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2009年春节刚过，武继松找了几个人要去省会春湖上访，贺忠诚同意跟他去，管树德和老伴刚从上海回来，路上感冒发烧，回到家就找社区医院打吊瓶，身体还没怎么恢复，也要跟他去春湖。开馒头店的董广志说：“反正大正月的，没有多少人买馒头，店里不太忙，我也可以跟你去。”
一般机关单位正式规定是春节期间休假到初七，到了初八都上班。但是初十三这一天，武继松一行四五个人来到春湖市，找到东钢集团驻春湖总部，没见到办公楼里有多少人来上班。值班人员说信访办的人都开会去了。
管树德对贺忠诚气愤地说：“都赴宴去了吧？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上班就是赴宴，赴宴就是上班！赴宴也给开支，而且每月都三四千、五六千，比咱们内退的高出十几倍。这样人家还嫌不够高薪养廉，还要利用工作时间创收灰色收入！”
他们又找到长山省国资委信访办。信访办的一位中年女工作人员接了他们的材料，没怎么听他们谈问题，就让他们回东发市等着，说材料转到东钢相关部门，会有人给他们一个答复。
武继松不是个随便能让人打发走的人，他以大义凛然的口气说：“我们反映的问题都与省国资委有关系，可以说就是要追究省国资委的责任。你们不能再推到东钢集团或东钢股份！”
这位准备要穿着貂皮大衣出去的女工作人员，不得不脱下贵重的大衣，坐下来将武继松呈上来的材料略加认真地审阅一遍，然后才说：“你们反映宇虹集团重组时出资不到位；反映国有资产流失，评估东钢固定资产太低；反映省国资委决定给东钢管理层奖励一个亿，管理股占新企业比例2.57%不合理；全都没有经过职代会通过；你们反映在岗职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3.3亿没有发下来，却以公司领导个人名义存到账户上；反映家属工没有社保、没有医保；反映退休职工也应有股份。总之，这些问题很多，都得找东钢管理层来具体答复你们，涉及省国资委的，我们主要领导都去北京开‘两会’，现在无法核实这些问题，你们还要等些日子。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武继松几个东钢上访职工不同意回去等，他们坐在省国资委办公楼的走廊里。那位接待他们的女同志给东钢总部打电话，东钢总部答应派人来接应他们。
一直等到天黑下来，东钢工会副主席兼信访办主任祁典勇才从东发乘车赶来。
“走吧，正好我也没吃饭。咱们连午饭、晚饭一起吃。我请客招待你们！”风风火火走进来的祁典勇，一见面就嘻嘻地笑着，总是脾气很好，对工人群众既平易又热情。
“吃什么饭，问题还没解决，我们没心思吃饭！”工人们不愿意离开省国资委，也不愿意由祁典勇来接待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祁主席只是个没有实权的挡箭牌，根本说了不算。
“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一边吃饭一边谈，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祁典勇来拉他们，一点架子不摆，显得很真诚、随和，甚至有点谦卑。
管树德开始不想跟他出去，武继松向他使了个眼色。他先站起来，果断地说：“走就走，咱们先填饱肚子再说！”
到了外面，街上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刮来，几个人才感到肚子饿得难受。
腋下夹着小包的祁典勇，特意领他们来到一家规模较大、门面装潢不错的饭店，找了位置坐下来，叫服务员拿来菜谱点菜。他一再征求这几位上访职工的意见：
“你们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要怕贵。不管多贵，我回去都能报销。别看我们工会、信访办大事说了不算，但是在外面吃点饭花点钱，招待你们吃点喝点，谁也说不出来不行！”
这几个上访东钢职工没有喝酒的兴致，祁典勇却要了一瓶德惠老窖、几瓶啤酒，六七盘撩人胃口的菜肴。
虽然大家边吃边喝，气氛不十分融洽，不能无所拘束地相互叙谈。对于职工们的上访诉求，祁典勇往往避而不谈。对于职工们指责痛斥东钢及省国资委的腐败，在国企改制中严重伤害职工们的权益，祁典勇往往环顾左右而言他：什么天气呀，养生呀，子女考学去哪个学校呀，虚与委蛇地应付。
性情直爽的管树德尽管在话不投机的宴席上一直喝闷酒，但还是忍不住打开话匣子，说：“祁主任，你请我们吃饭，不如帮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你不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以后还得来上访！你能老是这样请我们吃饭吗？”
祁典勇“嘿嘿”地笑着，亲自拿起白酒瓶要给各位斟酒。管树德用手遮住自己的酒杯，说：“不忙喝酒，祁主任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
