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小时代》是给低龄观众的奶嘴
发布时间：2015-09-16 来源：作者：
《小时代》的两种“小”
《小时代》的问题不是时代的“小”，而是心理年龄的“小”。这不是说它拍摄了低龄人群的故事，而是说它是用低龄的心态拍摄而成。影片不仅展现一个由青少年群体构成的“低龄化世界”（全片只有一位父辈人物），更表现出建构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也是低龄的。比如影片把宫洺塑造为成功人物，但通过他，把商业成功人士的重要品质理解为总是有备用方案（Plan B），更像是少年对商业成功人士的想象。再如影片的高潮，四个女生手捧时装在高架桥上奔跑，齐心协力挽救一场时装秀，这是影片最高的矛盾冲突。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如此简单的高潮，哪怕在“小妞电影”（Chick Flicks）中也算是心理年龄比较低的。
另一种“小”是空间的“小”，就是交际空间的微缩化。《小时代》里人物虽多，但都生活在一个圈子里。在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发散的、开放的、线性的，而《小时代》中人与人之间是围拢的、闭合的、环形的关系。影片最后那场戏，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了，他们不但彼此认识，而且相互影响。那场“电话误会”很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微缩空间」的情节特点：林萧打简溪的手机，被留宿在顾源家的袁艺接听，第二天简溪打林萧的电话，却要把顾源的事情告诉给南湘，南湘跑出去与简溪会合，林萧紧追其后，最后他们遇到了顾里。这就是典型的“小时代式”的人物关系和叙事方法：所有人物围拢在一起，形成封闭的小世界，他们的故事就只能在他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展开。这是一种“舞池叙事”，所有人都像在舞池中，全部的故事就在于他们不断交换舞伴。这种模式在言情小说、南朝鲜剧里比较常见，并不新鲜，其作用是架空现实，形成抽离效果，创造浪漫的爱情故事
为了克服这种“小”，郭敬明需要补充某种“大”，这个“大”首先是大上海。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认为，优秀的电影可以把“广袤空间”（古希腊戏剧中的城邦）和“密闭空间”（萨特戏剧中的地窖）综合起来，美国西部片正是在西部大自然与国家疆土（广袤空间）的映衬下，小镇恩怨或流浪牛仔传奇（微缩空间）才更具有普遍价值①。在小说里，上海成为“广袤空间”的代表，郭敬明不断描绘上海，缓解表现小世界的狭隘，稀释人物之间过多的巧合。小说中的句子，也无意识地呼应了“广袤空间”与“微缩空间”的对比。比如”他此刻窗户的孤灯，像是寂静宇宙里一颗遥远而又孤独的星球“，或者”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等等。那么在电影中呢？上海的存在不但没有发挥“广袤空间”作用，反而破坏了“微缩空间”的童话效果。观众不能把这个过于浪漫奢华纯净的童话世界，与我们熟悉的上海现实联系在一起。如果像《流星花园》那样淡化现实背景（制片人也是柴智屏），让故事可以随便发生在什么地方，效果可能更好，而不像有些影评人建议的那样，继续强化上海的质感。上海不仅是真实的现实空间，更是繁华大都市，它不像小镇可以给这种”微缩空间“提供合理性。
《小时代》的核心人物是少女，影片把少女生活的主要空间想象成一个排外的封闭结构，她们只关心友谊、爱情和工作，其他现实问题一概被忽视。更有意思的是，电影把少女出类拔萃的气质，塑造成各种类型的“个人化的浪漫主义”：女王范儿的富二代（顾里）、单纯的乖乖女（林萧）、文艺范儿极品美女（南湘）、凸槌的花痴女孩（唐宛如）。她们的男朋友也代表着少女们幻想的各种男友类型：痴情的富家公子（顾源）、温柔体贴的阳光男孩（简溪）、才华横溢的花美男（周崇光）、冷酷的型男老板（宫洺）、劣根坏男人（席城）和运动型健康男孩（卫海）。这种“逐类列举”的方法是郭敬明为了克服“小”而建构的另一种“大”，这种创作特点，我们可称之为“搜集癖式写作”。
