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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理城市的办法管理整个社会，用经营工商业的办法去经营农业。这个问题是以往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没有遇到过的。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产生以前，传统社会都是以农村生活为其主要特征。中世纪后期的城市虽然强大，但整个市民人口却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城市虽然是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结构，但对农业社会来说，每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小得可怜的潜组织。一个个城市星罗棋布地生长在农村的海洋之中，只有把它们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战胜农村。这个过程是不会自发实现的。把一个个的城市变成统一的城市文明所遇到的内在障碍就是城市自治。中世纪的城市既然能从旧结构中游离出来，本身就具有另一种封闭性。
有关自治城市必然带来封闭性的问题，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顾准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希腊的自治城市和城邦民主制必然形成每一个城市以自己为中心的“城邦本位主义”，即使城市间的文化是一致的，经济上是非自给自足的，但自治的外壳却使政治上难以实现统一。显然，罗马帝国建立统一的城市帝国，依靠的是罗马军团去实行民族征服战争。实际上，古代社会中那些包容众多城市的社会结构都不是依靠城市自身的放大建立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拜占庭或阿拉伯帝国，都是如此。中世纪城市虽然性质上和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但自治带来封闭性这一点却很类似。
那么，资本主义潜结构怎样才能不断壮大，才能克服自身封闭性的障碍呢？显然，要使潜结构发展到主导地位，必须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都突破城市的外壳，伸展到农村去。因此，它必须完成如下三个转变：第一，把城市中原来仅仅建立在商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到农村去。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前，欧洲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是农村。中世纪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仅仅出现在商业流通和手工业中。
第二，市政厅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府。中世纪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自治政府，但是这些政府的总和并不等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城市的利益它往往无动于衷。因此，它们的总和不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城市本身具有离心倾向，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最后取代不可能通过各城市为维护自己利益建立城市同盟的方式来实现。
显然，这三个转变反映了资本主义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所必需的过程。只要其中之一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结构的取代就不能最后实现。那么实现这三个转变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从英国圈地运动和德国容克地主向资本家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实现第一个转化的条件是保证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兼并。实现第二个转变需要强化王权来作为实现政治统一的中介。第三种转变即为基督教的入世转向，特别是新教的出现。新教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与信仰的分裂，为现代政治经济结构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或者通过启蒙运动。
因此，这三种力量不同的增长方向，也就决定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不同道路。首先，假如王权的力量增长过快，压倒市民与诸侯力量之和，王权就可以依靠官僚系统形成绝对君主政体。那么，国家虽然统一了，却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王权虽然在早期充当了中介，后来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王权与市民阶级的冲突会日益尖锐起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只有经过一场激烈的社会动荡才能确立。显然，这是法国式的道路。第二，王权与市民结盟削弱了诸侯的力量，但王权的力量增长不快，官僚机器也不完善，王权既充当了转化的中介，又没有能力长期停留于绝对君主制阶段。
结果，经济结构由自耕农经济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很快实现了结构取代。这是英国式的道路。第三，由于王权长期衰落，封建经济的瓦解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诸侯力量大于王权力量与市民力量之和。那么，王权就无力充当中介了，统一的国家也就建立不起来，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壮大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以致旧社会瓦解后结构取代仍不能完成。那么，旧结构在瓦解过程中会反过来对潜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城市衰落，自耕农向农奴倒退，出现所谓“再版农奴制”。结果资本主义长期不能发展，这就是德国的状况。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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