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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秉性
陈独秀长毛泽东十四岁，当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蜚声上海时，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这位被杨昌济称之为“资质俊秀”“殊为难得”的师范生，与陈独秀一样，对政治特别感兴趣。历史的风云际会，将他们先后推至中国革命的前台，可他们给中国革命的影响，真所谓“可怜鹧鸪飞，飞向树南枝，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这种判若云泥的结局，细究起来，个人的秉性风格不能不起一定作用，而这又与他们的出身即家境密不可分。
陈独秀不满两周岁的时候，父亲便被瘟疫夺去生命，四十年后，这位名满华夏的新派领袖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对他的个性影响极大。她对儿子的惟一要求“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比较开明，从不拿“忠孝节义”的道德说教来束博和规范自己的孩子。他说自己的母亲很能干，本质上又是个“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的老好人。他说：
“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陈独秀五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嗣父是个举人，曾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做过官，少年陈独秀曾随嗣父去过东北，亲眼目睹沙俄士兵随意杀人，奸淫妇女的暴行。这惨烈的一幕幕，对他刺激极深，每每“思之当一大痛哭”，他为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种壮烈的民族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
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毛泽东出生在闭塞的韶山冲。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劳节俭，精明能干，正是由于他的治家和经营，毛家才由贫农到中农，后又成为富农，在贫困的韶山冲可算是殷实之家了。父亲对他要求不高，只要能识字打算盘，如果还能帮他打打官司，就一定能在韶山冲立住脚，成为有头有脸的人了。
和陈独秀不同的是，当祖父拿着戒尺，硬逼着年幼的陈独秀背诵经书的年龄时。只有六岁的毛泽东已经在外祖父家，和表兄弟们一起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劳动，较早地知道了稼穑劳作的艰辛。毛泽东九岁才开始读书，虽说书是读的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记忆力强，旧时读书人必备的口诵心解、默写背诵的功夫，对于他来说一点也不难。这些烂熟于胸的经书古籍，虽不是他的所喜所好，却也使他受益终身，成年后的演说和文章，只要是引经据典都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他早就对枯燥乏味的经书古籍失去兴趣，反之则对被称之异类的闲书、杂书特别喜爱，如《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少年毛泽东读书时就爱思考，他发现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在重温这些小说内容后，他终于明白，“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杨武士，颂杨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实行残酷镇压，暴动者的头颅高挂在长沙城南门外示众。这一事件轰动整个湖南，时在韶山东茅塘读书的毛泽东，对此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没有采取“旁观者”的态度，而是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陈独秀显然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农民，在这个年龄段里，他在大哥的督导下，整天埋在经书子集里，以预备科举考试。十八岁那年，为了“母亲的心愿”，才随大哥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一路进京科考的经历，给他刺激极大，深感科举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这才与科举决绝。由南京回安庆后，他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等文，向清政府提出长江防务的方案。他的这些文章仍然主张依靠皇帝进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毛泽东十三岁就和家中的雇工一样，在田地里劳动，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给父亲记账。父亲见不得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的样子，一次，父亲当着许多客人的面，骂他是懒而无用，早就蓄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爆发了出来，他与父亲顶起了嘴，并抬脚离开了家门，扬言要离开这个家。父亲叫着骂着追了上来。他一路跑着，来到一个池塘边站着，对气喘吁吁的父亲说：“你要再走近一步，我就跳到池塘里。”父亲胆怯了，再也不向前追赶并答应再也不打骂。他从这件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他不愿困守在韶山冲，要走出去独闯天下，他知道父亲绝不会同意，而要让父亲放行，再用硬碰硬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聪明的他找来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这些人在乡间很有声望。父亲在他们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他去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1910年秋，十七岁的毛泽东背着简易的行囊，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出了韶山冲。
陈独秀自小就缺乏这种圆融变通的心计，儿时为了背书，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板子，年迈的祖父就想听到孙儿的求饶声，可他偏偏不，手打肿了，屁股打红了，心疼的母亲在一旁暗暗垂泪，可是他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哭。一声不吭，愤怒的祖父气的怒目切齿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这种倔犟刚烈的性格，以及一条道走到底的偏执精神，似乎伴随他的一生，使他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迂腐·远见
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过这样的话：“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那般浪漫。”书生领袖陈独秀恰恰没有正视到革命中的“污秽和血”，对那些革命中应该做的“卑贱的、麻烦的工作”，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况且，他基本属于阳光性的人物，仍如鲁迅所评价他的那样，是个“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的人。这种性格用于同志，自是肝胆相照，而用于心怀叵测的人，用于特殊复杂的环境之中，恐怕就另当别论了。
陈独秀是中共的开山领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他面临的最“现实的事”，两个本就性质不一的政党联合到一起，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冲突，而他所缺乏的就是应对这种局面的气魄和手腕。国共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为防止被国民党所溶化而建立党团，这就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反对，作为中共领袖的他应责无旁贷地给以回击，可他却书卷气太重，反而以推己及人的雅量为对方设身处地的思虑，据张国焘回忆：
“陈先生对这件事极其为难，又异常激动。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政策所引起的难题。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这就是他的冬烘迂腐之处，更迂腐的事还在后头。据他的好友，国民党大佬吴稚晖于1926年3月26日日记所记，3月6日，吴稚晖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询问：“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他竟然毫不防设地回答：“二十年足矣?”吴稚晖急了，惊讶地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此时，北伐战争正捷报频传，陈独秀正陶醉着，当吴稚晖试探性地询问时，这位“用不着提防”的书生领袖，就不假思索地答以二十年即可实行“列宁式的共产”，殊不知，他的这位老友对“列宁式的共产”深恶痛绝。这就给吴稚晖提供了所谓检举中共的口实。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核心之一。他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际，两个原本对立的党派走到一起，完全是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十分清楚合作的过程，如鲁迅所说“决不如诗人那般浪漫”，依然有许多“卑贱的、麻烦的工作”。