女王范儿的富二代（顾里）、单纯的乖乖女（林萧）、文艺范儿极品美女（南湘）、凸槌的花痴女孩（唐宛如）。
搜集癖式写作
宫洺喜欢搜集各种水晶杯子。这表达了两点，第一是他有搜集癖，这区别于普通的搜集行为，对于他来说，搜集行为比搜集的东西更重要；第二是他搜集闪闪发亮的东西，这与心理学上所说的强迫性搜集即“病态性囤积症”（Compulsive Hoarding）也不一样，他搜集的是闪光的、漂亮的、昂贵的东西，而囤积症可以搜集垃圾和废品。
郭敬明的小说写作就是这种「搜集癖式写作」。最明显的是搜集名牌奢侈品，字里行间充满名牌时装、化妆品、首饰、名车和豪宅。很多人因此批评他宣扬拜金主义，在我看来，这固然表达了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但还要看到，他更把这种搜集、罗列变成吸引读者的创作方法。郭敬明的写作特色，甚至就是搜集、罗列各种漂亮、闪光、名贵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搜集奢侈品，还搜集题材，比如校园言情、豪门恩怨、职场商战等各沾一点，在言情小说中搜集桥段，比如抢闺蜜男友、患绝症、稀有血型、隐秘血缘关系等，更搜集张爱玲、安妮宝贝、裘德·洛、李清照、Lady Gaga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符号，电影中还提到了莫言、特朗斯特罗姆和莎士比亚。
作家创作时需要搜集素材，但是这种“搜集癖式写作”却又不同。我们可以用两种相似行为来深入分析这种“搜集癖”的动机，一种是鸟类在“求偶炫耀”（Courtship Display）中的竞争性搜集，一种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炫财冬宴”（Potlatch）。
澳大利亚的园丁鸟（Bowerbird）在求偶时，会收集鲜花、蜗牛壳、石头等鲜艳、闪亮的物品吸引雌鸟。乌鸦也会搜集硬币、玻璃等闪光的东西吸引雌鸟。这是动物竞争交配权的行为，雌鸟会选择能够搜集到好看物品的雄鸟交配②。这种搜集就是把鲜艳、闪光的东西聚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吸引注意力。郭敬明在作品中搜集品牌、桥段、题材和文化符号，这些东西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而是堆积在一起。对于他的创作来说，这种搜集行为是重要的，他依靠搜集这些鲜艳、好看的东西来吸引读者，这也是他拥有众多粉丝的原因。
再说“炫财冬宴”，这是一种炫富仪式。印第安部落的有钱人也搜集各种珍贵好看的物品，他们会在冬季举行的节庆宴会上，把这些好东西作为礼物与穷人交换，以获得地位和尊严。有钱人还会在仪式上炫富比阔，方法是在宴会上大量销毁自己的好东西。有甚者会杀死自己的奴隶，北欧人杀掉自己拥有的珍贵犬类③。这种搜集不是为了表达占有，而是讨好穷人，以交换地位和尊严。像郭敬明这样富有的作家，应该不会肤浅地炫耀自己的收藏，而是把名贵的符号当做礼物送给读者和观众，就像鲍德里亚说的那样，符号也有交换价值，郭敬明把搜集来的品牌符号编织进故事，作为礼物送给读者，让他们分享占有符号的快感，以换取他们的尊重和认同。
所以《小时代》中搜集的各种品牌、符号和桥段，主要发挥着勾引、炫耀和讨好的作用。
但是，这种“搜集癖式写作”在电影里遇到了问题。郭敬明喜欢搜集闪光的东西，水晶杯、玻璃房子、璀璨的圣诞树和绚烂的烟火，把上海描绘得“像撒了金粉一样”。此外，他还在电影中搜集各种光，但这种搜集在电影中制造了矛盾，简单来说，饱和的光与各种反光材料，产生了光污染，柔化而失真的日光、刺眼的背景灯光，与要展现的人物发生了冲突。这种典型的婚纱影楼式的布光，使原本想创造的童话氛围和梦幻般的人物，因曝光过度反而遭到了破坏。电影是不纯的艺术，它不需要搜集、罗列这种加法，而是需要把不纯的东西从影像和声音中减除。《小时代》中对光的过度使用，让画面不时呈现出漫射带来的放射性模糊，也会让观众产生不适。林萧与宫洺上电梯那场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饱和的光与各种反光材料，产生了光污染，柔化而失真的日光、刺眼的背景灯光，与要展现的人物发生了冲突。
