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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斌

长篇小说《钢城》:二十四、蜕变者的足迹

发布时间:2016-07-11 来源:作者:

不到20岁,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申玉驹进入工厂。唐山地震后百废俱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唐山遵沽钢铁厂,根据1988年初国务院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被赋予企业十四项经营自主权。随着指令性计划的减少和价格的不断放开,逐步被推进市场,已经按照市场法则进行经营。
这种承包制在实施的最初几年便显露出许多弊端,主要是这种承包规定有期限、有指标的承包者个人,只有在承包期内获利才可以多得,势必促使承包者只顾承包期的短期利益,急功近利地拼设备、拼材料、拼能耗、拼人员,为求得利益最大化,不计后果、饮鸩止渴的做法蔚然成风。当时的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追求的高利润,从而为造成产能过剩,使中国出现企业效益急剧下降和恶性通货膨胀的严重困境埋下了伏笔。
此时进厂工作的申玉驹,虽然多多少少耳濡目染地,受到企业承包经营扭曲的价值观影响,但他还有些淳朴忠厚、守正不饶的品德。他踏踏实实工作,吃苦能干,不偷工取巧。他认真钻研业务、热爱本职工作,七八年后就熟练掌握了高炉操作的一般技能,并多次参与高炉的大中修改造。
那一年,1号高炉设备老化、破损严重,为避免突发事故,实现末期高炉不减产,申玉驹配合生产技术部的人员,一起参与制定了详细的扒、停、开炉方案,创造了扒炉用时最短的纪录。
为了赶任务多炼铁,“鞭打快牛”,这座高炉一再延迟大修时间,因而拼设备酿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使大修的项目更多、用时更长,所谓创造扒炉时间最短,反而使修炉的时间大大延长了。
从扒炉、修炉、开炉,26岁就担任车间主任的申玉驹与一线工人、修炉技师们一起干。别人有时还能回家,他却一直在这儿守着,贪黑起早,殚精竭虑,半个多月的时间吃住在车间。穿在里面的衬衣、内裤早就被汗水浸透,又被身体一遍又一遍地烘干,汗碱将里面的衣裤弄得板结了,穿起来很不舒服。他一是没有换洗的衣服,二是没有多余的时间,而是一心一意地扑在高炉的大修上。一天三餐都在工厂食堂里对付,吃起来没滋没味。但他也不在意,要知道高炉早一天修起来,他们1号高炉的工人们就早多得一天奖金,否则只能拿基本工资。申玉驹配合修炉技师样样干在前面,不怕苦不怕脏,每天干到很晚才收工,累得什么都不顾,一头睡在车间办公室的硬板床上,感到日子过得也很充实。
按工厂规定,修炉期间,工人停产不得奖金。但高炉修好,正常生产指标超额后,工人应得到奖金。然而厂里当时却扣发了一线工人的奖金,工人们有想法,给副厂长、厂长提了意见和要求,好几天过去没有得到答复。
工人们说,高炉大修超过时限,停工时间过长不是一线工人们造成的,责任在厂领导。因为高炉的大修报告早就打上去,为了赶任务一再延期,才使高炉维修时增加了对高炉部分设施进行更新和改进的项目。例如:为了有效确保末期高炉的安全生产,采用引进高炉灌浆造衬新技术;例如:更新改造了高炉的槽下筛分设备,由吊挂式机械振动筛逐个改为坐式电机振动,从而提高振筛效率,延长了振动设备的使用寿命。这两项技改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四五十万元。
但上级领导不但没有奖励高炉上的一线工人,反而克扣了他们的数月超产奖金,原因是1号高炉大修更多地占用了全厂的维修费用。
有的工人说,承包制实行以前,我们的思想觉悟比现在高,每天加班加点都不要钱,经常义务献工。那时每天下班还要开会学习,大家都没有怨言,再说那时工人请一点假也不扣工资。可是现在却不然,工人眼睛都盯在钱上,厂里也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奖金工资。高炉大修增加几个项目也是从长计议,使高炉多运转一些时间,然而领导急功近利,工人也就不得不计较,凭什么我们已经作出奉献,还要扣我们的奖金?!
