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1920年代的意大利占厂运动
发布时间：2020-10-21 来源：木棉浪潮作者：Tom Wetzel
在1920年的9月，一场广泛的意大利占厂运动由工人群体发动了。起初起源于汽车工厂、铁矿磨坊以及金属部门机器工具制造的车间，但很快又蔓延到了许多其他的工厂，包括棉花磨坊、纺织品公司、煤炭矿井、轮胎工厂、酿酒厂以及港口城镇的船厂和仓库之中。
但这并不是普通的静坐罢工，工人们通过自己的组织继续在工厂维持生产，铁路工人公然无视国有铁路的管理，在工厂之间调动了货车，以使生产得以继续运转。而在其高峰期，约有60万工人参与其中。
虽然这场运动因传统的工会围绕着工资问题的斗争而破裂。但是，工资要求只是这场正式斗争的意外情况，通过这场运动激发出的参与这场斗争的工人们的真正愿望和欲望却更加深刻。
在一战结束之际，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不管是在北部大城市工厂里的工人，还是在北部谷地里依靠工资过活的劳动者们，或者在南部意大利的农民，都有一种期待他们的生活状况该有真正的改善了，尤其是经过战争这些年来处境的起伏和剥削。
然而，一股强烈的想要要求工人控制的转变以及反资本主义的倾向，突然地到工会组织的官僚层那里传递了出来。
意大利主要的工会联合组织是总劳联（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CGL），并且官方地与意大利社会党结盟。鲁多维科·达拉贡纳和CGL的一些其他领导者将英国工党视为他们的模范，希望一个职业的工会组织和在国会的领导地位可以确保渐进的改革，并且在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接受这些制度的存在。
并不像美国的情况，也就是工会组织直到30年代才在相关的大型企业内扎下根，意大利的工会组织早在一战前就已经融入了CGL并且确立出了跟相关企业的关系，比如倍耐力和菲亚特。正是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专业的工会官僚阶层出现了，以作为“永久性”的代表替工人与他们的雇主谈判相关条件。
一战的发生加速和推进了工会官僚阶层与基层的工人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在一战中，意大利的工业被卷入了一种工业“封建主义”的模式，工人们则被牢牢地绑定在他们的岗位上，如若离职则面临着被监禁的危险。
一个名为劳资双方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组织系统被政府所强加了，这个系统主要强制性地搁置有关工人们的工资和安全问题的仲裁。为了不被彻底地冻结，工会官方决定参加这些委员会，但是工会代表却永远不能保护工人尤其是在面对比如解雇这等相关纪律维持问题上。
维托里奥·奥兰多的战时政府也设置了一个高级别参与的劳资委员会意图落实他那战后重建意大利的计划。而CGL当中参加的领导人，比如意大利冶金工人联合会（Italian Federation of Metalurgical Workers，FIOM）的领袖布鲁诺·布兹，在此委员会却倒向了与企业和商人阶层合作的计划和目标中。
这种与战时政府增加的紧密合作营造出了与基层工人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是早在战前，这种焦虑就已经浇筑在工人们的心头上了，参加战争的决定在北部意大利的工人社区中是尤其不受欢迎的。反战运动在意大利北部的大城市尤其是图灵这作汽车工业的中心，是非常激烈的。为了回应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战争的举动，在五月17号至18号发生了近持续两天的罢工，最终以与警察的流血冲突而收场。
当在内阁的意大利社会党员在1915年投票反对军事预算时，他们的行为也反应了蔓延在工人阶级中根深蒂固的强烈反战情绪。
但是，劳工领袖们跟战时政府亲密的合作和对战时劳动纪律制度进一步加深了工人群体心目中对他们领导地位的质疑。
一次显露了有关CGL领导层和基层工人之间巨大裂痕的迹象是在1919年5月由FIOM基层活动者们发起的罢工。在战争结束紧接的那几个月，工业巨头们最终允许对工人组织做一定让步，为了避免他们想要把军事生产尽快转入民用生产的计划被遭到进一步的打断。这种工人在占得上风的情况下导向了一场巨大的罢工潮。
雇主们愿意在工资和工时的方面对工人群体让步，为了换取对生产过程方面的更大控制。这是非常需要FIOM官方的同意的，后者的领导层并不需要不得不在合同的条件下工作。为了换取工资的上涨和八小时工作日的缩短，工人们被强加限制激烈罢工活动的要求，以及车间工人不被允许在工作时间下有自己的工人组织。并且工人们被要求在星期六全天工作，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只工作半天。之后当FIOM通过了这个合同后，它面临着来自都灵代表的猛烈抨击。
这种基层工人和工会中的建制派代表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引发了一些新的更为草根角色的组织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车间干事职员们自发组织起来独立于任何都灵CGL工会建制一部分的委员会，另一种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们组织的工会的浮现——意大利辛迪加工会（(Italian Syndicalist Union，USI）。
