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林在这部著作中以平等要求为依据论证了财富共有共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认为自然法则和基督教的爱应是一切法则的基础。根据自然法则，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工人苦难的根本原因不是机器，在共有共享社会中机器能造福于人类。劳动分配的不平等，产品分配的不平等造成贫富，这是工人苦难的根本原因，而维持这种可恶的混乱状态的手段则是金钱。所有的人都得到同等的生活条件才能使大家无忧无虑、友爱幸福。所以必须实行财富共有共享，废除金钱制度，平等地利用一切财富，平等地分配劳动，平等地分配产品，平等地享受，平等地受教育，男女平等，每个人只有权拥有和享受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多的东西而不能超过，谁也无权追求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劳动，任何人不能因为有较多的知识而获得较多的享受和从事更少的工作，否则就是贵族。“向尘世的完美成熟着的人类就是庄稼，尘世财富的共有则是这种庄稼的第一个果实。”他号召人们根据爱的戒律去收获成熟着的人类的果实——财富共有共享。这是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手工业工人的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
 

魏特林提出了劳动群众彻底摧毁旧社会和建立财富共有共享的新社会的斗争目标。他认为宣布自由平等，推翻国王、贵族和僧侣，废除常备军，并不能确立人类的幸福。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宪法尽管名称好听，并不能解放工人，因而决不能停顿在这里，而应进行社会革命。但他不是号召富豪，而是号召劳动和贫困的人们，因为在他看来，富人是实行不了共有共享的。他用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他反对改良，不相信金融家，不相信依靠资本家实现的改革，认为国家银行、国家工场和政府的种种改革措施只是陷阱。魏特林的所有这些思想远远超出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
 

魏特林主张暴力革命。他认为同敌人妥协不会得到任何东西，而只会带来损害；希望只存在于自己的宝剑上，真理必须用鲜血去开辟道路，基督的到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但他不是像布朗基那样主张靠少数人的暴动密谋去解放全体，而是号召全体劳动、贫困和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反对压迫者。
 

为了使人民群众在摧垮旧制度之后能很快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而不致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制定了财富共有共享社会的组织方案。他把新社会组织叫做大家庭联盟，描述了大家庭联盟的组织结构以及实现财富共有共享、平等分配劳动和产品的办法。其中他已经提出大家庭联盟没有国界，实行交易小时制度，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等重要思想。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新社会组织方案是完美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关于完美的观念，每一个方案只是争取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据，最好的方案必须用自己的鲜血写成，必须由社会本身，由大多数社会成员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受当时社会状况的极大影响。这说明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未来社会的性质决定于社会的发展。诚然，总的说来，魏特林在整个这部著作中完全是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
 

这部著作标志着魏特林的德国手工业工人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已具雏形，宣告了德国无产阶级独立理论运动的开始。它使德国第一个从资产阶级反对派独立出来的手工业无产者组织——正义者同盟有了工人自己的独立的纲领，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
 

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
 

《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是魏特林1843年夏在瑞士洛桑写成的，原书名是《贫苦罪人们的福音》。
 

这本书在形式上完全是圣经福音的注释。诚然，魏特林并不是要宣扬神学的基督教。他愤怒地揭露了教会的欺骗与伪善，揭露了教会只是特权者阶级用来保证自己统治的工具，指出随着科学教育的发展，群众会识破这种宗教。他认为统治阶级用圣经制造了一部暴政、压迫和欺骗的福音。他则要“制造一部自由、平等和共有共享的福音”。他为此大量引证圣经福音的章节，不厌其烦地加以注释。他论证说耶稣是古代一个秘密同盟的领袖，这个同盟的目的是要彻底变革一切社会关系，建立共有共享的尘世天国。剥开基督的神秘外壳，便可以发现它的核心，它的纯正的原则。纯正的基督教原则就是废除财产，废除继承，废除金钱，实行财富共有共享，人人自由、平等和仁爱等等。实现这些原则，“是共产主义的至善尽美状态的前提”，“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归结为“纯正的基督教”。他又引证了大量福音章节，说明耶穌进行革命斗争的种种策略。在这一著作中他不断以比第一个救世主更高明更伟大的第二个救世主的口吻表白自己。
 

这部著作也有许多闪耀着光辉的思想火花，例如关于工人不要依靠富豪而要自己起来用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新社会的思想，关于新社会既要实行财富共有又要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关于工人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的思想，以及关于工人革新社会的思想等等。但是其中也有许多迷误如宣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宣传盗窃是反对私有财产的革命行动，鄙视一般科学理论等等。而最大的迷误就是求助于宗教，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早期基督教，以先知自居。因此，恩格斯曾经正确地指出：魏特林在这部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
 

魏特林是空想共产主义者，对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对于他来说，共产主义无非是天才头脑的发现和发明。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共产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置于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道路和手段的科学认识上，置于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总结上。
 

他完成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写作之后，认为自己的理论体系已经完成，新社会体系已经被他发现，已经被他论证，任务只不过是把它付诸实现。他急于实现他发现和论证的新社会体系，但面临许多现实的困难，遭到一个又一个的挫折。他要建立一支由二至四万机智勇敢的好汉组成的队伍去进行毁灭私有财产的游击战的计划遭到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的著作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受到严密追查。他主办的杂志《年轻一代》在法国边境被没收焚毁。瑞士的保守政府日益加强对他和他的合作者的迫害，破坏他主办的杂志的印刷和出版。他在瑞士当做共有共享社会的萌芽来开办的共产主义食堂一再失败。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派日益倾向于青年黑格尔的哲学而对魏特林持鄙视态度，并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空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的思想出现了种种迷误。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
 

魏特林是德国手工业工人的代表，而德国手工业工人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感情。他本人虽然深受大卫·施特劳斯对圣经的批判的影响，他已经不信教也不祈祷了，但仍然有较深的宗教感情。他认为受尽无数苦难而又苦于无能为力的人类不会失去信仰，在浩劫茫茫的生活狂风暴雨之中，信仰将一直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之锚。他不肯同意伏尔泰等人的为了解放人类而必须毁灭宗教这一原则，而赞同拉梅耐等人的观点，认为不应当毁灭宗教，为了解放人类，必须利用宗教。他把黑格尔仅仅看做是一个玄虚哲学家，厌恶地把德国古典哲学一概斥之为荒谬的东西，不去探求正确的世界观而只诉诸感情。因此，他在迷惘中必然地求助于德国手工业工人的宗教意识和感情，“利用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的福音书”，完全从圣经的福音书中寻找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论据，结果把自己的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
 

因此，这部书表明魏特林在空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已迷失了方向，标志着魏特林的极大退步。从此，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就逐渐地变成了正在发展的德国工人运动和刚刚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障碍。
 

【本文根据本书译者前言编辑而成，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山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