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院暨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之际，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和更为高远的眼光去回顾和评价这一历程，对其所取得的成就做更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当能从中获得几点重要启示：其一，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这一要点，认识到这一哲学由此所包含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诉求；其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再认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意味着必须创建适合于中国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其三，必须把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加以深度结合，在价值理想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改变世界；价值理想；
如果我们把李大钊1919年5月和11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同卷第11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1]视作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始，并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式起航的话，那么，这一进程至今将跨过一个百年。百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发生了多次形态变化。在现今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从而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伟大复兴提出急切要求之际，对作为中国社会之主导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发展进程作一回顾和展望，便具有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特别是新中国七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国道路的自信，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这使得我们有可能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和更为高远的眼光去回顾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世纪所走过的路，对其所取得的成就做更为准确的理解，并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百年回顾与展望从何切入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回顾和展望，不能流于只是对表面形态之直观描述，而是要从本质结构或根本问题上对其变迁进行一种深层分析考察。在一般意义上，各种哲学的根本问题无疑是有着相通之处的，但不同的哲学往往又有着不同的理论旨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反以往哲学之单纯的解释世界之旨趣，而将改变世界置于首位，因而便与以往哲学具有了相当不同的根本问题。那么，这一本质结构或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这便是我们曾多次讨论过的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关系问题。那么，何以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关系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呢？这又是为其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所必然具有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诉求所决定的。简单说来，解释世界就是将世界之存在和变化、发展以某种具有确定性的法则加以描述，而这须世界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论的，否则，任何解释都将是不可能的；而改变世界则须世界是可改变的，要为人的能动性留下余地，即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决定论的。
不仅如此，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改变世界的行动之间还存在着多重关联，使得这两种诉求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是借助某种中介或手段而指向某种目的的自觉的活动，而目的和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借助于理论建构起来的。但这里的复杂和困难之处在于，目的和手段的建构对于理论的基本原则有着不同的要求。改变世界的行动意味着所欲改变的世界按其本然存在是不合于目的的，因而，要使得改变得以可能，便须这世界具有可改变性，即是非决定论或能动论的。但改变世界的手段却要求所欲改变的世界具有某种确定性，即是决定论的，以便其手段具有能达于目的的有效性。这也就是说，理论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或行动来说，是从两个并非一致的方面发生作用的，一个方面是建构实践主体的意志或目的，即引导主体意志或目的，另一个方面是建构实践主体的手段，或指导、设计实际行动或实践的具体进程。这两个方面的不同，或可借用康德哲学范导性或调节性功能的理性与构造性功能的知性的划分来理解。就建构实践主体的意志或目的而言，与解释世界是少数精英人物便可执行的事情不同，改变世界却非多数人即群众参与不可，因而，如何动员群众投身于其中，便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直接性层面而言，这需群众对其目的的认同，即其目的正是群众所欲的目的。但这还不够，要使得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尚需群众认同其目的的正当性和可实现性。而正当性和可实现性的证明又须超出主观领域而达于客观世界本身，即证明这一目的的正当性和可实现性是为客观世界本身所具有。但这样一来，又在某种意义上预设了世界的决定论性质，不论这决定论性质是源于世界本身还是源于某种超越于世界的神灵。显然，这一点又是与前述目的的设定所要求的非决定论相矛盾的[2]。
而正是这种双重诉求及其间的多重关联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或矛盾，也正是这一关系问题的不同存在方式与不同解决方式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存在形态的变迁或进展。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根本问题，就能够达致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展之深层把握。而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存在方式，则又是为时代变迁中凸显出来的重大问题所制约的。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它的发展便不能不为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所牵襻和推动，因而，面对不同时代所提出的不同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便会在其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张力关系。说到张力，人们往往会将之视为消极的或否定性的东西，但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却正是这种张力或矛盾的存在和人们对其解决方式的探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进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变化，自然也不例外。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张力之初现