USI最气起源于CGL内的一些受安那其主义思潮影响的基层工会反对派组织，当随着专业的工会组织越来越官僚化和建制工会对选举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有导向性，安那其主义者的回应是发展出了一种不满的基层群体——在1908年左右成立了“直接行动委员会”。
到1912年摩德纳直接行动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时，已有90,000名参与者。在那次大会上决定，一个更加激进的非官僚工人运动的运动得到了足够的群众支持，以建立一个新的劳工组织，因此USI诞生了。到1914年，USI已发展到150,000名成员。
USI的会费很低，没有像CGL那样的等级森严的结构。它基于各个工作场所的激进工人协会之间的横向联系。主要焦点是特定社区中不同部门的地方工会的统一协调性，但是USI确实在冶金部门拥有一个主要的全国联合会，该联合会在1920年增长到30,000个成员。
USI的组织方法是动员工人采取直接行动，它认为可以通过“无偿罢工”来实现社会变革，这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主动罢工”，工人顺便可以在自己的控制下继续生产，USI更像是在该国的IWW意大利版本。
【都灵车间工管运动的起源】
在战争结束时，不列颠工人车间工管运动的经历由于当地左翼媒体的报道也在都灵发酵起来。通过透视不列颠的车间工管运动，都灵工人也获得了一种组织车间办法的初始模板。理念为工人们修整为满足意大利情况的需求，一种讨论如何重新组织车间的热潮在无数的工人私下小型会议中发展了起来，比如当地的“社会主义圈子”、工人教育中心以及工作场合。
于是一群意大利社会党的知识分子和工会活动家，包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安东尼·葛兰西、翁贝托·特拉西尼创立了《新规则》杂志，以宣传和普及此次重新组织车间的草根工人运动思潮影响，并为工人们提供一种讨论如何组织来顺应这一形势的论坛。尽管说这部杂志的创办者们在社会党内十分活跃，但很多安那其主义者也参与其中。这份杂志是独立的，开放思维的，非党派的角色。这份杂志的特点十分适合顺应整个运动中团结壮大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
为了更好的理解解决问题的新组织方法，因此思考一下基层工人所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必要的：
1.缺乏基层工人的参与。扎根于车间的在FIOM和CGL里的当时的基层组织叫“内部委员会”，类似于当地的“车间委员会”。在早期的工会发展过程中，这些本身处理一些诉讼问题而专门设立的委员会，但最终他们成为了工人们管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都灵的工人活动家批评当前的内部委员会实际上是工会寡头，在没有大量基层工人的参与下私自决定他们的事务。
2.有关工会成员和非工会成员的分裂。尽管工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负责主持跟雇主的谈判，但工会成员的身份限定还是自愿的，甚至有时还会是少数。随着斗争的激进化，他们不得不寻求动员工人群体内更广泛的力量。在工作场所的激进主义者需要面临将更多的非工人群众代入到运动当中来的问题，在这里也与英国的工管运动有别，因为后者的手工业工会特别地断绝了与车间的联系。
3.工人间的意识形态之间和技能的分歧。工会会员资格的自愿性也促成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工会的形成，例如USI，这常常反映了存在工人之中的意识形态分歧。还有都灵的工厂部门工人大多分布于蓝领和白领之间，通常加入FIOM的机械操作员和拥有熟练技艺的手工业工作者。人们大多认为，可以通过一种独立于现有的任何工会组织的形式来实现广大劳动力的团结。
新店管理员的第一个组织是1919年8月底在菲亚特的一家工厂开发的，并在9月和10月迅速扩散到都灵的其他工厂，新组织最初是在没有CGL工会授权的情况下建立的。
新的组织直接基于在特定车间或部门中一起工作的一群人。通常每15名或20名左右的人都会选出一名店员。车间管家的选举是在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希望该车间的管理人员能够反映出当选他的同事的意愿，并且如果他的同事们要改变主意，则可将其立即召回。然后，在给定工厂中所有车间管家的组装都选出了该工厂的“内部委员会”。但是，这个新的内部委员会现在直接负责管理车间实务的机构，该机构通常被称为“工厂委员会”。
10月20日，来自汽车和金属加工领域近20家工厂的所有车间管理者组成的大会成立了“工厂委员会研究委员会”，以制定一项具体计划，讨论推动该运动应所最后完成的目标和导向。现在，该运动正推动着对都灵FIOM地方工会组织的改组，10月31日在30多家代表50,000名工人的工厂店员的另一次集会上讨论了这一运动。大会通过了“研究委员会”制定的计划，这是劳动代表中无数次讨论的结果[6]。该计划要求每六个月重选车间管理员，并要求他们“就社会和技术问题举行频繁的公投，并召集频繁的会议”，并且在做出决定之前，要与选举他们的人们进行协商。
