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冯蕙，1931年3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起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党史组工作，1962年正式调该室。在此期间，曾参加了《毛泽东选集》（1—3卷）注释校订等工作。1981年5月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等工作。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等，担任《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副主编之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主编之一。

 

（1995年6月，冯蕙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七大和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作《毛泽东与七大》的发言）
 

党的文献编辑工作，是一项很重要和很严肃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要求编辑工作人员具有献身党的文献事业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为它付出艰苦的劳动；要求编辑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基础，较好的专业知识和较广的其他方面知识，相当的文字处理能力；要求编辑工作人员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具有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学风，切忌粗枝大叶、浮皮潦草。

一般说来，党的文献分为当代文献（又称新时期文献）和历史文献，集体文献和个人文献。毛泽东著作属于个人历史文献。下面根据我参加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体会，举一些例子谈谈文献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这里介绍的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特指毛泽东的手稿或手稿的抄件、印件的编辑工作，而不包括整理他的讲话记录稿。

拿到一篇选稿，如果已确定所用稿本是毛泽东的手稿或手稿的抄件，那首先是做辨认字的工作。把字辨认准确，切忌误认妄断，这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础。辨认毛泽东手稿中的字，必须熟悉和会认他的行书和草书，有时需要查阅草字汇、标准草书等。辨认抄件中的字，也并不容易。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稿，很多都是机要工作人员誊录的抄件，留下的手稿很少。有的抄件字写得比较潦草，不大规范，辨认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在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时，就遇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选稿中的毛泽东1936年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个抄件，其中一句话是“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考”。“”是一个什么字？在辞典中查不到。它有点像“恭”字，但“恭考”用在这句话中文意不通，从文意来说应当用“参考”这个词。能不能根据对文意的分析和判断，就将“”字订正为“参”字呢？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来说，还需要对形成差错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参”字怎么会写成了字形差别较大的“”呢？“参”同“”有什么联系呢？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又查阅各种辞典，最后从《康熙字典》和中华书局1947年印行的《辞海》中，查到“参”的繁体字“参”俗作“”，就是说“”是“参”的俗字。据此，我们的分析是，抄写者写“参”字时写的是它的俗字，俗字又写得不规范就成了“”。领导上基本上认同我们的分析，但进一步提出，这位抄写者誊录的其他抄件中，“参”字是怎么写的，是否也写成“”了。于是，我们又查阅档案，发现毛泽东1936年9月22日写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也是这一位抄写者誊录的，信中的“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参”字，同样写成了“”。这样，我们将“”订正为“参”字，就有比较充分的依据了。
 

（1991年，向胡乔木汇报《毛泽东文集》编辑工作。左起：金冲及、逄先知、胡乔木、冯蕙）

我们编辑的领导人的著作集，每篇文章的标题下面都要注明时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工作的惯例是，一篇文章既有写作日期又有发表日期的，用写作日期；没有写作日期，用发表日期。最好能将年月日全署上，至少要署明是哪一年的。但是在档案中，有的文稿只有年或年、月，有的有月、日而无年，有的则年、月、日都没有，这就需要经过考订尽可能地加以确定，至少要确定是哪一年的。我们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就碰到了一些文章的时间问题。例如，《毛选》第三卷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题下署为“一九四一年五月”，这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讲话稿上，亲笔写了一个题下说明：“这是去年五月我在延安干部会上的一个讲演，现按当时讲演提纲整理发表，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说明是供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发表这篇讲话时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的一篇有名的讲话，它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三篇重要的整风文献。后两篇都有具体的日期，唯独《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篇没有具体的日子，总让人感到是一种缺憾。经查阅档案资料，发现1943年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下册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题下署的时间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两条路线》是延安整风期间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一部重要文献集，是一个权威性的版本，可以作为依据的。估计在编《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是直接根据于延安《解放日报》，可能没有注意到《两条路线》这个版本。有了《两条路线》作为依据后，领导上希望我们最好能再查出一个佐证。我们终于又从档案中查到了另一个依据，这就是张闻天在中共七大的发言稿。张闻天说：“自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即在他《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公开提出了同主观主义的思想与作风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有了这两个依据，我们就将《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时间补正为1941年5月19日。

