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我是在参加两次跟家乡有关的文学活动中结识作家杨厚成的。这两次活动都有粤、赣两地几十名作家、艺术家一路同行，或参观访问，或解析作品，或交流体会，相处十分融洽。大家平时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单位，各自忙着为生活打拼，但由于放不下人生的一点梦想，便把难得的休憩时间都花在笔尖上，当成倾吐心声的最佳方式，也当成自己在物质之上的精神需求。杨厚成就是如此。

    他出生在赣东北红色老区，从小对红色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养成了爱读书、爱动笔的好习惯。杨厚成中专毕业后，长期在政府机关担任公务员，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有诗文集《春天的赞歌》、《可贵的定力》、纪实文学《红旗漫卷》(合著）等出版，并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和江西省作家协会。

    写作实践使不少人体会到，散文和诗歌是最容易写，同时也是最难写好的文体。说容易，是因它们在写作上的随意性和在内容上的真实与亲历性，能让人直抒胸臆，表达真情实感。说它们难于写好，是因为散文和诗歌最该是那种“不做之作”，是要让人在自然流动的文字里感受到美的意境，仿佛美妙的音乐一样，让人听后还有余音绕梁之感。

    这些年来，杨厚成以其文学的天赋和勤勉，在灵魂的时空中不停地行走着，其节奏犹如时光流逝的如歌的行板，循序渐进，张弛有度，韵致紧凑，缓急自如，自然地、和谐地、自由地、快乐地耕耘出一块块丰饶的田园。

    他的散文、诗歌作品有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立意高远，有强烈的红色情愫。

    红色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富矿”。我国包括赣东北苏区在内的红色遗迹非常多，红色故事更是数不胜数，完全有条件创作出具有很强藝术价值和时代价值的红色文艺作品。前苏联一个卫国战争被俄罗斯作家写了多少年？还能不断出新。我国的革命历程比他们丰富多了，难道不能从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超过他们？

    杨厚成的家乡江西余江县画桥镇画桥村藤林杨家是赣东北苏区贵余万中心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苏维埃政府原址建起画桥敬老院，使许多老红军、老革命及其遗孀在此怡养天年。杨厚成的家就在敬老院隔壁。这地利，使他从小便能经常聆听革命故事（特别是有关方志敏烈士的故事）。诗文集《春天的赞歌》中的《红色画桥故事多》、《清明画桥祭忠魂》以及他新近创作的《方志敏与藤林杨家的情结》、《革命通道上的红色记忆》、《血沃周坊铸丰碑》等，都栩栩如生地记述了这片红土地上感人肺腑的革命史实。

    必须指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对革命史怀有偏见的人，掀起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浪。他们否定公认的革命史实，毫无节制，甚至肆无忌惮地揭露革命过程中的所谓“阴暗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和英雄人物进行颠覆性描写，伤害了人们热爱英雄的真挚情感。这种言说和书写，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限，缺乏善意，放肆轻率，颠覆历史，令人无法容忍。这种通过“去革命化”“去英雄化”，达到“历史虚无化”的胡编乱写，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泥淖，是对历史的最大背叛。

    因此，杨厚成的创作实践，无疑极有意义。在当代中国的创作界，反映主旋律的、主流的、主导的、主潮的大叙事作品还远不够多。只有大家努力多写、写好，才能唱响主旋律，才能展现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从正面充分体现推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创造精神，才能使当代中国文化的面貌和格局发生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变化。创作红色题材的作品，作者必须真诚。由于真诚，散文和诗歌写作甚至可以放弃任何附设的形式，而依仗天然的质朴。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表达的内容永远比方式重要。因为它更接近表达本身。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凝炼的红色基因、红色精神，都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和精神动力。以红色文化为创作题材，通过多种艺术形式讲好红色故事，不仅能够凸显作品的艺术价值，更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由此可见，红色传统文化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绝的源泉。生活在红色老区的作家、艺术家更应当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多创作一些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文艺作品。