在整个1919年，USI一直呼吁CGL、USI的工人与独立的铁路和海上运输工会之间建立“革命统一战线”。USI设想了一个团结，可以克服意大利工人阶级内部的主要意识形态鸿沟，即社会党支持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间的鸿沟[7]。车间管理员的计划对此举措做出了积极回应，显然赋予了USI成员同FIOM成员一样被选举为车间管理员的平等权利。因此，都灵运动根据车间会议中组成的劳动力的统一性来阐述“统一战线”的思想。
在10月31日的一次集会上，车间管理员决定了一项重组当地工会的计划，尽管工会官员强烈反对，但该计划还是进行下去了。现在，对当地FIOM组织的控制权交给了都灵的所有金属工业车间管理者，并且他们获得了选举当地工会高管的权利。尽管社会党是在FIOM成员中得到主要支持的政治组织，但作为安那其工团主义者和都灵自由意志主义团体的毛里齐奥·加里诺因其坚定的支持者群体对新的基层工人阶级民主运动而当选为FIOM都灵区的新书记。
【理事会作为工人控制机关】
然而，都灵的新运动并不认为车间会议只是改革工会运动的一种手段。10月31日通过的“车间接管计划” 指出，他们的目的是“在意大利训练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做法”。
车间会议既被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又被视为工人在未来社会化经济中的基本控制单位，这恰恰是因为它们以高度民主的方式团结了整个员工队伍。车间接管运动认为理事会具有“在连续的革命前准备人才控制行动、组织和思想的潜在目标，以便它们准备取代企业中的雇主权限并在社会生活中施加新的规则。
由于基层工人组织成员普遍存在对官方公会的不信任，而且需要与非CGL工会成员的工人发展团结，因此都灵工作场所激进主义者坚持要求车间委员会独立于CGL工会。但是，他们却没有完全排斥CGL工会的影响。
相反，车间工管计划采取的对策是工会和理事会具有不同的职能。工会是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代表了在本系统内在工资和工时等方面取得的某些成就。在工人必须出售其工作能力的社会中，工会本质上是工人的集体营销组织。因此，工会需要得到支持，直到劳动力能够超越与雇主的现有妥协框架，并完全取代竞争性私营企业经济。
但是，理事会需要独立于工会，因为工会如其官僚结构所示，致力于与雇主保持现有的妥协。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言，官僚工会“倾向于使这些合法化普遍化并保持其自身的合法性”。车间理事会正是因为它们不是工人本身之外的专业官僚机构，“随时倾向于消灭[合法性]，往往会不断引导出更大的工人工业力量，从而倾向于使一切斗争普遍化。”
【社会党反对都灵理事会】
尽管社会党的都灵分部在新车间理事会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与都灵自由意志主义者团体等无政府主义主义者合作，而都灵以外的社会主义主要活动家和领导人坚决反对新运动有两个原因：
1.他们认为这一场运动破坏了现有的工会组织和领导人之间的框架，他们认为这是政党政治命运的重要基础。
2.他们反对以工作场所的群众组织而不是社会党的党组织直接统治来贯彻社会上的工人权力。
贾斯汀托·塞拉蒂是社会党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统治应包括社会党的统治[10]。在车间理事会运动中活跃的都灵社会主义者将理事会而不是政党视为未来的组织，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这些组织在社会上行使权力。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到了社会党在实现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并不认可社会党可以体现工人阶级的统治，因为作为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自愿性政治协会，党没有它那样足够的包容性和宽容性，并非植根于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工人的自然社区。
车间理事会运动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现有工会的不满，因此CGL面临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的压力，特别是考虑到工会会员组织的自愿性以及快速增长的异议工会组织比如USI所发起的竞争。
CGL工会回应了内部委员会改革的提议，但却坚持仅由CGL工会成员投票选举车间管理员。其中一个提议是，每300或400个工会成员应有一名车间管理员-这将使车间管理者对他们的选民的反应较弱。新的内部委员会不能与非CGL工人（例如USI团体）实现统一，而是必须由CGL工会控制。
在都灵以外的大多数社会党和CGL工会活动家都赞成由工会控制的理事会的提议，因此该提案在该国其他地区的CGL工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结果是，在工人阶级之间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党的同情和更倾向于自由意志主义方法的安那其工团主义之间的分歧，这在USI运动之中尤为明显。
