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在卡特皮勒公司干了29年的老工人杰克·海斯，当80年代公司在竞争中濒于破产时，“自愿地和无报酬地劳动了不知多少个钟头，在装配车间里安装了新的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各种机器，建立了‘质量检查小组’，这才使企业重新回到世界领先的位置上来。”

　　这个活儿，当然是众多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乃至工会（“工会会员们也参与此事”）协力干出来的。总之，杰克·海斯们非常符合中国旧式“劳模”的标准。
 

　　工会的角色与表现，不止于此：“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即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甚至同意订立专门的合作协定，来提高生产率，并且毫无反抗地顺从许多制造厂关门的决定。……在1979年，在该公司中工作的有10万人，其中一半是上述工人联合会会员。八年后，拖拉机公司只雇用65000美国人，其中仅有四分之一参加工会。”（这跟美国西海岸工人罢工的情形相似。老板在裁掉码头工人之前，搞过多次“合理化”，工会一直“相忍为党”……）
 

　　资方的措施还有：不断将零配件生产外包。最后，公司不仅度过难关，而且“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厚”，但随即卸磨杀驴。“经理们宣布对职工开战。工资要下降20个百分点，工时却要延长两小时。公司领导机构甚至连谈判都不加考虑。”
 

　　工人搞怠工，资方则“断然开除了工会的所有干部”。工人于是再次罢工，且信心满腹，大概因为：1、资方这么干是违法的；2、通过UAW动员了该公司在美国的所有分部掀起罢工。但最后败得很惨。
 

　　工人发起罢工时，面对诸多不利条件：“经济衰退，合理化进程以及海外廉价品的输入”造就了“一支技术工人失业大军”；“自动化也使技术熟练工人的需要量降到最低点”。
 

　　资方“派公司办公人员、工程师、全体中层和低层管理人员，主要是派近5000名临时工到装配车间干活。同时他尽可能靠国外子公司抵补生产。”
 

　　“当罢工者最终投降时，菲特斯（董事会主席）强迫人们接受了几十年来还从未有过的劳动条件。从此以后，该公司在必要时让每人每天劳动12小时，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不付给附加报酬。”
 

　　关于“美国战后一场最为旷日持久和最为严酷的工人斗争，为此工会为它的会员付出了整整三亿美元的损失费，可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印象中没有看到过详细的介绍……
 

　　撇开工会不说。战后的黄金时代，长久的阶级妥协（不排除发生对抗），大大小小的改良，大概也使得工人被麻痹了：“他摇着脑袋说，他‘从来’不相信‘公司竟会这样下流地对待我们’……”
 

— 原文 —

 

推土机的胜利

　　事情没有比这再糟的了。杰克·海斯发呆地坐在自己的厨房里，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在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机械和推土机制造厂家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已工作了29年，是一名车工和机器装配工。在这家公司的总厂和中心，即在合众国伊利诺斯州的皮奥里亚，他经历了该公司的全部兴衰史，包括倒霉的80年代，当时公司几乎濒于破产。为了重新装配工作流水线，海斯自愿地和无报酬地劳动了不知多少个钟头，在装配车间里安装了新的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各种机器，建立了“质量检查小组”，这才使企业重新回到世界领先的位置上来。后来，到了1991年，据海斯回忆，公司的售销额又创下了新纪录，有了盈利，但是经理们却宣布对职工开战。工资要下降20个百分点，工时却要延长两小时。公司领导机构甚至连谈判都不加考虑。海斯和他的长期共事的伙伴们明白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他们通过他们的工会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动员该公司在美的所有分部掀起罢工。归根到底，正义和道义是在工人一边。职工们为什么在已经增长的利润中不能分得一份呢？

　　等了四年，海斯还一直没有等出个结果。有组织的机器制造工人们进行了多次罢工，有时在工厂内部，有时上街，最后罢工持续了18个月以上。这本来在开头是一场反对粗暴的企业管理的正常的罢工，后来竟演变成美国战后一场最为旷日持久和最为严酷的工人斗争，为此工会为它的会员付出了整整三亿美元的损失费，可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①在1995年12月3日这个周末，海斯和他的战友们从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理查德·阿特伍德的口中得知：“有些在罢工中确实遭受损害的人，都是我们的忠诚的工会会员。”他说，人伤害不了拖拉机，罢工者们不得不重新工作。过了一些时日，海斯身后又有了一批劳动接班者，他们是依照新的条件工作的。他不明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摇着脑袋说，他“从来不相信公司竟会这样下流地对待我们”。