    抒情，是散文、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文艺创作是一场走心之旅。文艺作品要想打动自己、吸引读者和观众，除了有巧妙的构思和优美的文笔外，至关重要的是要选好创作题材。因此赣东北苏区方志敏等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精神、伟大牺牲精神无疑能大大激发作家、艺术家强烈的创作激情。

    杨厚成的笔端就充满着感情。强烈的红色情愫，使他不仅对家乡的红色资源一往情深，而且对全国各地的红色圣地都情有独钟，他抓住各种机会实地考察，在《红船光辉照我行》中描绘南湖烟雨，在《血色“红都”闪金光》中讴歌瑞金奇事，在《多彩贵州悦我心》中记录遵义一叶，在《延安精神放光芒》中解读了延安精神，在《感悟西柏坡》中点染西柏坡风貌、在《首都观感》中摄下北京景观……

    此外，杨厚成在采访东莞麻涌镇、黔东南镇远苗乡等地时，也无不留下作品，都是满满的正能量。足见他灵魂的驰骋与情感的飞翔，已经覆盖更广大的时空。

    杨厚成散文、诗歌创作的第二个特点是厚积薄发，有纯真的正能量解读。评论和杂文，是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分枝。从诗文集《春天的赞歌》中的评论和杂文看，杨厚成善于从生活中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论素养和责任感加以剖析，所表述的大多是作者人生当中某一时期的片断经验，是一种对事物的深刻体悟。比如他在读《道德经》后领悟到《修身处事之要》，在谈论时事时疾呼《有一种光荣叫爱国》，在乡镇换届时忠告《新官要理旧帐》、《换届莫忘审计》，在安排本职工作和业余学习、创作时提出《争做时间的主人》，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提出《霸王条款何时休》、《公交服务要便民》、《利民莫扰民》，在谈论文化建设时主张《乡村之美在润心》、《以文化建设引领乡村发展》，在思考民生问题时倡议《情系农民工 当好后勤官》……

    读《古文观止》，我们可以发现历代许多散文的经典之作是评论。但是现在不少人都把散文创作局限于抒情散文。这无疑是一种偏颇。

    杨厚成散文、诗歌创作的第三个特点是学而不倦，有执著的文学追求。多年来，他的诗文创作一直在安然的状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板有眼的探索和前进中，不断地发现自己，不断地表达自己。诗文集《春天的赞歌》中，收录了不少“微诗”及对微诗的评论，使人感受到一种新意。“微诗”诗体新颖，短小精悍，颇得古诗词中绝句、小令等的真传，利于用当代新媒体传播。杨厚成的微诗题材广阔，想象丰富，情感饱满，诗意浓郁，语言别致。众所周知，真实的情感与事物的经验，有想表述出来是需要语言技巧的。文字在落实于纸面上时，需要创作者的灵感安排。使它成为一种文采，一种美的艺术，以一种美的意境，去赢得读者的品读。文学不管怎样变化，我们在创作上还应该依照传统去不断创新。由于杨厚成等“微诗人”的不懈努力，微诗已经成为鹰潭市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被中国诗歌学会等单位誉为“中国微诗城”，可谓实至名归。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创作者是幸运的，赶上了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发展的大好时代。我们想写什么、怎样写，都前所未有地宽泛而自由了。或许也正因此，当今写散文和诗歌的人也空前多起来。　

    散文和诗歌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如果说杨厚成今后还须如何进一步努力，我感到他诗文创作的视野还可以更开阔一些，内容还可以更厚重一些，艺术上还可以更精粹一些。为什么传世的散文、诗歌都能那么叫座？这些都应当说是不可忽视之点。

