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许多雄伟壮丽的神话。
 
远古时代是神话繁荣的时代。马克思曾经说过:“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神话是人类发展到野蛮时代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原始社会里，正是中国神话的产生和繁荣时期。活跃在中国神话里的黄帝、蚩尤、禹等，实际上都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部落联盟的领袖。即使是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话，最早也只能是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产物。这个神话把人类起源和人对大自然的斗争都集中到一个女神身上，显然是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和母权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而这正是人类进入野蛮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恩格斯在谈到希腊人的氏族的时候曾经说过:“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这不仅指明了神话产生的历史条件，而且也指出了神话与原始宗教的关系。 
 
关于原始宗教，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这种人格化的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就是最初的原始宗教之神。“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这种有了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的幻象，就是原始宗教中的后起的宗教之神。最初是图腾(族徽，氏族神)，我们在中国神话里常常看到的反面角色“帝”(上帝，天神)，则是这种幻象的最高代表。 
 
随着社会上私有财产的出现和氏族显贵的产生，原始宗教很快就有了欺诈的成分，带上了阶级的烙印，而且其程度不断加深。这在“帝”的身上是有充分体现的。
 
到了阶级社会， 阶级属性成了宗教之神的主要属性，原始宗教也就由自发的宗教变成人为的宗教，成为剥削阶级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了。


 
原始宗教曾为神话的孕育提供思想材料，而当神话一旦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对原始宗教的某种否定，走到它的反面去了。所以，神话决不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幻象，恰恰相反，它是人们力求征服世界支配世界的力量和愿望在幻想中的反映，总是鼓励劳动人民反抗宗教之神的权威，不屈服于命运，力争做世界的主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话和宗教迷信性质是不同的。宗教迷信宣扬宗教之神的威力，宣扬“天命论”，使人消极地屈服于受支配、受统治的地位。神话里面的神，则是古代劳动人民幻想中的理想的英雄，它与宗教之神往往处于对立的地位（阶级斗争的曲折反映），神话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要求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它的内容是积极的。
 
中国神话的文字记载，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的东西，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有的自然难免要被打上阶级社会的烙印。但是这些文字记载的基本内容是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实质上仍是属于原始社会的作品。这些神话充满了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往往有深刻的描写，突出的形象，热情歌颂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大公无私、 顽强战斗、无所畏惧的高贵品质，生动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图景，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在祖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开辟草莱、缔造文化的历史功绩。


 
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里的“夸父追日”，夸父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这个氏族的特点是“其为人大”。 神话里面这位善走的巨人夸父就是同名氏族的代表和化身。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点去探索太阳的秘密，紧紧追赶太阳，一直追到太阳下山的地方。口渴已极的夸父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渭河之水，还嫌不足，又去喝大泽(神话中的大湖，据说在雁门山外，纵横千里)之水，没有走到，就渴死在路上。可见他为了争取时间和胜利，在追日的时侯忍受了多么严重的口渴。夸父死后把手杖丢下，用自己巨大的尸体作为肥料，使它化为大片桃林，继续为劳动人民造福。古代劳动人民在神话中塑造的这个形象是很崇高的。他有着造福后代的高贵品质，有着穷究自然奥秘的雄心壮志，有着气吞山河的伟大气魄。这是体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光辉典型。那弭广数千里的桃林，就是他伟大精神的化身，也是他光荣事迹的纪念。 
 
再如《山海经·北山经》里的“精卫填海”，这个神话把精卫安排在发鸠山上，说她是炎帝之少女，可能起源于这个地区的炎帝部落，而与漳河水患有关。后来漳河被说成是东海，显然是广泛流传的结果。这个溺于东海的少女，抱着一定要战胜海洋的决心，化为小鸟，口衔木石，誓填东海，这不仅是为自己报仇，而且也是为了替别人除害造福。少女的化身“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外表非常朴素；“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意志非常坚强。这个感人的形象反映了远古时代劳动人民的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充分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青少年自古以来就有着刻苦耐劳、顽强战斗的优良传统。 《述异记》说，精卫“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名志鸟”。这些别名不仅体现了少女的性格特征，而且饱含着人们对她的感情，可见后人对她是怎样赞扬和怀念。 
 
又如《淮南子·天文训》里的“共工头触不周山”，这是一个造反的神话。我国原始社会在进入父权制以后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私有财产开始出现，奴隶制度逐渐萌芽。随着阶级分化而产生的氏族显贵，不断发动掠夺战争，财富和奴隶日益增多，地位日益加强，有的终于成了部落联盟的大酋长。传说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一个比一个明显地代表着从原始公社产生，但又自居于原始公社之上并且同原始公社日益脱离的社会力量。他们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专制，虽然在决定大事的时候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并对大酋长的职位实行所谓“禅让”，但这只不过是在少数氏族显贵之间实行的“民主”，表面上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民主色彩，实际上已经和原来意义上的全氏族成员的民主平等大不相同。“五帝”都是姓姬。其后的禹也是姬姓，后来才“别氏，姓姒氏”(《史记·五帝本纪》)。 到禹被选为大酋长以后，不仅可以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杀掉一个迟到的氏族首领，而且公然把大酋长的职位传子，终于建立了由姬姓氏族统治的奴隶制国家。 


