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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杂谈

康生污蔑哪位开国元帅:思想上还没入党 是党外人士

发布时间:2016-07-19 来源:人民网作者:朱和平

    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到底遭遇过什么?据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记载: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

“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夫人康克清在《奶奶对爷爷的深切怀念》上的回忆中记载了这样的细节: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他,也难以理解。有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顾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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