李大钊作为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回顾与展望绕不过去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与后来的诸多论者不同，李大钊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深切地意识到了其中所内含的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张力。
李大钊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核心要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及规律，二是人的活动即阶级斗争的作用。李大钊没有像当时和后来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那样，要么一味无批判地完全赞同通常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要么在接受通常阐释的前提下对之加以攻击，而是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大原则的前提下，保留着自己的疑问，即认为马克思主张的上述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理论张力。他写道：“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3]李大钊此处所论显然涉及到了后来人们大多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在张力的问题[4]。
对于李大钊这一疑问，这里必须追究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自身之中就存在着一种张力呢，还是这一问题是由于李大钊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而造成的？对于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质疑，以往人们大多讳言或即便提到也是视之为其思想不成熟之故，因而其预设的前提是马克思哲学中并不存在李大钊所说的张力。但如前所述，一种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哲学，其中必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而这种张力便是源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或者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就此而言，对于一种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来说，其中存在着矛盾，自然并非福音，而对于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来说，其中存在的张力，则为必然。因此，认识到马克思学说中包含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就不是误读或贬低，而是意味着达到了这一哲学理论的最为深刻之处。当然，问题不在于只是承认这一张力的存在，而是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场中把握住这一矛盾，并以某种方式予以解决。在这里，李大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十分不同于流俗的视角。他写道：“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到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显然，在李大钊看来，这唯物史观之决定论的观念在理论上固然有可能导向定命论，但在实践上恰恰相反，却有可能起到鼓舞人们行动之功：“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定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5]。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而“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6]，便是一个极为显著的例证。李大钊对于决定论体系之积极的实践动员功能的这一阐发，为我们理解后来所发生教科书之决定论体系何以长期居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支配地位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视角。
三、教科书体系何以大获成功又何以被诟病
教科书体系在近四十年来受到持续的批评，且这些批评之声，至今仍不绝于耳，但当人们在进行这种批评时，是否也有必要追问一下，何以这样一种饱受批评的理论体系却能如此之久地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支配地位，是否也有必要追溯一下这一理论体系当初可有过其辉煌时代。凡存在者，必有其存在之理由。而这理由，是我们必须追问的。毫无疑问，教科书体系存在着诸多理论缺陷，亟待加以改进，但若不问缘由，只是一股脑儿地批评，恐怕很难真正地找到取代的方案。
我们知道，李大钊和李达早期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而从瞿秋白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偏重于辩证唯物主义，并趋向于体系化。这一变化除了受传播的路径依赖之限制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的内在需要恐怕是一个主导性原因。但遗憾的是，这后一方面却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了。而要理解这一转变，便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之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上去看。
若是单从解释世界之诉求来看，从日本传入的唯物史观，作为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之核心内容，从而具有理论自身的正统性，理当以之为主导。但若从改变世界的诉求来看，问题却又有所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作为众多社会主义理论之一种而为人们所知晓的，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乃是为当时几乎所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所普遍信仰者。但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凸显了出来，引起了一些先进分子的特别关注，意欲在中国仿效而行，以图一举而使中国亦挺立于世界，摆脱近百年之屈辱。这便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之社会主义付诸实施，付诸改变世界。而要有效地改变世界，便不能仅靠少数先进分子，且需要极其广泛的群众性实践主体参与其中。