俄国革命才刚刚发生，布尔什维克此时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享有巨大声望。的确，意大利社会党在1919年3月投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而此时，社会党的一些人物如塞拉蒂，开始借助俄国的革命声望来反对都灵的理事会运动并且发展工人接管产业运动。
尼古拉·柳巴尔斯基，共产国际驻意大利的代表表示，在俄国1917年革命成长起来的工厂理事会可以说是意大利都灵理事会的写照，然而他们在俄国最后成为了从属于工会下，并没有成为工人阶级日常的政治生活的规则和工业管理的重要器官。事实上，在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被利用过来助长了意大利工会官僚主义的姿态。
尽管如此，在12月14日至15日的都灵地区劳工商代表会议上，都灵地区中央劳工委员会正式成立。整个都灵工人运动，到1920年2月首次选举车间管理员时，据估计，在新的会议系统中，都灵地区已组织了15万多名工人。
都灵市理事会运动引起了工人运动的自由意志主义势力的积极响应，前面已经指出了都灵无政府主义者（例如都灵自由意志主义小组）在车间理事会运动中的参与。1920年初，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盟USI在帕尔马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都灵理事会计划成为主要议题。都灵社会主义者艾尼·玛塔是特邀演讲者，她是“工厂委员会研究委员会”的起草者，该委员会草拟了车间管理计划草案。
USI金属工人工会的秘书阿里布兰多·乔瓦内蒂敦促支持都灵会议，因为它们代表了旨在控制工业的反官僚直接行动，并且有可能感召进一步革命性工业工会，成为一个所有劳动者们潜在的“大工会”。
经验丰富的安那其主义者活动人士埃里科·马拉泰斯塔虽然对此保留了部分建议，但也支持理事会作为工人们直接行动的活动形式，以确保工人群体中更普遍的反抗力。USI采取了新的车间理事会组织，USI的安那其主义日报《新星》和《阶级战争》也在车间委员会中像都灵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日报《新规则》那样名声大噪。
USI在都灵以外地区的爆炸性增长反映出CGL工会无法代表出工人对武装和产业控制的渴望，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北部的工人中越来越普遍。USI从1919年的300,000名成员增加到1920年9月工厂占领时的800,000名成员的高峰。
都灵的安那其主义者并不愿意在都灵建立一个独立的USI组织，因为他们支持车间理事会运动，尽管它在CGL工会的支持下得到了发展。支持车间理事会运动的原因有几个：
1.它体现了他们所相信的那种基层群众民主组织的参与。
2.它对工人运动的自由意志主义派别公开开放，尽管社会党活动家占主导地位，但目的是发展民主统一的工人阶级和统一阵线。
3.这项运动采取了与安那其主义者相同的目标，即工人对工业的自我管理是经济整体社会化的一部分。
【四月大罢工】
正如之前提到的，FIOM在1919年3月签订的国家合同规定，禁止在车间内举行内部委员会，仅限于非工作时间。这意味着在都灵的工管运动的活动（例如举行店务员选举的工作）都会不可避免地违反合同，而该运动基本上是必须要通过群众的大规模不服从而维持的。
与雇主的摊牌是在4月开始的，当时菲亚特的一家车间管家大会要求静坐罢工，以抗议解雇几名车间管家。作为回应，雇主宣布停工，影响了80,000名工人。当军队占领工厂时，弗朗切斯科·尼蒂政府借大规模的武力示威支持了封锁。罢工两周后，当车间管理运动决定就争议中的眼前问题投降时，雇主根据FIOM国家合同作出回应，要求车间管家委员会的运作时间仅仅限制在非工作时间内。
那样会彻底毁灭车间理事会，而都灵工运组织为捍卫车间理事会活动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大罢工。罢工蔓延至皮埃蒙特地区，涉及500,000名工人。除了该地区的整个制造业之外，还有轨电车，铁路，公共服务和许多商业场所也被迫陷入瘫痪。
都灵周边农村的农场工人也参与了为捍卫劳力交换而进行的斗争，都灵运动将这些组织作为同一运动的一部分，将罢工运动传播到农业。
都灵运动随后派代表参加了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推动将大罢工扩大到全国。但是，社会党和CGL工会领导人对都灵理事会运动并不特别热心，并拒绝提供任何支持。
这次会议议程上的主要议题是社会党为制定“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的概念而作出的努力，以回应这些思想的流行，尤其是在俄国革命之后。党所讨论的计划设想了“苏维埃”-地方革命的管理机构-不是基于工业或工作场所的团体，而是基于邻里或地理区域。整个项目将由创建这些“委员会”的社会党委员会管理[14]但是，这些想法仍然完全是学术性的，因为意大利社会党仍然并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安东尼奥·葛兰西对党的领导人的表现表示十分的悲痛和失望，他说：“他们继续在会议上围绕着这些问题喋喋不休不休，而在皮埃蒙特和都灵，已经有五百万工人宁愿饿死也要捍卫已经存在的理事会！”