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中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既维护合作的大局，又不牺牲本党的根本利益，对借合作之机暗藏溶共乃至灭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蒋介石早就有心借改编之机将红军收编，使中共没有武装，失去根据地。十多年的实际斗争的经验，已经告诉毛泽东，与国民党、蒋介石文斗也罢武斗也罢，都要凭实力作后盾。所以，在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多次谈判中，他一直指示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部分同志以为国民党真的友善，再也不会祸起萧墙，主张红军应该早出动，“全部出动为宜”，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等。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在于，一直站在维护本党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耐心分析。他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仍然是敌人，所以“党的阶级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国民党亡共之心一直未死，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过程被缴械就是铁的事实。他认为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种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给红军提出五项任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则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期的教训，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牢牢把握中共的独立自主性，在服从总的战略的前提下，不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这样才不致于被国民党溶化乃至瓦解。他说，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基本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保存不了，谈何消灭敌人。他看到了中日力量对比的悬殊，才提出持久战的观念，他正视国民党正规军失败和国土丧失的事实，才明确力量弱小且装备落后的八路军不具备与日军正面作战的能力，只能与之进行山地游击战，更清楚国民党借抗战之机消灭异己的野心，才时时提防，并着眼于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用他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主力红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指示要留下一支部队在陕北，以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这支部队就是留守兵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能没有自己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就是留守兵团保卫的陕北。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出席了洛川会议，认为毛泽东在会上的指导意见对于中共的发展无疑是正确的，他说：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农民·红军
1927年7月，陈独秀给中央递交了辞职信，自此离开了领导岗位。谁将是陈独秀的继任者，毛泽东也有成为继任者的可能性，可他对此似乎不感兴趣。几年来，他已厌倦与国民党论争的“口水战”、“笔墨战”，意识到与国民党斗，还是要靠实力和枪杆子，城市不是中共的优势所在。他毅然地选择了农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到了垂暮之年，仍对这一选择发自肺腑的感叹：
“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去湖南调查农民运动，让别人去争夺这个位置。这是毛泽东高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的地方。”
1923年4月，毛泽东在领导水口区矿工罢工时，发现这些工人原本就是农民，立即派工会领导成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这个乡有很多农民在水口矿区做工，受过毛泽东的教育，亲历过水口区罢工，感受过团结起来的力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农民就发动起来。9月中旬，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区农工会成立。根据开展农运的经验，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主要介绍农民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共也曾研究与讨论过农民问题，而将农民运动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却是毛泽东开的头。对于这一点就连张国焘在晚年也不得不真心地佩服。他说：
“他(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如果说陈独秀忽略了农民问题，那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23年7月，他就在《前锋》发表《中国农民问题》，这篇被邓中夏称为“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的很细致”的文章指出：“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国民革命“不可忽视农民问题。”他对农民的经济状况、阶级构成以及所受的压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也给中国农民指出了改变命运的途径，那就是“教育与宣传”、“组织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组织谷价公议机关”和“抵御兵匪、改良水利”及“县长民选”等。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长沙养病。次年2月，来到家乡韶山，走户串门，与乡亲们唠家常交朋友，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除办起二十多所农民夜校外，还创办了农民协会，更重要的是在韶山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创办了中共韶山支部。他在韶山时间不长，领导的农民运动却有声有色，走“在各县之先”，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而农运一开始即“作经济政治斗争，”“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毛泽东认准了中国革命的广阔天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是农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可总书记陈独秀却不大支持农民运动，说农运已经“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1927年1月，毛泽东带着总书记所提的这些问题，徒步考察了湖南的湘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并非没看到农民运动的过火之处，但是，他主要是看到了农运的本质和主流，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庄稼汉，如今也在农村挺直了腰杆说话，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因此，他得出结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大革命失败前夜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和彭湃、方志敏等将议定的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讨论，可是，陈独秀甚至都没在大会提及。“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心情苍凉”的毛泽东正在思考和运筹着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大革命失败后，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一封又一封去信，愤愤不平地辩说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人民武装——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割剧。
红军日益发展，工农武装割剧已成星星之火时，陈独秀却站出来对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大加讨伐。他写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已不是一般地反对武装斗争，也不仅仅是对农民有着“绅士式”的歧视，而是恶狠狠地污蔑红军的社会基础是“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由这些“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命了”。并说红军的游击战争是“土匪式的骚扰”，因此，“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时值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围剿，蒋介石让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刷，向江西苏区广泛散发，这就难怪有人说蒋介石对红军和苏区是“武剿”，而陈独秀则是“文攻”。