　　1991年，唐纳德·菲特斯开始担任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几乎还没有别的什么人曾受到美洲经济共同体的如此赞赏。因为这个人表明，一个人怎么竟能一举毁掉工会的势力。在美国这家公司首领的指挥下，推土机证明了大多数工业国家尚难以想像的事情：罢工，哪怕连年累月持续下去，甚至形成全国性运动，并伴有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在要求提高工资方面仍无济于事。对于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组建起来的公司来说，这种罢工倒不如说为它提供了一个节省工资开支和提高企业盈利的绝好机会，而公司领导层所要做的，只是下定决心处理此事。

　　在80年代初，这种事情还是不可想像的。履带拖拉机公司是一家典型的美国企业，公司装备有全套的生产线，从制造螺丝钉到装配自己的完整产品，一应俱全。同样，公司在全球遍设国外分支机构。从1981年开始，日本竞争对手小松制造社以倾销价格打入美国市场。日元在日本货币发行银行的大力推动下对美元大幅度贬值，这大大助长了出口攻势。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出现赤字，公司领导层对生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公司管理者开始从小供货者手中买进更多的零件和组件，而这些小厂商通常是专门为进行这种生产而建立的。这类新建企业的员工照例都比较年轻，工资较低，因为许多这样的企业都建在乡村型的南部各州，在这种地方，几乎还不存在工会组织。与此同时，拖拉机公司领导层把外国产品纳入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并在本公司直接生产的产品方面投资18亿美元实行自动化。工会会员们也参与此事。最终又有了盈利。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甚至同意订立专门的合作协定，来提高生产率，并且毫无反抗地顺从许多制造厂关门的决定。这样一来，员工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在1979年，在该公司中工作的有10万人，其中一半是上述工人联合会会员。八年后，拖拉机公司只在用65000美国人，其中仅有四分之一参加工会。可是公司领导层宣布，该公司制造的建筑机械设备的市场占有率扩大了，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厚。

　　现在，菲特斯给人上课的时间到来了。此人向公司的员工解释说，在日本和墨西哥，支付的工资比在皮奥里亚还低些。因此，新雇用的人员工资要低一些，而老的工人应对他们得到的报酬感到满足。提高实际工资这种事是不会再发生了。当工会号召罢工时，菲特斯则回击以这样的威胁：他要用新人取代全体罢工者。诚然，在美国劳动法是禁止罢工时宣布解除雇工合同的，但是不禁止招雇破坏罢工者。在前些年，工会会员还可以指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可自由支配的技术力量不足，生产难以维持。可是，经济衰退，合理化进程以及海外廉价品的输入，已使得一支技术工人失业大军沉淀下来，他们只能任人随意雇用。此外，自动化也使技术熟练工人的需要量降到最低点。因此，该公司首脑的这一威胁是应当认真对待的。

　　因此，联合起来的汽车工人试图遵照规章行事和采取磨洋工的办法来使生产瘫痪下来。但是，菲特斯断然开除了工会的所有干部。被发动起来的工人们重新举行罢工，这一次工人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因为归根到底这种开除工人的做法是违法的。按照现行法律，菲特斯也不可以利用外界劳动力来破坏这种罢工。于是菲特斯蛮干起来，甘于进行冒险：他派公司办公人员、工程师、全体中层和低层管理人员，主要是派近5000名临时工到装配车间干活。同时他尽可能靠国外子公司抵补生产。这一切收到了效果。罢工阵地在产品库存的压力下一个月一个月地坚持着，与此同时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甚至提高了。当罢工者最终投降时，菲特斯强迫人们接受了几十年来还从未有过的劳动条件。从此以后，该公司在必要时让每人每天劳动12小时，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不付给附加报酬。同时，菲特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承认，在罢工期间他实行的改造显示了生产力的异常巨大的后备潜力。本来还可以再进一步节省2000个工作岗位。
 