在CGL和社会党领导人的反对下，对都灵大罢工的唯一支持来自主要受安那其主义者影响的工会，例如独立的铁路工会和海事工人工会。比萨和佛罗伦萨的铁路工人拒绝运送被送往都灵的军队。在热那亚各地，码头工人之间以及在USI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场所中都发生了罢工。
最终，CGL领导以妥协退让解决了罢工，该条款接受了雇主的主要要求，即将车间委员会限制在非工作时间。尽管现在理事会的活动和车间人数已大大减少，但在9月的工厂占领期间，理事会仍将恢复职位。
尽管都灵的理事会运动遭受了挫折，但工人控制运动和新的基层组织运动在整个1920年仍在继续增长，以USI的快速增长为例。在此期间，主要通过USI的努力，在米兰（意大利最大的城市和主要商业中心）出现了新的独立车间理事会。
【FIOM工资斗争】
来自USI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使CGL领导层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适应将反映出工人群体越来越激进的要求的方法和战术。在此期间，FIOM成员增加到160,000，但USI金属工人工会也加入了30,000。从1920年1月到9月，生活费用增加了三分之一。正是在这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FIOM决定在1920年5月的国会上要求将工资提高40％。与此同时，雇主们试图利用他们在4月份对车间理事会运动的胜利余威来巩固地位而采取了强硬立场，激怒了许多激进主义者。
雇主担心经济衰退即将来临，对加薪持好不退让的态度。FIOM决定放慢节奏，以使他们改变音调。8月17 日在拉斯佩齐亚开会的USI金属加工工人不赞成这种缓慢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无效的举措。相反，他们呼吁两个工会占领工厂：
“金属工人对工厂的征用必须迅速，同时并且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以捍卫。此外，我们决心召集其他行业的工人参加战斗。”[15]
尽管如此，FIOM目前暂时同意放缓退让的脚步，以“不分裂工人阶级”。
作为对激进分子的让步，FIOM同意，如果任何雇主以停工来回应低迷，工人应占领工厂，并在必要时打破大门。
【前去工厂占领】
人们普遍能够通过以下事实来判断观察到这种经济低迷的影响：菲亚特-森特罗工厂在8月期间每天仅生产27辆汽车，而正常一天则为67辆。
但是，到了8月底，这种低迷情况趋于诱发为了坐镇罢工，并且在8月30日，米兰罗密欧工厂的工作停止了。该工厂是安萨尔多企业集团的一部分，后者对工会的立场最为强硬。这家公司是由佩龙兄弟经营的，他们是超民族主义的“强盗男爵”，他们在战争期间以巨额利润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并且日后他们最终成为资助墨索里尼法西斯运动的第一个大企业集团。
当罗密欧管理层于8月30日将他们的2,000名工人拒之门外时，FIOM的米兰部门做出了回应，立即占领了米兰地区的300家工厂。FIOM的领导层对此表示赞赏，称赞了米兰的工会成员身份，但要求其他城市的工人继续前进。但是，在8月31日晚上，金属行业的雇主联合会下令在整个意大利进行全面停工。
“在9月1日至4日之间，金属工人占领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工厂，这些情况不仅在米兰，都灵和热那亚附近的工业中心地带向前发展，而且在森林中的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都开始了悬挂着红色和黑色的旗帜，以及工人乐队的喧嚣……三天之内，有40万名工人参加占领运动，随着运动扩展到其他部门，总数上升到超过50万，每个人都被回应震惊了。”[16]
在都灵，车间委员会从后台出现，以推行占领运动，通常来召开群众大会来决定该做什么。生产继续进行，但现在由车间理事会接管责任，并且选举了处理运输、原材料和国防的委员会，甚至还选择了警卫和武装。
安东尼奥·葛兰西表达了当下的欣喜，在都灵的一家工厂集会上说：“社会等级制度被打破了！历史价值被推翻！那些曾经只是别人的工具的阶级正在成为指导阶级，今天，工人自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单元，它将以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推动整个危机！”[17]
葛兰西在另一场工厂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从孤立的经营工厂的具体问题将继续指导向组建一个全市范围的工人委员会，并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有可能取代市政府的权力。但是，实际上，通常是通过劳资商会（全市范围内的中央劳工委员会）来实现职业的协调，例如产品的销售。个别工厂的生产若是被认为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专门生产，则会被禁止出售其产品。
在USI占主导地位的车间中，例如热那亚附近的金属加工车间，这些工厂也由工厂委员会管理。在都灵和USI的据点之外，CGL工会的等级制更为主导。在那里，还出现了会议来占领，但在工会的控制下的情况。