倒错性幼稚病
《小时代》中的人物穿着名贵的时装，合体，但并不合适。他们单薄的身体与这些完全成人化的品牌服装并不十分协调。尤其是顾源和周崇光稚嫩的身体和面孔，包裹在过于成人化的时装里，形成某种隐蔽的、不易察觉的、说不清的分裂感。《小时代》开始于一个舞台（中学毕业演出），结束于一个舞台（时装秀），这两个舞台描绘了主人公从少年到成年的变化，这是《小时代》的核心内容：告别少年，步入成年。所以影片描述的是一个少年与成年之间模糊的时期，本文想讨论的不是少年穿成人衣服的问题，这只是表象，而是少年与成人之间的倒错感，这也是许多成年观众觉得影片看起来很假、不真实的原因。
整部影片都在不断释放这种倒错感：孩子扮演成人的生活，就像“过家家”，或者成人扮演孩子，都会形成这种倒错，这在心理学上叫倒错性幼稚病（Paraphilic Infantilism），又叫成人婴儿幼稚症（Adult Baby Syndrome），我觉得《小时代》的电影文本就表达了这种倒错性幼稚病。这种心理疾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成年婴儿幼稚症（Adult Baby），指成人扮演婴儿，另一种是娘娘腔婴儿幼稚症（Sissy Baby）指成人扮演相反性别的婴儿。弗洛伊德在研究儿童性心理发展时，也提到过这种现象，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性心理幼稚病”（Psychosexual Infantilism）。这种病的主要特征是撒娇、任性、自恋、盲目自信。
让我们用影片中的两个行为进一步分析这种倒错。第一是花美男吐舌头，第二是女孩间的亲嘴。周崇光是典型的花美男，当他在杂志社拍写真时，对着摄影机做各种表情，其中一个重要的表情是吐舌头。从微表情来看，吐舌头这个动作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一是孩子在撒娇、调皮、卖乖时，会伸舌头讨好对方，它来自于婴儿在探索外部世界时吐舌头的行为。其二是成年人因做了错事而表示道歉，消除尴尬，缓解焦虑。如果说前者倾向于孩子的身体语言，后者则是成人的下意识动作。再说女孩间的亲嘴。在圣诞夜，四个女孩在顾里家的露台上借酒浇愁，顾里亲吻了林萧。我想强调的是她们亲吻的是彼此的嘴唇。你可能会说，这完全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不必大惊小怪。但我认为这个动作与周崇光吐舌头一样，绝不是可有可无、毫无意义的下意识动作。顾里亲吻林萧的画面，被放在了影片的巨幅宣传海报上。同性之间的亲嘴是一种特殊的亲吻，它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儿童间表达友好的行为，另一种是成年人的性活动，直接嘴唇对嘴唇的亲吻只在“有些时代和有些地方，密友用这样的亲吻并没有性的含义。不过，即使是对于密友而言，这种嘴对嘴的亲吻似乎还是太亲密了。”④
即使是对于密友而言，这种嘴对嘴的亲吻似乎还是太亲密了。
尽管这两个动作对情节毫无影响，但对整部影片的倒错感具有极高的解读意义。周崇光是成年人，但他吐舌头明显符合第一层儿童调皮的含义，而顾里与林萧的亲嘴并不是性的活动，而是表达儿童时代对玩伴的友好。很明显，这两个行为与他们的年龄构成了“倒错”。但是，我觉得影片在有意强化这两个动作，让这两个明显而又突兀的动作释放出暧昧的信息，而没有提供清晰的解释。因此，通过“倒错性幼稚症”，《小时代》表达了某种故意的暧昧，这种暧昧不仅模糊了少年与成人的界限，而且也模糊了性别的界限，却不表明任何立场。这两个界限的模糊也是现代娱乐工业正在带来的结果。
《小时代》的这种倒错性幼稚病，表达了少年面对成年时，精神世界潜在的分裂与矛盾：成人世界是华丽的、梦幻的舞台，也是美丽的陷阱，主人公既希望成人世界接受和认同自己，又掩饰不住对现实、对成人世界的恐惧和怀疑，他们不断地给成人生活下定义，声称“在大大的失望中小小地努力着”，用这些堆砌的无病呻吟的辞藻释放出一种貌似深奥的毁灭意识和虚无主义，以期安抚成长的焦虑。
奶嘴电影