美国模式：临时工的回潮

　　菲特斯同他的工人开战这件事轰动一时，但事情并非就此结束。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野蛮地强加于人的东西，在美国的大多数其他大企业里也照此办理，当然方法更巧妙。自从日本以及欧洲的竞争者涌入美国高价消费品市场，例如汽车和电子消遣品市场以来，美国经济也今非昔比。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各公司只剩下一条战略还可以采取，这就是推行合理化进程和降低工资。“经营规模小型化”、“生产外移化”和“生产改组化”，这就是立即可用来同美国工人相抗衡的手段。其结果看来是必然要作出牺牲。自从大入侵后过了十年，美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具生产效率的经济”。美国经济杂志《商业周刊》在1995年秋天曾下此断语。美国政府对此也欣喜若狂。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前举行的争取连任总统的选民集会上挥着拳头说，今日美国经济运行之“良好，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他强调指出，当时新工作岗位的提供远多于失业数，单是在他在职期间，据说就新增加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月增加21万个。失业率为5．3％，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成员国都低。

　　确实，美国又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公民要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因为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美国的“环境优势”——这是德国人的习惯说法——今天不再归结为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卓越的科学家，而只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恶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在1995年，在全体男性职工中，有五分之四的人一个工作小时的实际收入比1973年减少七个百分点。这表明，20年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当年，黄金时期60年代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描述预期的不断增长的大众福利：“水涨船自高。”但是，到了里根时代，自由化和非调控化浪潮造成了一种经济形式，使得对国民经济的上述比喻不再适用。固然，在1973年至1974年之间，美国人均社会总产值实际增长了整整三分之一，但与此同时，所有就业者（管理人员除外），也就是劳动人口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的平均工资总额下降了19个百分点，也就是下降到每周258美元或相当于380马克。而且，这还仅仅是统计上的平均值。对于收入金字塔中占三分之一的底层来说，工资的缩减更具戏剧性：在居民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所得工资额甚至比20年前减少了25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美国社会同以前相比整个说来并未变得更穷些。美国公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收入，只不过全部增长按统计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层的五分之一的人或大约200万个家庭受益。甚至在这一阶层的内部，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两极分化。这些家庭中的最富有的部分自1980年以来收入提高了一倍，而“最上层的一万户”，即百万富翁中的一半，今天拥有美国全部私有财产中的三分之一。显然，美国经济的这种彻底的变化，对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也是有利的：他们的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平均又净增了66Oh。在1980年，他们的收入大约就相当于他们的普通员工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1：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费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脑安东尼，奥雷里的高额收入，此人每年收入规皿万美元，或每小时平均挣得近4万美元。

　　大部分上层人物过去和现在所以受到犒赏，是因为他们利用种种手段使劳动开支降了下来。生产服装、鞋子、玩具和电气设备的低技术工业部门所采取的办法是再简单不过了。这些部门的大部分生产已从“天赋之国”中消失。制造商变成了进口商，他们或者从亚洲购进货物，或者自己在国外设厂生产。世界市场的龙头企业如运动鞋生产厂家耐克公司或儿童玩具巨头马尔特耳公司如今已不再自行经营生产。它们只是同生产厂家订立生产合同，而且这种厂家不断变换，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波兰、墨西哥的厂家，甚至还有美国的厂家，就是说，谁的成本最便宜，就向谁订货。仅仅在墨西哥，美国各公司就招雇了近100万工人，而支付的只是饥饿工资，每天还不到五美元。那里根本不存在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等根本不为人所知。首先，对所谓“蓝领”工人，即那些没有技术的人和大宗生产厂家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情况是如此。据政治上中立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怀特回忆，在80年代，“没有一个工会干部在谈判桌上不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们的会员提出过高的要求，那么他所干的活就会转移到墨西哥”。

　　尽管如此，美国的各家公司已不想再同工会打什么交道。总经理们已把他们的战略推行到所有的部门，通过这种战略，他们可以防止自己的职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正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本人发出了起跑信号，1980年他断然宣布，所有工会会员都要置于国家严格的安全监控之下。随后，政府和国会多次放宽劳动法，使得公司首脑和经理们可以以激进方式处理劳工事宜，而这是战后期间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洛夫写道：人们完全可以说，美国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工人们宣布了一场阶级战争，并且他们战胜了他们的工人’。

　　使管理和生产的某些局部领域再分离出去，是公司领导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诸如在工资会计部门、计算机和建筑机械维修部门以及税款结算部门中工作的无数职工，纷纷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将由一个下属机构接管。稍晚些时候，这类部门的工作人员又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只有接受无比低的薪金，不领取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和几乎普遍允诺不在工作单位组织工会的条件下才会受雇。