占领运动的趋势已经扩展到它起源的金属领域之外。例如，在都灵，米其林工厂和其他橡胶公司被占领，制鞋厂，制革厂，纺织厂，四家羊毛厂，四家袜业公司和人造丝厂也被占领。在米兰，倍耐力轮胎厂，坎帕里酒厂，意大利啤酒厂和哈钦森橡胶厂被接管[18]。到9月中旬，将近60万名工人通过其工厂委员会占领和经营工厂。
除都灵以外，金属行业以外的大多数占领扩展都是由工会在安那其工团主义者的影响下进行的，例如由独立USI工会领导接管船舶制造厂或占领矿山，商业农场等等。
占领的最重要的扩展也许是铁路工人工会的行动。随着铁路工会在全国范围内为占领提供支持，意大利国家铁路公司的工人开始将货车转换为工厂的壁板，为被占领的各个工厂之间提供燃料和原材料以及运输连接，此举对于使工人能够继续生产至关重要。
此时，乔凡尼·乔利蒂政府开始准备将铁路军事化的计划。尽管如此，乔利蒂的化解危机的主要策略是奉行严格的政府不干预政策，同时支持CGL领导人的立场，后者希望在与雇主的妥协中结束这场斗争。在回应雇主要求政府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时，乔利蒂在米兰对首席政府行政官员说：“有必要让工业家了解，意大利政府不会仅仅为了节省钱就诉诸武力并诱发革命。”
9月7日，在利古里亚（热那亚附近）的工会大会上，首次正式讨论了旨在永久重组经济的广义职业，在该地区，安那其主义者的影响力特别强。该公约同意“通过占领意大利最大的港口热那亚以及所有其他利古里亚港口来达成既成事实，并立即对每个生产部门进行全面占领。
在当前的严峻气候中，这一行动可能已经迅速传播到其他地方，并决定了斗争的方向。一方面，这是由USI激进成员和都灵委员会运动推动下的革命性经济重组和调整的劳工运动，另一方面，又在主要由CGL领导层的立场而影响的某种形式的结构性改革与雇主妥协之间摇摆不定。
然而，此时此刻，FIOM都灵分会的安那其主义秘书毛里齐奥·加里诺说服了利古里亚去等到于9月10日召开的CGL紧急国民会会议议时阐述他的计划。他认为，CGL委员会将投票决定将斗争扩大到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这将使热那亚工团主义者避免孤立地采取行动。然而加里诺犯了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在官僚阶层中的革命动力可以将官僚化的CGL转变成革命的机关。
占领运动的两个替代指示是在CGL国民会会议议上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特别是都灵社会党，正在推动扩大占领运动，使工厂的财产永久被征收和“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
卢多维科·达拉贡纳和其他CGL领导人反对这一方向，并为争取“工会控制”而提出了另一种选择。这里的“控制”并不意味着工会管理，而是有权获得有关行业状况的信息以及对雇佣和解雇进行联合劳动/管理控制的权利。他们提出该建议是逐步发展过程的第一步，该过程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化。
工会联合会代表对CGL的投票率为54％，对比社会党的投票为37%[20]。（FIOM代表弃权）
工业联盟对社会主义立场的支持，而CGL领导层的多数则建立在小手工业工会的基础上，最主要的是农村工人工会组织联盟，它坚决反对提高斗争利益的提议。农村工会是在农村艰难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其部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斗争。他们感到自己在农村被孤立，与城市工业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很少。
热那亚国际劳工局在对这一投票发表评论时表示支持CGL领导人的立场，指出该票数实际上低估了对CGL领导地位的支持，因为它是根据1919年会员国的统计数据得出的。但是到9月投票之时，农村联合会已从1919年的CGL成员的36%比率猛增到46％的比率。
但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立场无视以下事实：海运和铁路运输工人工会支持将这一运动扩大到永久没收，但作为独立工会，该工会却被拒绝进行任何投票。此外，一直呼吁扩大和永久征收的USI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本次理事会会议，此时USI已经有了足足80万名成员，即整个CGL规模的十分之四。有证据表明，意大利北部的大多数城市工人本来会更加支持这场斗争的继续和扩大。
投票后，乔利蒂立即采取行动，在CGL领导人和工业家联合会之间达成协议。乔利蒂告诉雇主，他支持CGL领导人的职位，并准备提出立法，该法律将建立一个联合的劳工/管理委员会，以制定“工会控制”的细节。
这激起了实业家的愤怒和恐慌。但是，在雇主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商业银行界的代表西尔维奥·克雷斯皮敦促他们同意这项交易。他认为，衰退即将到来，将会出现高失业率，这将削弱工会的议价地位。经济和政治气候的变化最终将掩盖“工会控制”的思想，同时，他们可能会拖延脚步以延迟该提案的实施。然后，雇主协会投票接受了该谈判。事实证明，克雷斯皮的预测非常准确。