我们做文献编辑工作时，毛泽东著作中的引文，不仅是引自马、恩、列、斯的，包括引自其他人的，都要一一进行核对。下面举两个核对引文的例子。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的谈话，其中一句是“余以为吾人革命信赞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这里的“信赞”是什么意思？在辞典中查不到这个词，怀疑有误。经查1937年9月24日《申报》根据中央社电讯刊登的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其中是“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所争”两个字怎么成了“信赞”呢？是否蒋介石这个谈话的其他文本中是用的“信赞”呢？我们又查阅了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和秦孝仪主编的《蒋总统集》中收入的蒋介石这个谈话，其中均为“所争”，而不是“信赞”。看来，“信赞”是错的，“所争”在文意上才讲得通。但“所争”是怎样错为“信赞”的，还需要进行查考。我们分析，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时所引用的蒋介石的这句话，很可能不是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如果根据的是报纸，那就很难理解会出现将“所争”误为“信赞”的事。据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写文章时（9月29日），还很难看到相隔只有四天的国民党统治区9月24日的报纸。这样，毛泽东的信息的来源，极可能是延安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那末引文中的错误是不是会出在抄收电讯上呢？也就是说会不会是电码上的差错引出的这一错误？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编的《标准电码本》中，查到了“命”、“所争”、“信赞”这些字词的电码，“命”字是0370，“所”字是2076，“争”字是3630，而“信”字是0207，“赞”字是6363。“命所争”三个字是紧相连的，它们的电码排列起来是073020763630，如果接收时发生电码错位，即将“命”字电码中最后的那个“0”误划入“所”字的电码，又将“所”字的电码中最后的那个“6”误划入“争”字的电码，那就会形成这样的状况：073020763630。一个有趣的组合出现了，即原来的“所”字的电码变成了0207，恰好是“信”字的电码，原来的“争”字的电码变成了6363，恰好是“赞”字的电码，“所争”就是这样变成了“信赞”的。我们的分析带有假设的性质，但是有相当的根据的。那末，在现实中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呢？我们请教过机要部门的同志，他们说在抄收电讯时出现电码错位的情况是存在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第三卷的《论联合政府》中都引用了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段话：“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这里的“航空”一词，在编入一些文集内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并不都是用的这个词。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一书中是“航空”；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一书中是“航路”；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的《革命文献》第八辑中是“航业”。“航空”、“航路”、“航业”三个词的含义是有差别的，究竟哪一个是准确的呢？经多方查找，我们找到了1924年1月30日刊印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号》第三特号所刊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其中是“航路”。这个“特号”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大的会议特刊，它所刊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极可能是这个宣言的最早的正式刊印本，是一个权威的版本。同时，我们还查到1924年4月国民党中央根据国民党一大决议案校订的一大宣言校正本，其中也是“航路”。经过这样的查考，我们确认“航路”是准确的。于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将上述三篇著作所引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航空”一词，订正为“航路”。
 

（1990年，冯蕙（左）向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右）请教）
 

下面谈谈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中，对手稿和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某些字词的处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请教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特约顾问吕叔湘。他提出的总体意见是：对毛主席在文稿中所用字词的改动，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如毛主席用的是常用字，那最好；如用的是次常用字，也不必改动。另外，还要考虑到毛主席在白话文的行文中用了个别的文言词语，也不必改为现代汉语。这样，毛泽东1957年10月2日写给林克信中的“寂漠”的“漠”字，我们没有改为“寞”；1961年12月26日写给臧克家信中的“无耐”的“耐”字，我们没有改为“奈”。又如，《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说，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仍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这句话中两次用的“上钓”一词，都是上钩的意思。“钓”这个字，既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作名词时的含义就是钓钩。例如，有“操竿下钓”的说法。但是，大家熟悉的成语“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用的又是“上钩”，而不是“上钓”。“上钓”一词是否有出处，要不要改为“上钩”？后来，我们在过去出版的讲姜太公垂钓渭水而遇周文王的历史故事书籍中找到了出处。《武王伐纣平话吕望兴周》一书中说：“当日，姜尚西走至岐州南四十里地，虢县南十里，有渭水河岸，有×溪之水。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钓来！’”根据以上情况，“上钓”一词不必改为“上钩”。
 

（冯蕙工作照）

以上所说的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对文稿中的字的辨认，文稿的时间的确定，文内引文的核订，以及个别字词是否改动等，都是以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为指导，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每一项考证，每一个判断，每一处修改，都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掌握充足的可靠的依据。不仅要详细查阅档案材料，还要查阅其他的书籍和资料。有些材料并不是信手即可拈来，而是要多方寻觅才能得到。还应强调地指出一点，我们的编辑工作，仅仅依靠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还不够，还必须进行实地调查和对知情人的采访、对专家和有关部门请教，互相补充，互为印证，才能使一些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80年代初，我们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实地调查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当时有两位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沿着毛泽东当年进行农村调查的足迹，访问了寻乌、兴国、吉安、吉水、上杭等县市，向35个单位和14户家庭作了调查，召开了8次座谈会，并作了多次个别访问。这次实地调查历时51天，行程近5千里，总共核对史实8百多处，收集整理了3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出版后，我们写了一篇编辑记事，题目就叫做《文献编辑和调查研究》。