当时作为车间主任的申玉驹是站在一线工人的角度,也是为了维护包含自己利益在内的工人群众利益。他多次去厂部找分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据理力争,终于争来了一些损失的补偿。因为那时他与工人群众想到一块,利益攸关,在工人堆里有着不坏的口碑。大家说:“他跟我们都是一块干活的人!”或者评价他:“这个人挺老实的,是个干实事的人!是为咱们工人争取利益的人。”
时隔多年以后,遵沽钢铁厂的工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已转变为私企高管的申玉驹,中肯的褒扬之辞只能存留在对往事的记忆里。后来的申玉驹变得怎样,谁也说不清。
其实,自从时来运转,跟了宇虹的总裁章焕良,申玉驹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另一种人。他自以为脱胎换骨成为人上人,早已不是凡人俗子。他与普通工人群众再也没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他的发财梦想和自身价值已被捆绑在当代原始资本积累增殖的战车上。他成为资本家的高管,年薪数百万元,是普通工人和干部的几十倍、上百倍,不再为普通工人谋利益,不再为普通工人出谋划策。恰恰相反,他为了讨好自己的资本家主子,为了资本家巧取豪夺,要变本加厉地盘剥工人群众,压迫工人群众,他已成为工人群众的宿敌,成为工人群众执意要报复的对象。
申玉驹虽然出生于文革年代,但他上小学、中学时文革已结束,正是社会上掀起名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煞有介事地对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进行批判之时,随之又大张旗鼓地提倡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使相当多的一批人心旌摇动,受到诱惑。刚刚进入社会工作的申玉驹,一进厂就赶上恢复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使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更使大多数企业领导进入发家致富奔小康的跑道,严重地沾染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公然嘲弄工人群众本应具有的大公无私、担当社会责任的价值观。申玉驹也不例外,他成为私企高管,不再保留一个普通工人群众所有的思想观念、阶级诉求,得到攀龙附凤的机遇,他整个人就脱胎换骨,自以为飞黄腾达,与原来的社交圈子早已分道扬镳,不可一世。因为他自己步入致富的快车道,不管凭什么手段捞钱在现实社会中都合法。改开三十年是原罪积累30年的同步进行时期,“良币被劣币所驱逐”,“有奶便是娘”啊!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染下,申玉驹从没有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反思过、忏悔过,良心上从未受到过谴责。他根本不知道改造世界观是怎么回事,也不需要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
被派驻东钢担任常任副总理,他的职权往往超过总经理董事长潘凤鸣。因为2005年重组以后,东钢实行了新的企业管理制度。按常理宇虹以36%的资本不应该控制经营权和行政权,但实际上却将整个东钢的经营权和行政权掌握在以申玉驹为代表的宇虹集团手中。潘凤鸣是个国企老总,不便按正常渠道得到的收益由私企替他操作一下,自然就要学乖一点、屈尊一些,将一些实际权力禅让给作为副总的申玉驹。申玉驹也是个颇有风度的私企高管,凡是能为这位国企老总上级打点的他都会想到和办到。
申玉驹的威严和风度还表现在对这些国企中的下层干部的态度上,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说:“我们既然学的是台湾中钢,实行的基础是私有化管理,下级干部见了上级领导都应该站着说话,即使是东发市里的人来东钢开会办事,也要站着。虽然这事在老国企中可能有点不习惯,但以后实行起来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申玉驹初到东钢的时候,给人印象还是很像个实干家的样子:今天找这个分厂的领导谈话,明天找那个职能部门的人了解情况;他有个本本,凡是他听到的和看到的,经常在上面比比划划,写满了一大本。但隔了一段时间,有经验、有真知灼见的专业人士发现,申玉驹并不是个帅才,他对生产管理根本不太入门,虽然他很会算计,有一定经济头脑,对市场行情的反应也很机敏灵活。
