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辨析

105年前的今天，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两位德国工人阶级优秀的子女、英勇的战士，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与旧军队的屠刀下殉难。这一事件成为了德国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血海深仇的一大开端，两者间以此为标志的分裂与对立时至今日也未能弥合。更为令人痛心的是，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自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不仅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革命精神的“社会民主主义”奉为圭臬，更是恬不知耻地为杀害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以及无数德国革命者的野蛮行径辩护，并且以此更进一步地对经过列宁彻底革新的马克思主义，散播其“社会民主主义”外衣下包裹的反共产主义思想。为了对这一维护资本主义、分化工人运动的行为予以反击，我们号召全体共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个日子喊出统一的口号——绝不容许为罪行辩护！
 
事实上，在1919年的那个暗夜至今的105年间，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曾经斩钉截铁地抗议、批判过这一历史罪行。德国共产党自不待言，即使是更加“中间派”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也在1919年柏林纲领中如是宣布——
 
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的工人和士兵曾夺取国家政权。但他们没有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右派社会党人的领袖与资产阶级再度同流合污，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字眼推行蛊惑人心的政策。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民主的法律形式是骗人的假象。如果在政治解放之后没有随之实现经济解放和独立，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右派社会党人推行的社会化是一个骗局。他们在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前提下，满足于某种“混合经济”式的管理，甚至仅仅满足于对那些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已成熟到可以立即实行社会化的大企业进行“公开监督”。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33年后不得不流亡海外时，它的流亡执委会痛定思痛，根据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该党的得失，写就了对其在间战期重大错误予以拨乱反正的《布拉格宣言》。在谈到十一月革命的历程时，《布拉格宣言》指出——
 
1918年的政治变革是在由于战争和对人民群众的强烈民族主义煽动而引起的一个反革命的发展时期结束时发生的。不是通过工人阶级有组织、有准备、自愿的革命斗争，而是由于战场上的失败消灭了君主政府。社会民主党作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有组织的力量，未经反抗而获得国家领导地位，它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政党、旧官僚、甚至同改组后的军事机构分享了这个地位。它把旧的国家机构几乎毫无变动地接受下来，这是战争期间迷失方向的德国工人运动所犯的严重历史性错误。
 
新的形势排除了任何重蹈覆辙的情况。革命群众战胜纳粹敌人后将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府，它将受到工人的革命群众政党的支持和监督。这个政府首要的和最高的任务就是保证胜利了的革命掌握国家权力，铲除任何反抗可能性的根源，使国家机关变成人民群众的统治工具。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十一月革命余威仍在时的独立社民党人，还是山河沦亡之际投入反法西斯斗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旗帜鲜明地反省十一月革命期间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罪行，并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同这一历史悲剧与野蛮暴行彻底决裂。
 
这一思想路线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延续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的日子，在《布痕瓦尔德宣言》中，欧洲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同提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设想，这些设想从反法西斯斗争的血与火中淬炼而成，标志着亲历残酷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在充分回顾历史、反观现实后向革命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回归和向列宁主义路线的靠拢，更标志着这些崇高的人们尝试着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扫除积弊、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中间重建团结的自救努力，尽管并未点名批评具体的个人与组织，却同样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而非抱残守缺、满足于有限社会改良的立场与态度——
 
这项繁巨的工作只有当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紧密团结在牢不可破的联盟下时才能够完成，为此目的我们将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制度，它将不再困守于空泛而形式化的议会主义，而使城市和乡村的广大群众能够进行有效的活动，并参与政治和行政活动。
 
为达以上目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必不可少。
 
基于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未来状态的问题，而是当下的当务之急，我们希望将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性付诸实践，并催生无产阶级的行动。讨论的自由和执行决议的纪律将使我们能够汇集所有诚实的社会主义力量。
 
我们期望，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政党和工会将在必不可少的初步讨论后不久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并将召开一次创始大会，以确定纪律和行动纲领，并选举新的党的机关。
 
为了实现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包含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政治和工会组织，以开展工作和斗争。
 
所有这些来自社会民主党人内部的话语都无可辩驳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一切怀有革命精神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将1919年一月的血腥镇压与蓄意谋杀视为暴行与耻辱，更是将社会民主党内外的右翼分子奉为“金色旧日”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以“晦暗的反动时期”盖棺论定。这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重振工人运动，彻底战胜社会民主党内外的右翼分子，重建起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使工人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不再遥远，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并非这些美好愿景的实现，而是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康乾盛世”，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并不复杂，这正是因为，右翼分子在反法西斯烈士们尸骨未寒时便效仿艾伯特们在数十年前的所作所为，再度为了权力出卖灵魂。当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欧洲重新进入政坛时，除却奥洛夫·帕尔梅等少数“真诚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在执政时都在国内与国际政策两个方面均趋于保守，其中竭力以新殖民主义维系帝国主义秩序者不在少数，武力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者更是层出不穷，这一“社会帝国主义”路线甚至延续至今，而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社会民主党则干脆是为了分化瓦解民族解放运动而被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扶植起来的傀儡和吉祥物，毫无进步性甚至转向反动。
 
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后初期的社会民主党还保留着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锐意进取的精神，那么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社会党国际原则声明》的出台为标志，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就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不可调和的死敌，其中居于主流、中心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尤甚。


 
那么，为何还会有一批人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格外青睐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路线和“历史作为”呢？在我看来，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在一个或多或少保留了“社会主义框架”的“共产党国家”为自己“反共高于一切”的立场找一块遮羞布，而非真正认同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才会选择把右翼社会民主党吹捧成某种子虚乌有的“进步火炬”；剩下的人则是被右翼社会民主党及其拥趸的历史神学与空洞口号蛊惑，将右翼社会民主党视为政治上的救星，幻想着这些屡次背叛工人阶级乃至（更为广义也更为空泛的）整个社会底层的投机犯能够解决社会现有的弊病，白白送给他们一个真空球形鸡式的乌托邦。
 
我们应当明白，不管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还是由于无可救药的愚蠢幼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吹捧、对右翼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罪行的粉饰，都是不可容忍的，其传播与泛滥必将诱使众多在未来参与决定一国乃至全世界政治走向的年轻人从进步的一面转向反动的一面、从解放的一面转向压迫的一面、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一面、从共产主义转向反共主义的一面、从最广大劳动工农的一面转向一小撮剥削阶级的一面，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十一月革命的终结与两位领袖人物的殉难无疑是一道重要的舆论阵地，为此我们全体共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应当在今天团结起来，向任何敢于逾越这条底线的人表明我们的立场、证明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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