而一当马克思主义从众多外来的“主义”中脱颖而出，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所选中之时，便立即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使其成为广大国人所信奉之“主义”，而不仅仅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主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的工作便是，通过论辩，驳倒其他竞争性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获得全胜。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数次思想论争，即“问题与主义”论争，社会主义问题论争，无政府主义问题论争，以及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争，都是一种通过论辩，驳倒竞争性对手而扩大自身影响的特殊的传播行为。这一点，其实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对手们也自觉到了。如，张东荪便说，“唯物辩证法既然是侵入了哲学的领土，则哲学家便不能置之不理”[7]。与此同时，通过通俗化的宣传，使广大民众，首先是广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是壮大自身的传播所必需的。但要使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效，基于决定论的体系化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自然科学之巨大成功的决定论，在论战中无疑具有无可辩驳的理论力量，而体系化则更是使得这种力量汇聚为一体，成为难以战胜的精锐之师。若比之于战争，正如成体系化的即有组织的队伍才能更有效地战胜对手一样，只有体系化了的决定论，一方面才能最有力地驳倒其他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才能最有成效地传播于广大民众。
由于各种机缘与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体系化的工作是由瞿秋白开始的。瞿秋白一方面批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理解为唯物史观的片面性，同时将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开启了体系化之先河。这一体系化进程，中经转向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李达之深化，特别是艾思奇之大众化，其意义更深远的，那就是它动员群众的力量。若说是解释世界，一般而言，可能只是少数人去做的事情，但若要改变世界，却非少数人之事，特别是事关人类解放事业，更非少数人的活动便可奏效，而是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其中。而要动员群众，解释世界的理论却也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理论动员群众的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8]。所谓体系化，便是将理论基于某一或某些原则而在逻辑上彻底化，使其所描述的对象世界达到理解上的确定性；而只有依据那些决定论性质的原则，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一关于世界之决定论性质的原则，又是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近代自然科学相关联的，因而，携着科学之辉煌成就的决定论体系，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力[9]。
从实效上看，这一体系化的确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积极意义，其典范便是艾思奇大众化的《大众哲学》。据当年那些深受其影响的当事人的回忆，“从抗战前直到解放前，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些人就是由此入门，登堂入室，深入到更广阔的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有人甚至还估计，当时《大众哲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10]。正是这种动员群众的巨大力量，才能够合理地说明，尽管教科书理论体系存在着种种内在困难，但却能够占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支配地位达如此之久。后来毛泽东的让哲学从哲学家课堂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武器的号召，也只有从动员群众的角度才能理解其用意。
然而，教科书体系毕竟在近四十年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诟病，而这些批评、诟病也正是主要地针对其对于人之能动性的忽视的决定论体系。那么，如何理解决定论这一成也萧败也萧何的现象呢？恐怕只能从理论与实践的多重复杂关系去加以说明。教科书作为一种较为通俗的普及性读物，其主要功能在于动员群众，收拢人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目标。这一体系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其决定论而指证了合于群众之所欲的革命目的的正当性和可实现性，因而起到了动员群众参与其中之重大作用。但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革命目的的正当性与可实现性问题已成不言而喻之事，无须再行证明，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对于动员群众而言，一个新的方面便凸显了出来，那便是为能动性正名。前面曾指出过，改变世界须设定世界具有可改变性，即一方面设定世界是非决定论的，另一方面设定活动主体具有能动性；而要动员群众参与又须借助决定论体系证明目的的正当性与可实现性。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显然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在一个时期中，便只能突出其一，而搁置其一。在革命年代，由于革命乃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破坏既存事物是无须设定人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而证明目的的正当性与可实现性却需要决定论原则，因而，便只能舍弃能动性原则而突出决定论原则。那么，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却必须设定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即预设世界是非决定论的，以使得活动主体具有可进行创造的空间，而非被决定论性的规律所全然支配的。然而，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之时，教科书体系不仅未意识到现实实践方式的转变对于其提出了新的理论任务，而且更进一步借助苏联专家之权威和国家意识形态之力量对其决定论体系加大推广。这就埋下了后来被批评和诟病的种子。教科书体系所持决定论原则之弊端，导致不得不由毛泽东直接出面来强调能动性方面。而这样一来，便有可能导致将作为意志目的建构的理论与指导实际实践手段建构的理论合二为一，进而有可能导致将建构意志目的之用的能动性直接移植到对于实践手段的建构上，从而埋下过度夸大人的能动性的种子。这一点，下文再论。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再理解