 
恩格斯在谈到奴隶制的产生时说:“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虽然奴隶制在当时是进步的，但其“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传说在舜的时候就创制刑法，可见当时劳动人民的反抗一定很激烈。对于这些反抗斗争，神话里是有突出反映的。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刑天的故事，说刑天“与帝争神”，上帝砍了他的头，葬于常羊山，他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盾)戚(斧)以舞”，要和上帝继续斗争，真是不屈不挠。至于被称为“四罪”和“四凶”的驩兜、共工、鲧、饕餮,更都是反抗姬姓大酋长的著名英雄。 
 
共工本来是一个古老的氏族，居住在共地(今河南辉县)， 正是黄河出山入平原北转，常常决口为患的地方。因此这个氏族世代治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而且功绩很大，在部落联盟中常常担任水官的职务，使得这个官名也就叫做共工。禹治水成功，也是和这个氏族的直接帮助分不开的。
 
但是这个氏族是姜姓，常常受到姬姓大酋长的压迫和打击。据说尧就曾经骂他们“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见《尚书·尧典》), 意思是言语漂亮，行为乖张；貌似驯服，心想造反。还把他们的首领流放幽州。由于黄河常常在他们的地区决口，有人还诬蔑这个世代治水，劳苦功高的氏族“振滔洪水”(见《淮南子·本经训》等)，作为迫害他们的借口。因此，这个古老的氏族不断反抗姬姓大酋长的压迫。许多史料表明，黄帝以后，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姬姓大酋长，全都被共工斗了个遍。可见当时共工氏族和姬姓大酋长之间的战争非常激烈。 
 
这个神话里的共工，就是勤劳勇敢的共工氏族的代表和化身。他敢于造反，胆大包天，力大无比，一怒之下，连天地日月星辰都为之改观，一个颛顼当然不在话下。他的英雄行动既集中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安排山河的丰功伟绩，又充分显示了他们最初造反的勇气和力量，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造反者的形象。毛主席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这个光辉的典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论断。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包括黑龙江和被沙俄侵占的乌第河在内的绝大多数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充分表明，早在原始社会野蛮期，我们祖先就已经对这样的山河大势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并对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虽然是幻想的、幼稚的，但却充满了主人公的感觉，充分反映我们的祖先已经视察了祖国的山河，走遍了祖国的大地。 
 
古代反动派很害怕共工。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有个既害怕奴隶革命也反对改造大自然的姬姓大奴隶主太子晋，就曾经跳出来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库，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 共工用灭。”直到唐朝，儒家气味极浓的司马贞，在为《史记》补作的《三皇本纪》里，还说，女娲末年，共工“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企图以水德接替木德。古代阴阳家以为女娲属木德，共工属水德， 木应由火接替)，乃与祝融(担任火官的氏族首领)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他们不仅力图给共工抹黑，而且是多么希望共工失败，希望共工惨死啊！但是劳动人民从来也不相信太子晋的鬼话。汉代民间求雨祭共工，可见共工仍活在劳动人民的心里。太子晋对共工的咒骂，反而使人们看出共工是一位敢于“堕高堙庳”的坚决改造大自然的英雄，同时也暴露了太子晋这类奴隶主贵族的丑恶嘴脸。 


 
我们恢复共工这个古代革命英雄的胜利者的形象，实际上就是批判那些想把悲剧留给劳动人民英雄的反动意图。 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话不断遭到剥削阶级的破坏，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明显，“共工怒触不周山”的遭遇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罢了。《尚书》曾说夏商“受天命”，孔丘赞扬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这都表明奴隶主阶级一建立国家， 就很注意利用宗教迷信来统治劳动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神话，或则横加排斥，或则进行歪曲和篡改，而干得最为突出的就是孔丘。中国奴隶主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尊黄帝为始祖。孔丘唯恐神话有损祖宗的尊严，便参照周朝大奴隶主的形象来改进神话中的黄帝形象。有人曾根据“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一句话，就以为孔丘有“无神论”观点，那是荒谬的。孔丘鼓吹天命，很讲究丧葬和祭祀，祭祖、祭神时都必诚必敬，好像鬼神就在他面前似的。只要全面看看孔丘对待鬼神的态度，就不难发现，两种性质不同的神，在他脑子里是界限分明的。孔丘崇敬祭祀的是那些有利于奴隶主统治的宗教之神，“不语”的是那些不利于奴隶主统治的神话之神。孔丘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造反、封建地主阶级新起的时代，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起义，势如暴风骤雨，很像神话里的共工造反。据说跖还讲过，死后要以铁锤随葬，到地下敲周朝大奴隶主的脑袋(见《吕氏春秋·当务》)。
 
这个故事又与神话里的“刑天舞干戚”多么相似。看看这些事实，就不难发现孔丘究竟为什么要把神和怪、力、乱并列而加以排斥否定了。这种神显然就是神话里的共工、刑天等具有反抗性的神，而决不是孔丘平时所崇敬祭祀的宗教之神。其实，孔丘不但对两种性质不同的神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对于怪、力、乱也是一样。孔丘崇拜凤鸟之外，还崇拜什么河图、麒麟，他还毁三都，杀少正卯，并积极支持没落奴隶主搞复辟政变，实际上他怪、力、乱样样都谈，不过只谈对奴隶主阶级有利的怪、力、乱，不谈对奴隶主阶级不利的怪、力、乱罢了。由此可见，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实际上是一句骗人的鬼话。提倡迷信，反对神话，这就是孔丘的“无神论”的实质。 
 
总之，能歪曲篡改的就歪曲篡改，不能歪曲篡改的就一律“不语”，横加排斥，这就是孔丘对待神话的态度。由于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许多著述都很少涉及神话，不免为之一大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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