祁典勇放下酒瓶，沉吟着说：“我在东钢是什么角色，你们都知道：更大的问题、更多人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但是个别人的问题，我还能解决一些，。但我也有个前提条件：我给你们解决了个人问题，你们就不能再来上访！”
武继松接过祁典勇的话茬，表示：“我们的个人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除了重组时资产评估太低，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要追究责任，除了反对调进5000外地人入厂替换我们东钢职工，比较具体的就是我们退休老工人也要有股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个少调两级工资的欠账问题，就是五六千的家属工社保、医保费用一直拖欠着没上缴，到了退休年龄享受不到相应待遇问题，就是内退职工生活费太低、要求上调标准，或者以正式工身份返厂上岗的问题，你看你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下什么问题？”
坐在武继松旁边，脸上始终挂着狡黠的微笑的祁典勇，立即明确地答复说：“我说过，我只能解决你们的个人问题，不能解决全体职工的问题。比如说，武师傅、贺师傅，你们俩老伴的社保、医保一直没办，我可以给你们申请几万块钱补办。董科长、管师傅你们俩的内退需要返厂上岗，我可以跟人事部说说，满足你们的要求。如果说上班工资开得少，算不上正式职工返聘，那么你们可以一边拿着内退生活费，一边上班多少挣点。跟正式上班也差不多。你们看这样行吗？”
董广志拒绝说:“让我回厂当临时工我不干，回厂当临时工还不如我自己在家蒸馒头卖。我自己愿意卖多少就蒸多少，不受那么多管制约束！再说，我回厂也不想当官，我还管我的进料工作。”
管树德也不领情地说：“我也不去当临时工，我心里不平衡是因为给厂里干了三十多年，说让下岗就下岗。给那么几百块钱生活费，让人心里太窝囊！其实，我跟老伴不是过不去日子，儿子在外地搞工程，每年多少能补贴我们几个。但是靠儿子的补贴生活，我们心里不舒服。本来我也有自己的正式工作，也应该自食其力，还没到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凭什么让我们下岗，返岗还要当临时工？”
对董广志和管树德提出的指责，祁典勇只是“嘿嘿”地笑，不解释也不反驳。
武继松看了看对面的贺忠诚，怂恿他说几句：“老贺，你说说自己什么态度，能不能接受咱们祁主任的好心帮助和格外照顾？”
贺忠诚一小时前因为上访恼怒，因为天气寒冷而被冻得身上瑟缩发抖，但由于现在喝了二两白酒而醇酒上头，兴奋的情绪上来了，满面红光。他一改平时不爱说话的习惯，说：“宇虹私企是靠鲸吞我们的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起家的。对于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事，我们老工人不能不管，你不能因为格外关照我们，给我们几万块钱，来堵我们的嘴，不让我们继续上访。仅仅我们俩的老伴得了几万块钱，其他那么多的老伴家属工没有得到，他们会问怎么回事？原来你们上访不是为了大家，仅仅是为了个人呀！”
武继松端起小酒杯与他的老搭档碰了一下，鼓励他说:“说得好！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上访是为了全体东钢职工，不是仅仅为了图谋个人那点利益！”
祁典勇笑着继续给这两个老头斟酒，态度却不予支持地说：“不可能！不可能都给你们全体解决，只能对个别人关照一下，你们还是现实一点吧！你们个人为大家，大家能为你们个人吗？这年头还是现实一点，个人顾个人吧！谁有钱不知道往自己兜里装，只要不犯法，‘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也是正常的应该的！”
武继松驳斥他说：“正因为你们这么崇拜个人主义，国有企业才被你们这帮当官的给弄成这么个衰败相。哎，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学焦裕禄的风气多好啊！那时候谁要说个人顾个人，不被周围的同志们狠狠批评一顿才怪呢！”
听武师傅这么说，祁典勇只好无奈地干笑着，将手里的酒瓶慢慢地放下来。
过了两天，祁典勇劝不动这几个上访的职工，只得自己独自回去。但返回东发前，他替几个上访职工结算了住招待所的宿费，又留下五百块钱让他们吃饭乘车用。
他们四个上访职工往省国资委跑了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一个处级以上官员，没有得到什么正式的答复；董广志为妻子买断工龄的事去省信访办也没整明白，一周以后他们回到东发。
刚进家门，武继松就听到老伴金娥分外高兴地迎接他说:“哎呀，你们这一趟可是没白跑，可是见了成效了！”
武继松纳罕地问：“你怎么知道上访没白跑，见了什么成效？”
金娥欲言又止，忍不住压低声调说：“厂信访办祁主任来过咱们家，给我送来三万五千块钱，让我补办一下养老保险和住院看病用的医疗保险。这可是你们上访闹出来的结果。他说只给咱家和贺师傅家，不让咱们张扬出去。但是也不让你再领着大伙儿上访，否则，这笔钱就要收回来！”