说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联教科书体系，主要是就哲学层面的理论宣传而言的，而若就理论整体，特别是涉及现实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斗争的理论而言，则有以偏概全之嫌。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哲学，那就是毛泽东哲学。以往对毛泽东哲学的理解，往往是将之纳入到苏联教科书体系之中去，以便排列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前后顺次相继的编年序列，但却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为了更好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去寻求新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理论轨迹，如果从李大钊1919年正式传播算起，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问世，可以说已经大致上完成了从尚不成体系且缺乏内在严密性的理论向体系化理论的过渡。理论的体系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辩驳性的争论，战胜竞争性的理论对手，使自身获得最广泛的传播。然而，吊诡的是，这一理论传播所要求的具有决定论性质的体系化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是战胜竞争性对手的利器，但当其直接进入到具体实践之中，却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会成为导致实践失败的根源。这便是教条主义支配政治实践而行“左”倾冒险主义，从而导致多次失败的原因。在这里，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马克思主义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便以极为惨烈的现实方式提了出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如何一方面维持已经发展起来的体系化理论，另一方面又能防止将普遍性理论简单地构成性地应用于实践。
如何解决这一似乎不可解决的难题呢？这两种诉求的互相冲突，已表明这一问题注定是无法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因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便似乎只能是非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了。这便是毛泽东的贡献之所在。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有莫大之关联。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是解释世界从根本上说从属于改变世界，即理论从根本上说根源于实践、从属于实践。这一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辨性命题，而首先是一种实际上的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生活方式。这就要求思想者在实际上而不仅仅是在理论观点上将理论从属于实践。但这一点对于一个单纯的理论家来，是很难做到的，而对于一个实践家来说，则不难做到。当然，单纯的实践家往往只能将这一点作为自己实践中的原则，而不能将这一原则上升到理论高度。而毛泽东由于兼具理论与实践家之双重品格，他就在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上获得一个极为优越的位置，即他不仅能够在实际上坚持这一原则，而且能够在理论上将之表达出来，构成自己的哲学原则。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获得了一个克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理论哲学倾向的立足点，并进而构建起一种“实质上”而非“形式上”的实践哲学体系。
毛泽东是认真研究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的，但他并不满意于这种带有明显理论哲学倾向的教科书体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了超越和改造。而改造的方式便是基于实践哲学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理论运用的具体性原则。一些学者指出，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强调精神能动作用，同时又注重事功实效似乎相反而又一致的倾向。这种带有二元色彩的思想结构，若从理论哲学的角度来看，是缺乏理论所要求的单一视角的不彻底的哲学，但若置于实践哲学的视野，则又不同。正是这种二元结构，便有可能构成一种能够平衡理论与实践、决定论与能动论的方法论基础。而正是这样一种既注重客观实效，又强调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思想结构，构成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活的灵魂。因此，要理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更应该在他的政治、军事著作中去寻找。在此问题上，李泽厚言之有理：“毛最光辉的理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其代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在这些论著中，总是尽量地把这些战争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和叙说。同时他又非常重视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的许多论著的论述形式似乎是从一般到特殊，而思维的实际过程却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由于从实际出发，很重视事物的经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又总是把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的规律上来，这成为他思想的一个特点。”[11]
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核心思想可以说体现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的这两段话中：“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2]“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3]显而易见，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双重结构：一方面“强调这种‘自觉能动性’，并把它看作‘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族类本性，强调运动、活动、劳动、实践、直接经验，从而强调产生和支配行动的实践意志，强调‘精神变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等，似乎是毛从早年到晚岁一以贯之的基本哲学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对经验规律客观性的认识，强调‘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即‘实事求是’。”而正是“这种经验论的唯物论，亦即‘经验理性’，保证了‘自觉的能动性’不流于乱闯盲干，使得革命战争和革命的政治斗争能不断取得胜利”[14]。换言之，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基本结构便是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两个方面的关系，亦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