在这个意义上看，《小时代》是某种“奶嘴电影”，或者说“心理断乳期电影”，人类学研究发现，奶嘴带给婴儿的更多是一种安慰⑤，当婴儿啼哭时，奶嘴可以马上让婴儿平静下来。《小时代》就是这样一部能够给青少年提供心理抚慰的电影。
这些青少年的身体已经成人，但心理上还处于青春期，他们必须面对成人的现实和生活，但心理上对成人世界有着惧怕和拒绝。就像小说里说的，“真想时间永远停在这里”，不再成长。一方面他们希望世界认同自己已经成年，可以独立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因幼稚而不断犯错。如果说少女间的友谊和团结是少年时代的代表，那么排他的、浪漫的爱情则是进入成人世界的标志，《小时代》似乎在讲述友谊与爱情，但更讲述了友谊（少年状态）与爱情（成年状态）之间的相互考验、矛盾甚至冲突。影片不仅表达了这种“成长的烦恼”，更像奶嘴一样安抚这些“过渡人”因不得不告别少年时代。进入成人世界而产生的慌张、不安，甚至是痛苦。
现代人愿意陶醉在含着奶嘴入梦的天真“小时代”，电影成为奶嘴，发挥了类似于“安慰婴儿”入眠的功能。但是，很多人认为现代人对“奶嘴文化”的痴迷，是人退化为动物的表现，把人类几千年的理性能力下降为纯粹的动物性感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奶嘴”不会因社会偏见而消失，它不是以电影的方式出现，就是以另一种别的方式出现。随着生活节奏变快、工作压力增大、社会竞争加剧，青年人在不自觉中追求“奶嘴文化”的娱乐消费，排遣或逃避现实压力，无需思考即可轻松获得快乐的阅读和观影，甚至可能在这些不完美中寻找到更多的平等和安慰。
现代人愿意陶醉在含着奶嘴入梦的天真“小时代”，电影成为奶嘴，发挥了类似于“安慰婴儿”入眠的功能。
《小时代》不是独立的电影，它是衍生产品，其特别之处在于制造了明显的“分众效果”和两极分化的评价。《小时代》这种观众响应模式，把“粉丝”作为一种特殊的观众突显出来。《小时代》的粉丝与普通观众有两个区别。其一，他们熟悉《小时代》整个文化产品，通读小说，看过电视剧，熟悉故事和人物。其二，他们对导演有着无条件的崇拜和信任，进而对人物洋溢着幻想。这两种普通观众不具备的品质，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阐释现象：粉丝性缝合。
粉丝性缝合
从叙事角度看，《小时代》出现了许多情节的断裂。比如林萧的面试，影片从开始就不断渲染这个重要的情节：接到录取通知、赶电梯、排队等候、不断看到有人挫败、买咖啡等，观众经历了这些铺垫，对这场面试充满悬念和期待，但影片对此却毫无交代，只是给了个直接的结果。林萧与周崇光的相识，也有些匪夷所思。林萧在开学第一天就可以接到面试通知，那时南湘手里就已经拿着有周崇光封面的杂志，街边还有周崇光铺天盖地的宣传，后来林萧甚至还在杂志酒会上把周崇光拉倒在水池中，难道这样她都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周崇光，非要等到Kitty向她介绍吗？《小时代》不但“倒错性幼稚症”，它的文本肌理也因混乱的逻辑和破碎的情节而显现出某种“表意的精神分裂”。
但是这些缺陷、断裂和做作，粉丝可以视而不见，粉丝具有的“粉丝狂想症”会对错乱的人物、破碎的剪辑和断裂的剧情进行某种创造性的缝合。面对普通电影，观众只能依靠电影来建立剧情，而面对《小时代》，它的粉丝们则通过电影之外的情节（小说、电视剧），对电影进行填补、解释和修复。
好莱坞历经多年总结的电影语法，就是通过严谨的镜头和无缝的剪辑把情节和动作紧密地缝合在一起，观众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沉浸于故事。观众是上帝，不能让他们面对仓促完成或漏洞百出的故事和人物。但《小时代》则让我们看到一种完全来自于观众的努力，就是粉丝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弥补作品的失误和错误，并竭力在想象中完成整部作品。这种“粉丝性缝合”是《小时代》带给我们的意想不到的观影现象。当然，这不局限于《小时代》，随着越来越多流行文化衍生的电影的出现，作为粉丝的观众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创造性缝合会不断出现。
