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工商时报社论 今年2月中旬到3月初，两件重要的事件，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欧美国家的意识型态和国际观，是不是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拐点。其一是英国脱欧后首次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工商时报社论
 

今年2月中旬到3月初，两件重要的事件，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欧美国家的意识型态和国际观，是不是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拐点。其一是英国脱欧后首次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4-16日），欧盟2019年拟订好“西方失势”（Westlessness）的讨论主题，所发出的警讯。其二是美国民主党3月3日“超级星期二”，不分东南西北，民主党选民“抢救拜登”行动，非常有默契的集中选票，希望击败认为“资本主义是病，社会主义是药”、广受年轻族群强烈支持的桑德斯，取得总统提名的资格。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地球村，这些现象是否有其意义。
 

社会主义源自于欧洲，是对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思。从市场力量是决定资源分配最有效率的方式开始，每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就必须竞逐有限的资源，结果就是所有资源都用到效率最高的地方。然而，每个人天生的禀赋，生而不同。以竞争激发效率的思维，在真实的世界，一定有赢家和输家；而在政治的世界，必然形成有钱人和穷人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强烈抨击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斥之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20世纪的苏联与中国大陆曾经在政治上落实共产主义的理想，其结果换来的是苏联在1990-1991年的解体，东欧国家投入欧盟的怀抱，以及大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1979年以来在经济上之改头换面，老店新开。
 

在美国，从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在政治市场上是票房毒药，过去30年来，美国政坛上没有政治人物敢自称是“社会主义者”，除了2016年以来的桑德斯参议员，没有人敢报名号，说自己信奉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
 

而在欧洲，瑞典与英国和德国，则让欧洲国家走出不一样的路。渐进、非革命的社会主义路线，源自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英国在二战后，所建构出来的全民健康服务（NHS）与国民年金之社会安全制度，成为劳工党和保守党的跨党派政策。此外，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工人党，则在1932年至1976年期间提出“人民家园”的愿景，建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瑞典政府放弃共产主义“国有化”的核心信仰，透过“混合经济”的制度，以重分配的所得税制促成社会平等，与工会合作和强化社会凝聚力的联合治理，所共同追求的经济成长，在消灭贫穷的场域，曾经立下政治的典范。
 

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成立后，欧美先进国家在本世纪的前20年，带给所有地球公民的经贸全球化，外溢效应已经扩及到政治、文化等全球治理场域。而所衍生出来的意识型态，甚至已经形成市场、正义、乃至于宗教的“全球化主义”（globalism）。随着全球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观”，换言之，要从整个地球村的观点看世界，而不是以单一国家或区域地方的角度看世界。
 

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中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大声疾呼：只要团结，西方胜利还是现在进行式（The West is winning）；其所显现的，究竟是全球化以来，欧美国家的自信，或只是政治上的心战喊话，不言而喻。面对21世纪全球化经贸发展形成的贫富悬殊后遗症，由于涉及阶级、教育、贫穷、健康、世代正义、甚至种族文化的深层因素，加上经济转型与社会福利的问题，如今已经演变成为民选政治人物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而这正反映在2016年到如今，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究其根源，贫穷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资源患寡，而分配患不均”；这些资源“能不能、应不应该”进行公平的分配，部分属于意识型态的争议，但“如何”分配的比现在“更公平”，则是落实社会正义和世代正义的政治大哉问。
 

由于欧美先进国家经历过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最繁荣1960-1980的美好年代，欧洲国家所建立全球最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并没有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落地生根。但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赋予选民用选票“教训”政府的公民权力，一旦全球经济景气美景不再，贫穷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成为常态性的政策问题，则就算在美国这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出征的桑德斯，并不会令人意外。而最重要的是，只要美国政府解决不了贫穷问题，则他就绝对不会是美国最后一位主张社会主义的政治人物！


 

（责任编辑：黄明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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