毛泽东对于能动论和决定论关系问题的解决方式，显然不同于教科书体系那种理论哲学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实践智慧或实践辩证法的方式。这种解决方式不同于理论智慧之追求确定性的方式，对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能动性之作用，对于具体的情景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在变动性极大的战争中，能动性能够获得极大的发挥条件，而在经济建设中，能动性的作用则会受到客观条件的较大制约。这样，在客观条件发生了极大转换的情况下，便需要适应变化而调整能动性发挥之空间限度，而若不加以适当调整，则有可能导致经济建设和相关方面的严重失误。如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便是一个导致了严重后果的例证[15]。但对毛泽东对于能动性之强调，若从建构实践手段方面看，由于过度强调能动性，无疑是出现了失误，但若从对于教科书体系在建构主体之意志目的方面的能动性缺失之纠偏方面看，则又有着须加以肯定的意义。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复杂交错状况，才导致后来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对于实践概念之不同方面的强调，以及后来人们在评论这两场理论讨论中的某些误解与错评。
五、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对于新的哲学理论的需求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存在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逻辑，这场解放思想运动事实上在两个方面对于新的理论的需求也是有所不同的。在改变世界的逻辑方面，由于所要改变的是长期以来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夸大思想观念上层建筑作用之弊，因而，理论界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命题，对此，邓小平说得很清楚：“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6]。而所针对者，“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17]。这就是说，这一大讨论从实践上说，是为了让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建设现代化。这里的关键便是“打破精神枷锁”，回归实事求是，回归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在哲学理论界，随着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引发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实践物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有着密切关联的，但却不能将之简单地视为同一思想事件。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概观这场讨论之理论走向，就不难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标准大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同一。这是因为，就哲学理论而言，理论界所面对的并非社会实践中因脱离实事求是原则而出现的那些问题，而是如何在理论上合理地说明人的能动活动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亦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而既然成体系存在且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理论便是教科书所主张的决定论体系，因而，这一讨论便必然主要地是针对这种决定论体系的，即要破除这种机械决定论而为能动论张目。这一目标显然是与回归实事求是的实践目标不尽相同的。这种问题目标的不同，在理论讨论上也有所显现，特别是在关于实践概念内涵的定义上的分歧显示了这种不同。一些论者试图将实践概念定义为一种纯粹客观的活动，将主体能动性从中剥离，提出了要“净化实践概念”说法；而与之相反，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总体倾向却是强调和突显实践的能动性方面。强调客观性，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要用客观事实去消除那些不合于实际之主观性的“精神枷锁”，而强调能动性则是要在理论上合理地解释能动性与客观性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两场理论讨论关联于毛泽东之对于能动性之强调，就更能见出其间趋向的不同：前者在于强调实践之客观性，以纠正“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之倾向，而后者则倾向于强调实践中人的能动性，这又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毛泽东对于教科书体系之决定论倾向纠正之延续和发展。由于存在着这种目标的不同，对于这两场理论讨论便不能以同一标准去加以评论，而是要基于各自不同的目标去看。如有论者对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学术水平不高去论之，便是一种具体性误置。而一些论者对于实践唯物主义及主体性理论从政治角度加以批驳，亦不能不说是一种具体性误置。
当然，这两场讨论之间也是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的。这一关联通过实践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而体现了出来。实践这一概念一方面无疑是包含有能动性的，去除了能动性的实践便很难说还是一个能理解的概念；但同时，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同样无可置疑地是有其客观性的。尽管因此人们会对于实践的内涵给予大相径庭的定义，但实践概念本身所内含的客观性与能动性两个方面却是难以分割开来的。而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关联，便存在着两个方面相互位移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实际生活本身而言，人们在特定情景下可能出于不同的目标而突显其中一个方面，但无论如何，这种突显也只能是在实践概念所包含的能动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移动，而不可能走向一种彻底的单一性。就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而言，前者所强调的无疑是实践活动的客观的受动性方面，而后者则无疑突出了实践活动的能动性方面。因此之故，两者对于现实生活影响的效果便是不同的。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于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归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之强调客观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则是在前者所奠定的基础上，弘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主体能动性。这便是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乃至于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
六、主体性哲学的得与失
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将主体能动性引入以往的决定论体系之中，这可以说是对主体性哲学的一种弘扬。这种弘扬乃是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的能动性发展之吁求在哲学理论上的一种回应。但中国社会发展所吁求的并不只是人的能动性，而且同时也吁求把握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以便能够有效地改变世界。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呼吁，同时也有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向科学进军的召唤。因此，一种只是从主体能动活动及其异化和异化扬弃出发的主体性哲学便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生活之需求。而且，从理论上看，这样一种主体性哲学虽然看上去以某种方式似乎比较完美地解决了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张力问题，但若仔细考察，则会发现这种解决方式亦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理论上的问题。因此，问题便不在于只是简单地弘扬主体性，而是如何合理地解决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哲学讨论的进一步发展，便也不可避免地导向了对于这一理论趋向中所存在问题的反思[18]。