尽管USI[21]和都灵车间理事会的运动都提出了强烈反对，但CGL领导层成功地使大多数普通工人接受了这一交易。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和解协议，因为它至少给了他们获胜的感觉，也为他们在行业中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敞开了大门，和解还包括薪水，生活奖金成本和加班费的增加。
占领工厂最明显的结果之一当然是车间管理者理事会运动的复兴。尽管经受过4月份在都灵的失败，当时理事会被从车间驱逐，但现在至少是短暂的报仇阶段。
然而，麻烦不久就来了。11月，佩罗纳兄弟是第一个开始向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注资的大商人，这时开始迅速发展成大规模运动，在1921年的头六个月招募了30万人。连续两年的罢工在革命的边缘，激起了专业和财产阶层，小企业阶级以及政府和工业界下层官员的愤怒和恐惧。墨索里尼主要是从这些阶层中招募新兵。当资金注入墨索里尼的金库时，他能够为法西斯主义小队提供车辆和其他设备，从而促进了对工人运动的快速打击，所谓的“惩罚性远征”使整个社区感到恐惧。
到了1921年春天，克雷斯皮预测的衰退已经到来，失业很快增加了六倍。乔利蒂任命的劳动/管理联合委员会制定了“工会控制”的细节，但由于没有希望而产生分歧。尽管乔利蒂随后通过了实施其“工会控制”版本的立法，但该法案效益性太弱，无法满足CGL工会领导人的要求，只授予工人工作场所的工会和政治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他们自己已经通过上次的谈判中取得的成果。经济衰退与工会控制提案的失败相结合，在普通工人中造成了广泛的幻灭。
1921年2月，随着全体解雇和对车间管家运动的攻击，雇主的攻势开始形成。在1921年4月，菲亚特负责人利用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车间理事会将其活动限制在非工作时间，这一要求促使都灵大罢工发生在去年4月，军队再次涌入工厂，工人们被封锁。
但这一次罢工/停工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生的，失业率高，幻灭重重，工会大厅和左翼报纸办公室被意大利北部的法西斯分子破坏和焚烧。车间的工管计划最终被丢进了垃圾池，工人于五月返回工厂。
USI的大规模动员在1921年初击败了法西斯主义者对帕尔马的袭击，但这是例外，因为法西斯主义者的袭击在一年中不断增加。左翼和工会组织经常被迫进入半地下状态，因为当地警察和军队人员或多或少与法西斯团体公开合作。地方当局通常会向法西斯主义者发放枪支许可证，就像通常向社会主义者拒绝一样。尽管如此，社会党领导层仍然坚持法治主义的态度。“报警！” 这是他们对法西斯袭击的回应。最终，一群社会主义者开始为人民自卫而组成民兵组织“阿迪蒂·德尔波波洛”，但规模还是太小了，而且也为时太晚。
尽管社会党激进的言论确实激发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希望，但由于党依靠选举政治和工会等级制，因此在结构上不可能摆脱渐进主义并与资产阶级妥协。然而，这个运动的官僚主义派别激进的言论掩盖了它阻挠与制度决裂的趋势。当毛里齐奥·加里诺告诉利古里亚工会暂缓其地区的工业普遍征用时（这一举动可能会引起其他地方的煽动性回应），他犯了一个错误，即过分依赖对CGL工会施压的可能性联邦。
但是，他的错误是基于不幸的现实，即都灵以外的CGL工会的机构和成员并没有像在都灵那样独立于CGL建制而动员，这使得很难不依靠CGL工会组织来建立统一的全国运动来扩大斗争。尽管USI十分激进且增长迅速，都灵运动的力量恰恰是它有能力跨工会或意识形态部门直接团结工人，而又独立于全国工会等级制，但这与全国性的斗争来讲，在特定城镇或特定部门采取孤立行动，政府是可以轻易地镇压这些行动的。
CGL的农村工会反对将斗争扩大到1920年9月没收雇佣阶级，这反映了农业部门与城镇和工业发展运动之间的隔离。但是，有迹象表明，农村和城市劳动力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皮埃蒙特农场工人与1920年4月都灵的车间理事会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就是一个例子[22]。
大型庄园的抗议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和天主教的农村工会的大量增长表明，农民工也愿意与雇主的力量作斗争。天主教劳工运动的左翼，例如围绕克雷莫纳的“房地产理事会”运动，也在谈论没收和集体工人管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天主教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农村联盟运动将其努力局限于自己部门的斗争以及通过政治进程进行改革而努力的方面。
事后看来，一战后意大利工人阶级面临的真正选择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革命？”。工会官僚对系统中“结构改革”的希望被证明是绝望的，不现实的。在小型企业，专业和管理阶层的眼前，摆着工人革命的鲜明前景引起了这些部门的愤怒和恐惧。然而，未能继续进行社会转型的机会，使该系统具有喘息的空间，可以从这些中间阶层内部动员法西斯的“抗体”，最终以用残酷的力量来镇压劳工运动。