与陈独秀主张“国民会议”、取消革命的思想背道而驰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枪杆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中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中共没有军队和根据地，中国革命的胜利又从何谈起。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已与这支军队水乳交融、血脉相连，广大指战员也在实战中意识到毛泽东的重要地位，以至在他走麦城被排斥时，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多大的减弱。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不同之处，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信仰·纪律
他们都看到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可在低潮期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两个人却指出了极不相同的方向。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还没有到崩溃的时期，所以，人民“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现在应放弃“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以“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经济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8年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然形成，工农武装割剧的局面正在开辟之际，湘南特委派员来到井冈山，来人下车伊始，便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就这样被“开除”出党，成为只担任师长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开支部会我都不能去，很痛苦的。”他只是感到委屈，没有丝毫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踏上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征程。当时，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与刚从苏联回国，被中央派至红四军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就红四军的建军原则，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一种认为设立军委，就不能再有前委，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另一种认为前委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再设军委便是重叠机构，是“分权主义”，不宜“集中而敏捷”的军事指挥。这种争论在红四军党内进行了一段时间，而到了6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毛泽东不仅没有当选前委书记，反而以所谓红四军的党内争论应多负责任的理由，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毛泽东服从会议的决议，没有过多的纠缠，而是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上的工作。
也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多次给中共中央去信，忘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继续提出一些早已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评的意见。共产国际考虑他的意见及特殊的历史地位，指名让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他几个同志都去莫斯科参加了会议，惟有他却不顾组织纪律，严词拒绝出席会议。更离奇的是，他竟置中央的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于脑后，把他致中共中央的信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公开传阅。
他企图引起对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这一愿望在当时就被否决了。当他获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信息后，便很快投入到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作为中共创始人的他，在创建这个党时就理应明白列宁主义的政党纪律，党内不能有反对派活动。在中央一再的劝说和警告下，他置若罔闻甚至梗着脖子向中央叫板：“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公开地追随托洛茨基，明目张胆地建立反对派组织，正如他的老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很多错误，这是历史的真实。对待这些错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了然在胸，十分清楚，可很少有人像陈独秀那样坦言无忌直至公开批评。他甚至胆大到在给中央的信中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内容是：“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此时的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元首，而且也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可他却毫不顾忌，理直气壮。
在托洛茨基的力荐下，陈独秀当上了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的总书记，可是自命不凡的年青的托派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仍对他的所谓右倾进行批判，而他的一些另类于托派的思想，又从来不能见容于这些年青人。他并不在意这些，用他的话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在审视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时，大胆地怀疑，不时地否定，并自诩要用“科学的态度”，“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断言“列宁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从批判孔子开始，一生信仰和抛弃的主义和思想之多之快，也是罕见的，延至晚年连最后信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抛弃了，这就难怪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了。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不同的是，他除如自己所说具有“虎气”外，还有“猴气”，那就是灵活性。中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斯大林开始担忧起来，立即派王明回国督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惟恐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见罪于蒋介石，从而使苏联失去东面屏障。王明自以为是钦差大臣，以在武汉的长江局向延安的中央闹起独立，这一点连赋闲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的一清二楚，他说：
“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作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王明正在势头上，且背后又站着斯大林，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除阐述自己的意见外，尽量避免与王明的正面冲突，也就是李德所说“除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可另一方面又通过任弼时、王稼祥等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真实情况，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1920年5月，他们相会于上海，陈独秀向青年毛泽东谈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毛泽东向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这些话，给我留了深刻的印象。”先生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可学生毛泽东毕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切的出发点与着眼点都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为此，他既能顺势而为，也能在逆境和挫折面前毫不气馁，巧与周旋，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对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一丝一毫也不怀疑，只是脚踏实地的践行着，这就是他与陈独秀在本质上的不一样。
（责任编辑：澄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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