对于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事实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那里便已开始。由于卢卡奇所开创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的重大影响，中国学界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之最后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其进路亦同样是一种黑格尔主义阐释之进路，因而，卢卡奇哲学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黑格尔主义阐释之一般性问题，这无疑也构成了中国学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一般问题，或者说，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理路发展的一般前景。而卢卡奇哲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阐释时，走向了黑格尔哲学，过多地“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了，这使得其在发展人的能动性时失却了现实性，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那样，将“能动的方面”给“抽象地发展了”。而中国学界之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大致上并未超出卢卡奇之进路，因而其理论上的困难便也与之相同。因而，这一反思也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学界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被经济学界冷落多年的《资本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高调地重返人们的视野。但这一现象与西方世界要在马克思那里寻找理解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同，在国内学界却主要地不是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而是通过哲学之门来到了人们面前。从哲学上解读，卢卡奇那里已有先例，因而不出意料的，人们大多仍循由卢卡奇将《资本论》解读为拜物教批判之路，而多半忽略了《资本论》之从根本上说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一部科学著作这一事实。然而，马克思之所以从早期的异化论批判转向《资本论》的科学研究，其目的只能是要通过客观的科学分析资本逻辑即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以为有效地改变资本主义之生存方式提供科学依据。这一科学分析是基于剩余价值论而论证利润率下降规律，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并非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一种永恒的自然存在，而是有其产生、也有其终结的有限的历史存在。就此而言，黑格尔主义阐释进路由于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能动性而牺牲了探索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可谓付出了太大的代价[19]。
回过头来看，教科书体系之决定论阐释，虽然片面，但亦自有其合理之处。教科书体系可以说起源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阐释工作。这一工作所关心的问题，如安德森所指出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代替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20]。而借助于已大获成功的科学决定论，亦是一个事半功倍之有效法门。事实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确是一部科学著作，而科学著作自然是要以决定论的方式去进行论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也在这部著作中明确表达了其决定论指向：“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1]。因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决定论阐释亦是有其依据的。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马克思不仅早年批评旧唯物主义之缺失能动性，强调“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22]，“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3]，在中期著作中肯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4]，在后期对于“自由王国”的构想中，无疑是以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非决定论和人的能动性存在为前提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从理论上合理地解决这一关系问题，而不是趋向一个方面，取消此一问题。就此而言，对黑格尔主义阐释进路之抽象地发展主体能动性的反思，对教科书决定论体系的重估，并不意味着重返那种忽视主体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决定论体系，而是要重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所必须面对的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内在张力这一根本问题，而归根到底，就是基于何种出发点去解决或处理这一根本问题的问题。由于这一张力在理论上的根本性以及与现实实践关联的不稳定性，在如何解决或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上无疑很难达成某种一致认可之学说，因而理论上的主张各异便可能会是一种常态。近年来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争论，便是一种集中的表现。这一持续多年争论的实质，无疑是面对这一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张力问题的，我们是能够借助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将之克服呢，还是说，我们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必须承认这一张力乃是必须永远面对者，而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以某种实践智慧加以折中调和，且将那终极克服视为只具有调节性之功能的理性理念。可以预见，这一争论可能还会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持续进行下去。