老头子听老太婆这么一说，脸子马上拉下来，他狠狠地用眼睛瞪着金娥，一连串地厉声问：“他让你签字了吗？他当场给了你三万五千块钱吗？那么，钱呢？”
金娥也沉下脸，有些骇怪又有些畏怯地反问：“怎么，你不想要？这么好的事你都不想要?！”
老头子刚把出差用的挎包拿下来，没等洗漱一下和躺下来小憩，就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到处寻找起来。他一边找一边问：“你到底把钱藏到哪儿去啦？”
金娥怯生生地问：“你找钱干什么，你要把钱还回去？”
老头子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傻老婆子，这笔钱咱们不能要！这个祁主任是要我放弃领着大伙儿上访的权利，我不能听他的！”
金娥对老头子的行为简直感到匪夷所思，只得惊异地说：“人家祁主任也是为咱们好呀，咱家就你一个人开支，一大家子人都没收入。我能办个劳保，开点养老金，难道不是好事吗？咱们又没去偷，没去抢，没去骗，没有违法犯罪。我自己在家属厂干了那么多年，也应该有个劳保。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这笔钱办劳保，还能对不起谁，你为什么不想要？你不想要，我想要！这笔钱够咱们不吃不喝攒两三年呢！我把它藏起来了！我把它藏起来了！我早就想到你会不同意收，但是现在你真是这么不懂情理，真是不想收！你找不到它，你别想再把它送回去！”
武继松在家里翻了好几个地方：什么桌子的抽屉里，旧衣柜、旧箱子、碗橱，连放粮食的米袋子都摸了一遍。他没找到人家送来的三万五千块钱。家里的零用钱以及存折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多。
他给贺忠诚打了一个电话，问收没收到由祁典勇发下来的钱。贺忠诚说没有收到，只是有人来他家捎信，让他从春湖回来后到东钢股份公司财务部领取一笔几万块的补助金。但是他不想去领，他已跟老伴作了明确交代：只有等到大家普遍都发这笔钱的时候，他家才能去领。他老伴没说什么埋怨他的话。
武继松看着一片狼藉的屋内，盯着只知道给自己办劳保、医保，不知维护更多人权益的老婆子，想想人家贺忠诚老两口的明智之举，他恼火，他发怒，抓起一只玻璃杯摔到地下，然后越发怒不可竭，继续搬起一个窗台上的花盆——这是他每天亲自浇水，十分喜欢的花盆，临上访离家前才换的新土，花盆举到半空中，他看着已吓得跑出门去的老伴，心里不肯饶恕她，就狠狠地将花盆往地上砸下去。
老婆子不知已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患脑膜炎后遗症的大女儿被老头子的举动惊呆了，“呜呜”地恸哭起来。晚饭没人做，他也没心思做。不顾大女儿挨饿，不顾旅途疲劳，他走到街上，四处蹀躞在街市，压抑着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气恼。
他家所在的地方离中心街区较偏僻，这里的街道上相距几百米才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在路灯的范围之外看不见明显的雪花，只有在朦胧的灯光辉映下，才能看到弥漫在空中的雪屑，飘飘洒洒犹如浓雾一般。飘落到地面的清雪需要慢慢融化，一脚踩上去又湿又黏。
他不知不觉地来到前面的东风路与东升路的交口，走进了桃源商厦。肚子早就饿了，他买了两个切片面包，装在塑料袋里。他打开一个包装，一边走一边嚼着面包片。商厦里灯火辉煌，明如白昼，摆放齐整的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武继松平时不爱逛商店，口袋里没有多少钱，很多时兴的商品根本不敢问津。而且他也没有这方面的购买欲和享乐欲，尽管几乎每天都从这里经过，但一年里他也进不了几次。就是今天他在这里买了两个面包，没有零钱，才狠狠心掏出兜里仅有的一张50元大票。他吃了不到半个面包，剩下的他要拿回家给大女儿改换口味。过去东西便宜、经济宽裕时，口袋里有几个可以自由支配的钱，他常常买些老伴和大女儿、外孙子爱吃的酸楂糕、葡萄干一类的零食。现在不行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开养老金，那900块钱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确实日子过得很紧巴。