下面举几个例子。例如，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说，古林村合作社的社长为李奎应，采办为李某。“李某”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向兴国县的群众了解，有的说是“李启香”，有的说是“李启商”；我们又问到当年在兴国县上社区（长冈乡属上社区）担任工会支部长的一位老人，他又说是“李其乡”。真是众说纷纭，难以判定。后来，兴国县委的同志帮助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社长李奎应和李某的堂兄，才弄清楚了“李某”的名字是“李其尚”。又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讲到一个中地主叫“钟大面六”。这个名字有点古怪，“钟大”不是一种复姓，他的名字为什么是四个字呢？这个疑团，也是经过实地调查才解开的。原来此人姓钟，在家排行第六，由于面庞宽大人称“大面六”。后来，人们不称呼他的本名，知道他本名的人越来越少，“钟大面六”就代替了他的本名。再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列举了一百多种杂货的名称，其中紧接着“四方带灯”、“六角带灯”之后列了两种杂货“圆”、“扇火带”，这是什么东西呢？经过在寻乌的实地调查，才弄清“圆”是“圆火带”之误，“扇火带”是“扁火带”之误。这两种火带是过去点油灯用的灯芯。

紧接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之后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对知情人的调查访问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们除了在北京地区调查访问外，还派出不少编辑人员到湖南、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调查访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下面举一个例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每封信的标题都是“致×××”这种格式。毛泽东1936年11月2日写的一封信，上款为“各位教授先生们”，这封信没有信封，各位教授先生们是哪些人呢？从信的内容看，有“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之句，说明这些东西是教授先生们送去的。当时的著名教授，较多地住在北平、上海两地。我们认为信是写给北平的教授这种可能性大，因为信中说“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当时的抗日前线是在华北。我们首先访问了当时在北方局做地下工作的郭明秋同志，她说关于这封信她不了解情况，建议我们访问当年燕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友渔。我们访问张老时，他说这封信他记不得。关于火腿等是谁送去的，他分析说：如果说是上海送去的，也有这种可能性，不过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以教授身份出面的不多，主要是一批爱国民主人士；而北平则是由黄松龄、许德珩、程希孟和我等公开地以教授身份组织了华北救国会，火腿等是北平送去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他还说黄松龄、杨秀峰和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的这封信很可能是写给党外的几位教授的，当时党外的著名教授有许德珩等。这样，我们来到许德珩副委员长家里。当许老看完我们带去的毛泽东写给各位教授先生的信的手稿复印件后，欣喜异常，连说“有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他追溯往事，记忆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火腿和时表，是我和我夫人劳君展送的。劳君展是新民学会会员，早年就同毛主席相识。1935年12月，徐冰、张晓梅告诉我们，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我们听了很高兴，并问毛主席他们在那里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吗？徐冰说，生活比较艰苦，最缺三样东西，一是没有鞋穿，二是没有时表，三是缺少吃的东西。于是我当即拿出几百块大洋，让劳君展和张晓梅去买东西。她们在东安市场买了三十几双布鞋，十几只金华火腿，十二只怀表（十块大洋一只）。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徐冰他们带到陕北。我们又问许老当时看到了毛泽东这封亲笔信没有？他说在记忆中这封信是由徐冰念给他们听的，没有见到亲笔信。许老没有看到亲笔信的这一回忆，同我们从文献方面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在这封信的手稿（毛笔墨迹）第一页右侧有毛泽东用铅笔写的“已发”两个字，再加上这封信没有信封，说明这封信是用电报发出的。这样，许老当然不可能见到毛泽东的亲笔信，而只能是由徐冰将电台抄收的这封信的电文念给他们听了。根据许老的确凿回忆，我们将这封信的标题拟为《致许德珩等》。
 

在编辑毛泽东著作中，我们还注意在注释中反映毛泽东的某一些思想在后来的发展，或他后来对自己的某个观点的修正。在1940年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后来，他在1958年会见巴西记者的谈话中，对自己的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样，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我们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那段话，作了一条注释，引述了毛泽东会见巴西记者时说的上述这段话。

关于参加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一些体会，今天就谈到这里。最后，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上面所谈的这些体会，远不能包容毛泽东著作的全部编辑工作，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如选稿、讲话谈话记录稿的整理、版本的考订、大量的注释工作等，都还没有谈到。

第二，上面谈到的这些，是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做得比较到位的一些例子。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善尽美的，而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存在着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个别的差错。今后应当更加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把编辑工作做得更好，力求避免出现差错。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