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之启示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发展之回顾，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而言，我们当能获得以下启示：
首先，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所循由的不是一个单一的逻辑，而是一个涉及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的双重逻辑，那么，对这一进程的理解和考察，也就必须循由这一双重逻辑来进行。既然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各有其目的，前者指向通过对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变而达于掌握群众、聚拢人心、为革命实践集合队伍之目标，而后者则指向获取有效的实践之方法、策略而达于成功地改变世界之目的，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评价便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必须依据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分别评价之。进而言之，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智慧，人们在将之应用于实际当中时，也应当根据所欲达到的目的不同而加以运用，而不可将之应用于其所不能的目的上。当然，分别评价并不意味着不可将之以某种方式一元化，但这种一元化必须考虑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考虑到价值理想的建构和实践手段的建构所依据原则的不同，考虑到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或规范与事实的不同。因此，如欲将之以某种形式一元化，便须以某种方式实现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的转换或过渡，质言之，就须认真研究马克思是如何从其早期异化论的历史辩证法，过渡到《资本论》的科学体系的，特别是必须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商品和货币”章中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之从主体行动的历史辩证法向客观结构的科学体系过渡的意义，从中把握马克思之从历史逻辑过渡到科学逻辑的科学辩证法[25]。马克思的这一过渡方式所展现的正是一种将上述双重逻辑、双重诉求统合起来形成一元论体系之基本方法论原则，因而是能够引导我们去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种全新的阐释的。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双重诉求与双重逻辑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将之分解开来即可万事大吉，即便在理论上将上述双重逻辑统合为一个一元论体系，也还只是在理论上解决了问题，而尚未及于实践。事实上，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诉求、两种逻辑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在将一项具体实践付诸实行之时，是必须将这些不同诉求与逻辑放置在一起加以综合考虑，并权衡各种因素在其中的分量，以便设置具体的行动方案的。特别是在科学发展到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将抽象的科学理论整合进具体实践之中，更是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辩证法当有发挥作用之大空间。在面对具体的实践之时，如何将科学的理论纳入实践智慧之中，形成有效的具体行动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有过具体的分析，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未将之提升为一种实践智慧之构成的方法论体系，而毛泽东则通过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之改造提升，创建了一套实践辩证法理论体系，即其矛盾学说。但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往往被忽视或误读了。以往人们多注重于解释世界的教科书体系之类理论形态的东西，而往往忽视了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或实践哲学中国化方面的研究，或者即便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却又往往将之归结到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方面去，从而使之丧失了其本来面目。如将毛泽东的矛盾学说纳入教科书体系中，既使之丧失了其本来的实践哲学辩证法之意味，又使得教科书体系在辩证法问题上无法逻辑自洽。由于以往相关研究的缺失，因而，我们应当更为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方面的研究。通过这种研究，进而构建起一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或实践辩证法来。如果我们将毛泽东之实践智慧方法论体系以其本然形态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体系之中，当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从历史辩证法到科学辩证法再到实践辩证法的辩证法系列来。这样一个辩证法系列当能满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满足价值目标建构与实践手段建构之不同需求，以及以实践辩证法将这些不同方面纳入具体行动方案以实现其价值目标之最终欲求。
再次，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价值理想的建构与实践手段的建构之双重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也必定包含这两个方面的中国化。当然，这一中国化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持续地与时俱进的过程，因而，人们也必须随着社会历史条件之变迁而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思路推进这一过程。就此而言，中国目前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根本之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成，这便使得社会生活状况不仅大不同于上个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时，亦大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从而也给人们提出了新的任务。特别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论分为价值理想与实践手段两个方面或层面的话，那么，既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多的是聚焦于方法论方面，而在如今中国社会发展取得如许成就，国人之民族自信心高涨之际，价值理想方面的深度中国化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方面，如果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深入国人之心，成为国人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将其源于希腊文明之自由王国理想与中国传统之“民胞物与”式的天人合一理想相融合，以“民胞物与”之理想去阐释“自由王国”之理想，并由之重建中国传统之天人合一理想，便是我们当今应当加大力度深入进行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