资本的特性就是唯利是图,为达到此目的不惜冒险,不惜丧失道德良知和理智,体现在一个私企高管身上,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措施压缩企业经营成本,严加管理,甚至达到不顾人情事理的地步。
他不但自己这样,而且他也要求下属的各分厂领导和职能部门管理人员也必须如此。当然他还时常找他们个别谈话进行安抚,甚至以升官许愿进行拉拢收买,培养心腹、走卒、奴才。他是私企老板章焕良的心腹、走卒、奴才,他也希望自己在东钢收买、栽培、安插几个听话的,可以随时向自己密报情况的心腹、走卒、奴才。
2008年12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钢材市场疲软,东钢订单减少。申玉驹代表宇虹,将利润较丰厚的建材生产任务拨给莲花城钢铁公司,而将特种钢的生产任务留在东发钢铁。因而东钢的利润实现指标大大打了折扣,反正他知道自己的年薪只由东钢出四五十万,其余的二百五六十万归宇虹集团负责。只是倘若东钢的利润太低,他也脸上无光,无法面对宇虹老总。
当他了解在东发市周边地区还有些以“围钢经济”起家的社会黑势力时,他有些震惊也有些气愤。对于产权已经清晰明确的私企来说,无需利用职权拉拢黑社会来偷盗、贪污,因为企业的每一分利润都是自己的,无需通过黑社会的腐败行为进行化公为私的转换、洗白。申玉驹疏通了东发市公安局机关的领导,由公安部门出面整治了陈氏三兄弟。
他妻子去省城跟两个上重点中学的孩子住在一起陪读。他不愿意独自住在空荡荡的豪宅里,就来到吃住方便的东钢宾馆,开了一个高档套房。在餐厅里自斟自酌,感到有些孤独烦闷。他被派到东钢已近三年,上上下下认识了不少人,但他觉得东钢的大多数人不意与他接近,似乎有很深的隔阂。除了在采购、营销、财务、统计、生产调度、业务管理方面由他委以重任、面授机宜、着重控制的几个职能骨干以外,他想对冶金区几个分厂的领导还要加强联系,进行沟通。
于是,他给第二连轧厂的宫敬有厂长打了一个电话:“老宫呀,现在我在宾馆,请你来一趟。咱们交流交流情况,你在哪儿?我派车去接你去吧!”
其实,宫敬有正在第二轧钢厂值夜班,他到各个车间巡视一圈,发现有十来个工人没来上班。因为眼下生产任务不紧张,有几个轧钢车间没开炉。这一天是几年前才风靡东发市的西方圣诞节。为狂欢圣诞之夜,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因为缺乏充实、丰富的文化生活,极其容易接受各种时尚文化的影响。精明的商家为扩大经营,极力炒作这一个西方节日,使其成为青年们趋之若鹜、潇洒一把、饮酒作乐的由头。
此时,宫敬有坐在靠近分厂门口的收发室里,准备监视那些迟到的工人们,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批评、斥责,以至于处罚、惩治。
一辆奔驰轿车很快开来,宫敬有不得不离开分厂坐进车里。
在宾馆餐厅的贵宾单间,早就摆上几样秀色可餐的菜肴,还有马爹利一类的高档洋酒。
宫敬有真的有点诧异,区区不过两个人,几乎搞了一桌子上好的酒席,一向紧绷着脸、横眉怒目的副总经理申玉驹,此时却笑逐颜开地屈尊招待下属,怎能不使宫敬有受宠若惊?
“怎么样,在当前钢材市场疲软的形势下,你们分厂的订单还算可以吧?”申玉驹明知故问地说。
“当然,当然,多亏申总的关照,将建筑用型钢的订单拨给我们。虽然不太饱和,但相比其他几个分厂,我们就算是经济效益最好的。”宫敬有感激涕零般表示说,“本来我想找个机会招待一下申总,申总却先安排了我,真是惭愧惭愧!”
“惭愧什么,安排你是正常的,你上次为我提供的‘围钢经济’情况非常有用,陈氏三兄弟已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好些废钢收购点已被取缔!堵住东钢的跑冒滴漏可以降低不少成本。”
“申总在社会上真是手眼通天,办事雷厉风行、干脆利落呀!”平时为人古板的宫敬有也学会了逢迎上级。
“哈哈,什么手眼通天,你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嘛,再说我们疏通关系花费点社交费用也是值得的!”申玉驹不无得意,又不失坦率地说。
已经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多年的宫敬有自恃“术业有专攻”,但因为不善于交际,不会给上司领导打溜须,一直在部门的副职上徘徊,换了几个分厂都是副厂长,只有知人善任的申玉驹不久前才将他晋升为分厂的正职。
申总对他说:“我们私企不像国企那样讲究人际关系,那样必须行贿送礼巴结领导,只要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只要能让利润多、资本不断地增殖就行!”
