二是关心民族、国家命运、参与社会实践的革命家。这又分别对应着两类典型的知识青年形象，一类是文学青年、文艺青年，90年代后期出现的小资也属于此列，第二类是文学青年“投笔从戎”转变为参加大时代斗争的革命青年。随着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都市青年人(经历新式教育的新青年们)意识到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包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落后的中国应该学习的榜样，于是，30年代中后期很多热血青年投奔延安，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考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大致是50年代的革命文学《青春之歌》所讲述的故事，讲述个人主义的五四青年怎样转化为为了更多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其中也涉及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如何背叛自己的阶级，与工农群体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50年代也是核心问题。

如果说陈独秀第一次将新青年放在历史和社会的主体位置上，那么到了50年代建设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新中国本身就带有新青年的朝气和豪迈。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都不一样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青年问题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社会主义江山的红色接班人联系在一起。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相似，50年代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被认为“天然”是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新人，不存在旧社会的包袱和自我改造的问题。60年代，教育青年、使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凸显出来，如《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作品都讲述如何教育青年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传统，这是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质、防止个人被资产阶级思想腐化堕落的保障。“文革”初期，青年人以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份被召唤为新的革命主体，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急先锋。“文革”有两个任务，一是反帝，一是反修，既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又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尝试走一条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这使得中国处于美苏冷战结构的第三元，也是当时全球左翼激进运动的榜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正式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上山下乡并非始于文革。50年代就提倡，1961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大有作为”的号召，真正大规模地有组织的行为是1968年开始。据统计，文革期间有1600多万人上山下乡。知青下乡本身是一种“逆城市化”运动，也带来三种社会效果：一是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多知青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中国农村和边疆地带，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很多有知青经历;二是有助于缩小三大差别。现代化和工业化本身制造了工农和城乡差别，包括让农村越来越凋敝等，而知青下乡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三是有助于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农村并不是被现代化和工业所抛弃的地方，而是能够找到人生价值的地方，让年轻人回到农村，使农村“在地”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这和90年代以城市为中心、把所有资源都抽取到城市的现代化之路是不同的。当时的电影如《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都是讲述年轻人扎根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

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以人性的回归和新的现代化叙述为基础的，通过重述五四启蒙价值观来为新的社会改革提供合法性。与青年相关的是，重新肯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把个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变成自由市场中自由自在“游泳的鱼”。不过，80年代处在毛泽东时代和90年代彻底市场化的时代之间，具有过渡时期的特殊性。80年代一方面分享了毛泽东时代乐观、青春的底色，另一方面又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那是一个自信的、充满未来方向感的时代。1980年夏天，《中国青年》杂志刊登“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编辑部集体策划的“读者来信”一经刊登就获得巨大反响。这封信讲述了经历文革的“我”从“无私”到“以自我为归宿”的思想蜕变，一方面醒悟到保尔、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所代表的“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信仰都是“宣传的”、“虚构的”、“可笑的”，另一方面认识到“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才是可信的人生真谛。最后，信中写到“我”不愿意和工厂里的其他家庭妇女为伍，“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象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封信的重点不在于控诉文革伤痕，而是在既有的社会制度下这种追求自我价值、渴望实现作家梦的“人生路”越走越窄。那些人生的拦路虎就是“组织”、工厂式的单位制等体制性力量，这也就是80年代用个人成功来批判分配制、“铁饭碗”的禁锢与压抑，“体制外”成为一种实现自我认同的“自由”象征。

90年代以来，对于青年人来说，青年人的梦想变成了个人的成功梦。每一个人都是一无所有的个体，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个人奋斗、美国梦成为主流价值观。不再是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而是个人要成为个人主义的英雄，这种英雄的形象就是企业家和资本大亨。90年代初期有两部电视剧很火，一个是《外来妹》，一个是《北京人在纽约》。前者讲述南下广州打工的农村姑娘，在港资的工厂里寻找成功梦，后者是北京的音乐家到美国从头开始，寻找美国梦的故事。在市场化刚刚开启的时候，这些励志故事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人人经过努力都能够成功的幻象。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已经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接轨”，而此时中国社会内部也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90年代新旧体制交错的双轨制不同，新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的旧制度已经消失、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成为主导逻辑。这就使得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叙述不再讲述反体制的“自由”神话，而变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种梦想就是潘晓的个人成功的人生梦，一种信马由缰、开疆扩土的个人主义英雄成为新世纪之初电视荧幕的主角。

2002年红色怀旧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让“泥腿子将军”成为新的英雄。这些土的、没有文化的、不入流的“泥腿子将军”既是不按常理打仗的个人(男性)英雄，又是打鬼子的国家英雄。这些“从奴隶到将军”的故事与19世纪的美国梦一样，是自由竞争时代“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成功者。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食物链顶端的猎食者，哪怕只有一个人取得最后的成功，依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制度。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少数人或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的“饥饿游戏”。这种草莽英雄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英雄梦很快转变为职场白领们的励志“春梦”。就像美国在从19世纪小私营企业主的时代向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个人成功的美国梦也变成了二战后的中产梦。这种中产梦的体现就是2005年之后的电视荧屏上开始流行职场励志剧，如《士兵突击》(2007年)、《奋斗》(2007年)、《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杜拉拉升职记》(2010年)等。在这里，个人已经从“泥腿子将军”、光鲜亮丽的小资，变成了可能随时被碾死的蚂蚁(《士兵突击》原版小说把许三多比喻为一只坚守职责的兵蚁)或战争中的“炮灰”(《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炮灰团)，一种公平竞争的职场故事开始变成危机四伏的战场，如《暗算》第三部以及电影版《风声》中谍战故事变成了一种密室里的杀人游戏，这种“无处可逃”、不可掌控的宿命感本身是个人在日益残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隐喻。

