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我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而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表达了类似观点的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诸子百家的学说，大多是术的层面，教君主具体实行，但儒家建立了一套体系，可以无所不包。都说中国外儒内法，实则不然，法早已变成了儒家之法，而不是法家之法了。至于阴阳家源头的经典《易经》，也被编入四书五经之列了。说孔子系统颠覆了古代中华文明，我是相信的。毕竟他按照他的春秋大义编纂了历史，这和何新说的现在西方捏造希腊、罗马文明是同一个道理。信奉儒家的同时，你也可以是法家、阴阳家、墨家，就此儒家统治了中国的思想界。宗教的领域儒家让了出来，交给了道家和佛家。但个人得道成佛的路径还是要按照儒家喜欢的方式来，如此佛教也变成了中国的佛教，和藏传佛教大不相同。

《大秦帝国》说商鞅变法分为战时变法和后期变法我是相信的。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设置郡县的做法，必然塑造全新的地主阶级。当地主阶级成长起来了，他们必然分享权力。秦国二世而亡，关键点还在于秦始皇对于儒生的镇压。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生们发动了起义。霸王项羽是旧派人物，是要退回到周王朝的分封制来，因而不为儒生所喜，他的谋士只有一个范增，却还不能信用，失败就不可避免了。汉高祖刘邦能听人劝，成为过渡人物。实际上汉初的政治设置就是妥协的结果。汉朝保留了秦朝的郡县制，却也实行分封建国的旧模式。在思想政治领域，汉朝统治阶级用黄老学说压制儒家学说。
但黄老学说要求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不喜欢的，他们是要建功立业的，由此他们和儒家合二为一，完成了自身的革命。想要夺权，儒生必须借助君主势力。晁错成为先锋者，他力主削藩。七王之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他们构造了绝对君主，汉武帝成为新时代的开端。作为交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重农抑商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地主阶级也喜欢商业，毕竟这能带来巨额利润。重农抑商的政策和英国的重商主义是如出一辙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保证垄断。利润出自统治阶级的核心，不能让他人染指。对于商业主导权的争夺也导致了后来儒家的分裂，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有了绝对权力的君主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最大规模的战争，集中全力要毕其功于一役。汉武帝时期的军队大不同于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军队，他是进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在此背景下，李广成为一个悲剧。汉武帝不用李广是正确的，李广军队的主体是贫民子弟，安贫乐道，不具备很强的侵略性。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新贵族，纠结了公孙氏等一批人，为的就是开疆扩土、扩大商道，因而开始了追亡逐北的传奇。汉武帝军事上的胜利，打开了丝绸之路的通道，中国就繁荣富庶起来。
但当时世界的生产力注定了这样的贸易只能是有限规模的，并不能无限扩张，这导致了中国的豪富阶层退回到了家的领域，从此他们也向皇帝那样广置琼楼玉宇，大量买卖人口，充当官私婢，中国的土地兼并越发严重，贫富差距极度恶化，通货膨胀也接踵而至。在千年以后，英国资产阶级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他们靠什么逃出生天呢？靠的是工业革命的降临。这是一个双向的通路，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更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是早熟的文明。
当豪富阶层势力滔天时，想要进一步染指权力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谶纬学说就此大行其道。这并不鲜见，当先富的一批人掌握巨额财富的时候，所谓民主自由的风潮也在中国泛滥。在汉朝，在人民流离失所、渴望改变的关口，是统治阶层集团中的外戚王莽站了出来，进行托古改制。实际上统揽王莽的改革方案，如果能认真执行，必将于国于民有利。但王莽本身就是大地主，他的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甚至是借改革之名行铲除异己之时，这在最后必然导致众叛亲离，光武帝刘秀横空出世。
但刘秀并没有解决王莽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拖延。这和清朝同样没解决明朝后来官员巨富的情况是一样的。而清朝和东汉的解决办法也是类似的，清朝的文字狱和东汉的谶纬之术都是治标不治本、饮鸩止渴之法，最后难免病入膏肓。豪富阶层对最高权力的挑战最终演变成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的内斗，这彻底破坏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设计，由此带来了中国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动乱。最后靠少数民族的府库兵、均田制这样的政治经济改革才遏制了实行的恶化。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打击了豪门大族，维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平衡，使中国迎来了大唐复兴。
但统一后的唐朝把目光放在了北方，南方还沿袭旧例，依然是豪门贵族的天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说法并没有实现，南方就此成为中国新的动乱源泉，至此不变。中国需要新的府库兵和均田制改革才能完成彻底的升华，从而实现又一次的大唐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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