是呀，在这个买东西要花钱的商品社会，谁不希望家里的钱多些呢？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谁没有私心呢？不过人的私心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当官的骄奢淫逸、贪污腐败；资本家为资本增殖剥削压迫工人。工人下岗失业，工人的工资总是那么低，该享受的福利待遇被取消、被缩水，该享受的社保医保不给补办。少数人富起来，他们私心膨胀，损人利己，更多的老百姓闹事也仅限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基层职工为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只有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才有力量，才可能改变自己个人的悲惨命运。但是这些党内当官的资产阶级为了破坏工人群众的团结，往往利用一部分工人的私心，小恩小惠收买、拉拢几个领头人，使工人阶级发挥不出整体的强大力量，从而使当官的对工人们实施分化瓦解、个个击破的策略。所以工人群众不能没有领头人，领头人要有一定的权威性，要让工人群众保持对自己的高度信任。领头人必须克制自己的私心，保证不被收买拉拢，否则就当不成领头人，还要身败名裂，像鲍八百、邸庆那样没有一个好口碑，早就臭名远扬了。
外面还在下着清雪，武继松沿着出来的路往回走，心里在想着应该怎样说服金娥，将几万块钱拿出来还回去。“是的，应该还回去。可是金娥说什么也不拿出来，怎么办？”这个问题萦绕在他的心头，使他不得不考虑应该先找人借款，将三万五千块钱凑齐还上，然后再进行慢慢说服老伴的工作。
他又踅回来，改变路径。他走了十几分钟，来到董广志的馒头店。
小小的馒头店里，只有董广志两口子在和面、发面，为明天一早蒸出几大锅馒头作准备。
“大正月的，两个帮工让我打发回家放假过节。每天蒸不了多少馒头，只好由我们两个自己干！”董广志一边和面一边解释着。
“坐了好几个小时汽车，你也不歇一歇？”武继松问。
“歇啥呀！我这馒头店店小利薄，舍不得歇呀！”董广志苦笑着回答，然后才想起问他，“刚离开又见面，有什么事吗，武师傅？”
武继松面对着这么辛苦经营小店的夫妻俩，有点难开口向人家借钱，但又不能不说。停了一会儿，他将董广志拉到一旁，低声耳语般将他来的意图讲了一遍。
“你婶子太固执、太自私，只有把钱先还过去，才能让她打消占便宜的念头！”武继松果断地表示。
“其实，我看婶子也算不上占便宜。这笔钱也是她应该得的，为共产党贡献了二三十年，怎么连劳保都没有？我看由厂子补办社保医保也是早晚的事。不过，看在你领着大伙儿维权，早给你几天也是应该的！”
“这可不对！早给我老伴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年，却不给大伙儿同时办理，大伙儿会怎么想？还能把我当成大伙儿信得着的人吗？还能发挥我这个领头人、这个工人代表的作用吗？咱们东钢工人维权反腐的整体诉求还能得到满足吗？咱们广大工人的胜利就别想指望啦！这是当官儿的分化咱们工人群众队伍，这是挑拨离间咱们工人群众齐心协力斗争的一种手段。可别让他们得逞！他们得逞了，咱们几千上万工人的维权大业就泡汤了、被瓦解了、拆散了！不是我愿意当头，可是总得有人出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老伴先补办了社保、医保，我当头还有号召力吗？还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吗？不能！所以我必须坚决拒绝这件事。不能跟他们做这笔交易，更不能因此而取消我的上访权、我的斗争权！”武继松发自肺腑地说出这些理由，充分表达了他为工人群众维权甘愿做出奉献，不惜付出必要代价的赤胆忠心。
董广志被他的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立即从他的保险柜里拿出两捆钱来，说:“这是我刚刚从银行提出来准备买面的两万块钱，你先拿去，先去厂里还上一部分，然后晚几天还我也行！”
这两万块钱被武继松分别揣进他的棉大衣的两个口袋里。回到家，看见金娥已经早回家给大女儿做好饭，厨房的锅里热着给他留的饭菜。
武继松摆上了小饭桌，但是没有去厨房取来晚饭，却在支起来的小饭桌上垫着一张报纸点起了钱。他故意在这里一张张点着从外面带回来的两捆百元钞票。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钱？”金娥诧异地问他。
“从哪儿弄来的，我借董广志要买面粉的钱。我明天去厂里还上两万，后天再找人家借一万五……”武继松毫不含糊地说。
老伴金娥开始什么都没说，过了几分钟，她才嚎啕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骂老头子太缺德没人味，埋怨自己命苦，摊上这么个不精不傻的男人。
后来，她哭累了，哭明白了，径自到外面不知什么地方，然后回屋将那一包三万五千块钱扔在小饭桌上。
第二天一早，武继松用一个布袋提着三万五千块钱送到东钢厂里。祁典勇只得将由金娥签字的息访合同书还给他。这位工会副主席兼信访办主任不解地问：“非得还回来吗？这是格外照顾你老伴的，别人想要这笔优待还没有呢！”
武继松却坦率地承认：“这笔钱太少，凭我一个堂堂工人代表身份，这点钱能让我动心吗？”
祁典勇听后翻了翻眼珠，似乎明白了什么，不自然地干笑一下，说:“好！好！等着以后会给你一笔巨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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