【1】我对意大利车间管理员的运动和工厂占领的描述主要基于林恩·威廉姆斯的无产阶级命令（冥王星出版社，1975年）。威廉姆斯的书同情一战后自由主义者对意大利运动的贡献，我强烈推荐它。保罗·斯普里亚诺（Paulo Spriano）的《工厂的占领》（Pluto Press，1975）被认为是对这一运动的明确定义。丹尼尔·格林（Daniel Guerin）的《法西斯主义与大企业》（法西斯主义出版社）对工厂占领后墨索里尼政权的崛起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2】意大利社会党（PSI）是基于CGL工会，合作社运动以及全国和地方选举政治实践的群众性劳工党。反映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叛逆性，PSI比其北欧表亲更倾向于激进的言论。但是，PSI的做法和组织方式是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民主制的典型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劳动人民对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的意识日益增强，这反映在PSI投票的增加上-从1913年的11％增加到1919年的30％。到1920年，PSI成为意大利最大的政党会议并控制了意大利四分之一的市政府。
【3】然而，反映意大利的革命形势，USI在劳工运动中所占的比例比IWW在美国大得多。1914年，CGL联合会拥有30万会员，而USI却只有一半，拥有15万会员。当时，天主教联合会有10万名成员。到1920年9月，USI拥有80万名会员，而CGL已攀升至约200万，而天主教会则拥有100万。但是在这个国家，IWW的高度始终不到AFL的10％。
【4】当都灵大学的学生时，陶里亚蒂，格拉姆西和特拉西尼开始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他们活跃在工人教育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陶里亚蒂最终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特拉西尼（Terracini）成为著名的律师，而葛兰西（Gramsci）死于法西斯主义监狱。
【5】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工会是成立于1914年的天主教CIL，以及在1915年从USI分离出来的鼓吹民族主义的UIL。尽管这些组织的成员并未被排除在参加工作场所集会和选举车间管理员的范围内，则不允许他们成为车间管理员的候选人，车间管理员计划呼吁“劳动同志脱离那些建立在宗教或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组织。”
【6】无产阶级命令第122–123页重印了“车间管家的计划”。
【7】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政治组织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联盟（UAI），其出版物为《Umanita Nova》。UAI是USI中的主要政治影响力。
【10】塞拉蒂实际上说的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社会党的自觉专政。” 塞拉蒂在这里使用其19项“专政” 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国家，无论看起来多么正式的“民主”，都是社会阶级的“专政”，因为它使他们能够决定社会的形态。
【19】USI无政府主义者秘书长Armando Borghi，在《工厂的占领》，第1页中引用。85。
【21】在CGL投票之后，USI与独立的铁路和海事工会立即举行了“无产阶级公约”。该公约谴责该投票为“米特尔主义和无效”，并呼吁采取进一步行动。尽管如此，他们还认识到革命需要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我们不能自己做。” （《工厂的占领》，第94页。）
【2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其发展远比1917年的俄罗斯高得多。这不仅反映在工业中雇用的劳动力比例较高（28％），而且反映在意大利农业-至少在北部-更商业化。蒲河谷的工业农业见证了种植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意大利农业劳动力中，有60％是工资劳动者或者雇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农村工会主义的巨大发展（招募了160万名工资工人、雇农和农民）反映了这一现实。
作者：Tom Wetzel
译者：Edgar Waterson
原文链接：
https://usa.anarchistlibraries.net/library/tom-wetzel-the-italian-factory-occupations-of-1920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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