粉丝的幻想不仅有缝合作用。在众口一词的批评声中，《小时代》的粉丝们在网络上展开了壮观的反攻，他们对持批评态度的影评人们展开了非理性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攻击不是针对某个个体的行为，而是对保守价值观展开的一场“脆弱的革命”。粉丝这种失控、狂热的形象经常被描述为病态、反常的“他者”。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经常扮演“粉丝妖魔化”的角色，在于他们需要粉丝作为他者，来减轻流行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内在焦虑。
《小时代》让我们看到一种完全来自于观众的努力，就是粉丝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弥补作品的失误和错误，并竭力在想象中完成整部作品。
但朱莉·詹森（Juli Jensen）认为，粉丝现象其实隐含着底层群体对现代生活的批判意义，“一个碎片化的、不完整的现代社会产生出碎片化的、不完整的现代自我，粉都（fandom），尤其是‘过度的’粉都，被界定为心理补偿的一种形式，弥补现代生活之缺失的一种企图”，所谓“粉都”（fandom）指粉丝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创造的文化空间⑥。粉丝身份让普通人在孤立、单向、原子化的现代生活中获得自我安抚。因此，粉丝既是一个抹杀个性的称谓，也是青年个体展开对抗的认同舞台，它可能酝酿着危险和无序，也可能成为用爱好和个性去抵消社会焦虑的牺牲品。粉丝生来就是捍卫明星的，就像牺牲品，但这种牺牲往往会被商业和政治所利用。
所以，没必要对《小时代》的粉丝们恶语相向，这也不意味着粉丝们会对影片的内容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他们可能仅仅是在寻找一种认同，用影片来完成自我安抚。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认为，粉丝喜爱某个明星或电影，只是把它们视为成长中的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t），他们对明星的喜爱近似于玩耍时的专注和幻觉，不会真的认为他们喜爱的明星是伟大的，也不会在心里对他们不离不弃。“粉丝所喜好的对象也是一个过渡性客体，它充当了粉丝的自我和外部客体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⑦作品为粉丝们提供了一个小憩之地，帮助他们放松，保持精神和心灵的健康，并振作起来，自己动手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但是，像《小时代》这样患有“倒错性幼稚病”的“奶嘴电影”，不能说是艺术意义上的作品，只能称其为“精神商品”，它的安慰功能和社会效果不能掩饰它作为“烂作品”的本质。《小时代》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就像中国许许多多失败的电影，但我们不能对失败的电影完全弃之不理。没有任何一部电影在创作时就期待着失败，“烂作品”也含有创造完美作品的努力和理性，只不过，这种理性失败了。国产“烂片”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分析那些理性是如何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了，对有代表性的“问题电影”展开“症候式分析”，剖析那些低级的笑话、华美的空洞、失调的视听语言、矫揉造作的煽情……“烂电影”也有价值，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文本病理学”的案例，我们则把这些病例作为时代的文化证据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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