2008年前后在房地产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产梦开始破碎，出现“蚁族”、“蜗居”的现象。2008年郭敬明的《小时代》第一部出版，这部小说不仅把上海浦东作为“小时代”的背景，改变了上海怀旧热中对石库门、外滩殖民建筑群的空间想象，而且清晰地呈现了青年人在这个熠熠生辉的小时代中的真切感受，“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昔日在七八十年代的“大时代”中孵化出来的“大写的人”变成了“小时代”里“最最渺小微茫的一个部分”。这些生活在“大时代”落幕后的小时代里的年轻人，不用拯救民族于危难，也不用面对你死我活的冷战对抗，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悲欢和小伤痛，不愿意感受、也不关心中国社会这二三十年的巨变。“怀旧”氛围是这些影片最大的卖点，《致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2013年)《匆匆那年》(2014年)等都唤起观众对刚刚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怀念。借用另一部电影的名字来描述这一代年轻人就是“老男孩”，他们还没有真正变老，就已经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曲了，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成为他们无限缅怀的人生段落。《老男孩之猛龙过江》(2014年)中选秀失败的筷子兄弟再次回到中学晚会的舞台，他们期望自己从来都没有毕业过，而《匆匆那年》的结尾处陈龙渴望回到那场篮球比赛，重新开始与方茴的爱情。这些“温室里的花朵”一旦走向社会，走进职场，立马意识到市场经济下求生存的压力，而近些年蚁族、屌丝的出现也使得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奋斗空间被压缩。这或许就是他们怀念校园生活的心理动机，因为那是一个竞争不太激烈，能够享受到同学情谊的空间。

在这里，出现两种有趣的文化想象，一种是“黑暗世界”的来临，不管是《小时代》，还是《甄嬛传》及其他职场剧，曾经自由竞争、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变成了流着黑色液体的“你死我活”的战场;第二是生活在“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只能以更加黑暗的方式来成为黑暗世界的胜利者和幸存者，否则就会淘汰出局、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说80年代作为历史的人质和牺牲品的个人笼罩着一种自由与解放的梦幻，那么在“深似海”的后宫中个人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臣服”和顺从，不可能、也拒绝对“压抑而封闭”的权力秩序进行任何批判和反思。可以说，这些稚嫩、无辜的面孔下面隐藏着一颗无比苍老的心灵。这与90年代末期开启的社会、经济领域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密切相关，随着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行业的产业化改革，驾驶“一叶小舟”的蚁族们在缺乏社会保障的背景下变得“鸭梨山大”，精神“自由”却无力承担物质现实的“暴风骤雨”，按照电视剧《蜗居》(2009年)中市长秘书对作为情人的白领“一语道破天机”：“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于是，即便沦为屌丝，也渴望“见证奇迹的”逆袭时刻，正如那句自嘲的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新工农联合的可能性

前面梳理了从五四新青年到当下，各个历史时期青年人的位置和精神状态。如果说从五四到80年代末期，青年人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那么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的时代，年轻一代则被召唤为个人主义的消费者，是个人奋斗、美国梦、中产梦的信奉者。虽然这是一个“小时代”，但并不意味着青年人只关心个人或家庭的小幸福、小欢乐，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依然是社会结构当中最有生命力的群体。新世纪之交，新乡建运动吸引了大量的有为青年参与乡村建设。这种对“三农”问题身体力行的介入，是对80年代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当下主流文化把乡村变成都市生活的乡愁不同，新乡建运动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借对农业、乡村的思考来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克服的痼疾;二是，新乡建运动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不是资本和中产。面对新世纪以来国家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乡村治理的进一步弱化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大资本对农业的“垂涎三尺”，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反思20世纪中国现代化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工农联盟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是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力挑战，实现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其中国家的工业化是最核心的任务，这决定着中国能否在列强环伺的帝国时代存活下去。工业化不仅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也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从晚清、中华民国到新中国，都是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回应。发展工业化的前提是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民营资本的壮大，而中华民国虽然完成了现代中国的转型，但长期遭受来自外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部军阀武装割据的影响，使得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无法完成。当然，中国工业化进程本身也给传统中国社会尤其中国乡村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民国时期一批知识分子从事乡村建设的主要背景，乡村建设成为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救行动。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建国之路，又在50年代初期借助朝鲜战争而获得国家主权的独立，这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按照温铁军的观点，为了弥补工业化的资本不足，毛泽东时代借助人民公社制度从工农剪刀差中积累发展工业化的原始资本，这也造成那个时代农村被工业过度剥削。这种内生性的原始积累方式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制度基础上。农民不仅是与城市工人相并列的国家主人，而且人民公社也把农民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基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保障。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工农联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依靠自力更生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积累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基础，也使得90年代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就有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世界加工厂”。这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新工业化之路，农民以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再次为工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使得农民工没有完全沦为城市贫民。凭借着90年代新一轮工业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工业化国家。

从前30年和后3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得益于一种工农联盟的社会制度，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遗产。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从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升级中，工人、农民同时沦为社会底层阶级，也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一个是，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日益严重的三农危机，农业、农村在新的工业化过程中完全被抽空，变成了现代化之外收留老弱病残妇幼的场所;二是，2008年、2010年以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劳资矛盾，两三亿新工人与利润率下降的代工厂资方之间的对抗，这使得90年代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政治威权加经济自由化)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与90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返回乡村，新工人无法转化为农民，这就是打破了80年代以来乡村充当工业化、现代化的蓄水池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能否构建新的工农联盟是关乎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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