　　另一个受欢迎的办法是把受雇人员变为独立工作者。上百万昔日的雇员现在以计算机专家、市场调研家或导购人员的身份完成着他们从前的工作。不过他们领取报酬是一事一结，或者按合同办事，并且是有需要才受雇，市场风险则自行承担。像这种表面独立的人员一样，临时工和租赁工的数字也急剧扩大了。随机生产是一种订货生产，它无须建立颇费钱的贮备仓库；在开展这种生产的同时，老板们还发明了一种随机工人，他们随叫随到，从而这种人简称为临时工。美国公民中有500万以上的人就是这样非自愿地在这种毫无保障的劳动状态下养活自己，有些人同时为两个或三个公司干活。可见，经理们有时是在本公司内部，有时是在公司外部拥有一批不费分文的机动力量以供支配，他们视市场景况随时利用这一力量。所以，美国今天最大的私人雇主已经不再是通用汽车公司、电话电报公司或IBM公司。临时工公司——劳力公司无可争辩地在雇工统计中占居首位。

　　这一转变几乎已席卷了整个劳工界。在1979年至1995年间，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多数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从前的大企业有所收缩，劳动划分为许多空间上和法律上完全分立的单位。随着劳动组织的细分化，工会的组织基础也瓦解了，例如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就是如此。在1980年，全体员工中有20％是某一工会的会员，而今天这一数字为10％，就是说减少了一半。单是全美汽车、飞机和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就减少了50多万会员。

　　可见，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力量和不受国家监督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逐步贯彻了一条原则：“赢家通通吃杀”。这一原则现在已通行于整个美国社会。这是菲利普·库克和罗伯特·弗朗克这两位经济学家所概括出来的公式，目前大多数公司都照此行事。这样，一项长期适用的、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在事先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宣布废除。从前，IBM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或其他某个公司倘若业绩良好，它们所雇用的员工便同样受益。这种现象如今不复存在了。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迪肯斯估算，在8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大公司还把它们盈利的大约70％拿出来分配给员工。这些公司付给公司员工的数额，高于劳动市场上各类可比较的工种平均可得到的数额。同时，公司中盈利较好的部门通常会资助盈利较差的部门。整个公司可能是盈利的，但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必然会达到盈利最大化。然而，放松调控的金融经济把这种社会优点变成了经营管理上的一个弱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聪明的金融据客们首先发现了这种“无效能”现象，并为80年代的投机者打开了天上乐园的大门。他们心怀叵测地靠信贷收购股份公司，然后化整为零地重新向市场抛售以谋取利益，同时却免除了一切可能避免的和费用过高的劳动力支出。这种削减雇工战略随电影《华尔街》的上演而风靡一时。在这部影片中，毫无人性的金融界据客戈登·格科靠牺牲全体员工把一家航空公司搞垮了。该片为好莱坞增了光，片中描绘的战略在全世界获得极大成功。

　　为了从这种居心不良的招法中逃生，大多数公司首脑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改革，没有人可以幸免此难。例如，IBM公司甚至把从前公司自设车队的司机们改变为独立业主，并把公司经理的女秘书们的工作内容一分为二。各分部的工作人员一再获得新的出价，例如IBM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的14000名职工在1994年圣诞节前夕也面对了这种出价，他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削减工资，或者2000名职工被解职。结果他们自愿放弃原薪金的十分之一。在1991年至1995年间，IBM公司把工资开支削减了三分之一，并解除了122000人的工作。同时，管理处对这种削减措施的执行者即五名理事也给予了补偿，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与他们的薪金不挂勾的特殊津贴560万美元，以奖励他们的行动。不管是就IBM公司还是其他什么公司而言，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只有“股东的利益”才是衡量企业成败的尺度。拿IBM公司来说，无论股票的行市还是红利，自1995年以来都打破了以往的纪录。这一情况说明，为什么那些能获得正常利润的企业的职工也随时要准备好被解雇。

 

 

资料来源：《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四章  狼的法则》之《推土机的胜利》和《美国模式：临时工的回潮》（第156—167页），（德）汉斯-彼得·马丁、（德）哈拉尔特·舒曼著于1996年，中译本2001年4月版。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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