    天道酬勤。作家与农夫毫无二致，只要耕耘就好，只要书写就好，久而久之，坚持下来，总会有收获的。我深信杨厚成将会用一颗真诚的心，创作出更多真实感人的好散文、好诗歌，将真与美的文字献给读者，为自己的民族以及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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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井冈山有朱、毛，赣东北有方（志敏）、邵（式平）。余江画桥藤林杨家的老人们讲起方志敏个个肃然起敬，神情庄严，他们都不相信方志敏已被敌人杀害，而说他是神龙下凡，刀枪不入。记得我小时候，见很多革命烈属、苏区老干部、老红军都供奉着方志敏的灵位和照片。希望他这条“神龙”保佑全村人安康幸福，他们最难忘的是曾经聆听过方志敏的演讲，那真是动人心魄，真挚感人。

     1929年8月，方志敏担任中共贵(溪)、余(江)、万(年)中心县委书记，详细了解贵、余、万交界地区党组织情况，于1929年8月底决定派张焕登来到杨家村检查指导工作。张焕登召集村党支部一班人秘密开会，研究抓土豪劣绅举行暴动等问题，不慎走漏消息，杨金阁因掩护张焕登而不幸被捕，于大桥惨遭杀害。事后，方志敏感叹，杨家的百姓好啊！1929年11月，方志敏亲临余江锦北山区指导工作，秘密来到杨家检查指导暴动准备工作情况，整顿了党组织和游击队，介绍了弋（阳）横（峰）暴动经验，布置了下一步工作。他还抽空察看了杨家附近的地形地貌，认为这是个好地方，地处贵余万交界处，虽然四周都是山，但前后左右都有小路与外界相通，四周路口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加上村子大（当时有70多户人家），群众基础好，便于大部队驻扎，当时方志敏就说，等暴动成功后，杨家可以作为中心县委驻地，便于指导三县工作。1929年12月下旬，方志敏亲自指导杨家村党支部开展以抗租、抗债、抗苛捐杂税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暴动，终于取得了胜利，随即在杨家成立了中共余江县第一区委员会和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李咸清、陈庭耀分别担任书记和主席。贵余万中心县委也由贵溪降家坪迁驻藤林杨家。方志敏经常在杨氏祠堂办公、接见干部群众，召开座谈会。1930年5月，贵余中心县苏维埃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藤林杨家祠堂召开，方志敏和黄道亲临会议指导，方志敏作了报告，黄道讲了话并宣布贵余万中心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1年10月上旬，方志敏、邵式平率红十军途经杨家，在大会堂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方志敏说:贵余万苏区在苏区人民的支持、参与下得到了蓬勃发展，今后，苏区还要不断扩大，红军也要不断壮大，群众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胜利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方志敏和邵式平还听取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汇报，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不足，特别是对肃反扩大化问题痛心疾首。他深情地对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说：胜利来之不易，群众牺牲一切支援革命，我们可不能滥杀无辜啊，错杀一个寒心一片啊！

    1932年10月，在藤林杨氏宗祠又召开了第三次中心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方志敏指示，邵式平和方志纯莅临指导并作了报告。1934年初，新红十军即将北上抗日，方志敏再一次来到杨家，召开了群众大会，他深情地说：“苏区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你们，革命就得不到胜利，感谢乡亲们对革命的无私贡献，大部队要北上抗日了，我们舍不得乡亲们啊，敌人将来扫荡，革命将处低潮，但低潮是暂时的，胜利是必然的，乡亲们可以不参加革命，但决不能背叛革命。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还是要回来的，胜利终归属于我们！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方志敏和群众的声音连成了一片，在杨家上空久久回荡。在方志敏人格力量的感召下，不管敌人如何疯狂报复，杨家村民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反叛者。

   1949年，陈赓率领的解放军二野四兵团来了，杨家百姓步行十多里敲锣打鼓欢迎亲人，大家欢声笑语，击掌相亲，都说：“方志敏率红军打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做主人了。”大家纷纷在部队中寻找亲人，但都没有找到……许多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纷纷表示：“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你们的一个亲人倒下了，还有更多的无数个革命亲人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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