“是呀,还是私企清正廉洁,没有国企那么多贪污腐败的事!”宫敬有也感慨起来。
“这就是产权清晰的结果,这就是以后国企也要产权清晰,要全部私有化改制的根本原因。私企的每一分钱财产都是私人所有,根本不可能允许浪费、不允许贪污、不允许吃回扣,经营管理要特别严格,按制度执行。”申玉驹与部下频频碰杯以后兴奋起来,不善交际的他也侃侃而谈,“搞好经营管理要切实执行制度,必须对下面的工人从严要求,一丝不苟,不讲任何情面,严惩严罚。对于敢于抵制的,顶风上的,要加重惩治力度,杀一儆百,绝不能手软姑息!我可是把二连轧交给你啦,你要把你们分厂严格管理起来,不能松懈……”
说着申玉驹举起杯,宫敬有也举杯回应着:“好!申总,你放心。我会一丝不苟从严要求他们!”
干了一杯,申玉驹要再斟一杯,宫敬有只好接过酒瓶给申总和自己斟上。
申玉驹手把着酒杯义形于色地说:“可能你也听说过,那些工人里的调皮分子,经常在冶金区食堂里搞什么仪式:他们辱骂我、诅咒我,喊什么‘申玉驹该死’,让我滚出东钢。实际上,说实话,这一类把戏我见得多了,这是正常的:你严格要求他们,从严惩治他们,他们不会对你笑脸相迎,也不会在背后念你的好处。但是,他们除了骂街,难道还能把我搞死不成?”
宫敬有应声道:“对!他们除了骂街,难道还能把咱们搞死不成?我看他们都没有这个胆量,他们不过是生气说说而已!”
申玉驹接着说:“现在是法治社会,法律肯定是要向资本大亨们倾斜的,谁敢动粗的,那些公安警察也不是光吃干饭的。只要我们一句话,该抓谁抓谁,该判谁判谁!我说只要你们这一层管理人员认真负责、严管严罚,对我们私企忠心耿耿,真心实意地干,我们私企决不会亏待你们。尤其是你——宫敬有,我要提拔一批人,像你这样懂业务、有经验的,等我一旦当了总经理以后,我就会让你当副总经理;等我再去重组别的国企,我会提拔你当总经理。我不是开玩笑,我姓申的一向说话算话,不会瞎忽悠人!”
喝得头晕脑胀,也听得欢欣鼓舞。宫敬有虽然没有饮多少,但还是感觉有些不适。他被申总派的轿车送回分厂。
他是期盼能够步步高升的,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匹被伯乐选中的千里马”。那么能不能遇到伯乐很重要,找到一棵能荫庇的大树也很重要,尤其在这些年国有企业不断遭遇改革,每个人都面临着被裁员、被处罚的危机年代,更需要给自己找个靠山。他心想:“申总这棵大树一定要抱住,要死心塌地、唯命是从地跟着他!”
刚才坐在申总的轿车里,进入东钢冶金区驶向第二连轧厂的路上,宫敬有看到他们分厂轧钢车间、机修车间、电气车间各有几个工人在同一方向行走。他坐车先到了分厂收发室,于是他下车就坐在收发室等这些工人到来。
没等多久,十几个工人搭帮结伙地走到分厂大院门口。
宫敬有立刻出现在他们面前,厉声质问:“这么晚不在班上,你们干什么去啦,为什么姗姗来迟?”
一个高个子、大眼睛、特意留着连鬓胡子的青年工人,跟他搭话:“上个月,有几个小时的加班,没给我们报,今晚过圣诞节,我们集体串休晚来一会儿。反正这个夜班活儿不多!”
宫敬有立即惊愕地发了一连串反诘:“你们决定集体串休?经过哪个领导审批同意?你们还有加班没报?没报就自己决定串休?”
还是那个大个子接他的话,辩解说:“没报加班我们才串休,不串休也作废了!”
身为分厂厂长的宫敬有心里明白:自从宇虹重组以来,工人们加班时常白尽义务,劳资部门对加班费控制得太紧,审批不下来,可以存班。但串休必须提前报请,经过分厂领导同意。
于是他还是反诘:“谁同意你们串休,我怎么不知道?”
几个工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临时决定的,今晚的圣诞之夜有个活动,我们来不及提前申报。”
宫敬有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来不及申报就是违反规章制度,就是违反纪律,你们懂不懂?不要强词夺理,行啦!违反纪律就要受到惩处,你们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能记住——别看我来的时间短,不过几个月。我给你们每人记半天旷工,扣发全月奖金!”
十几个工人被他的惩处激怒了。有几个工人直眉瞪眼、怒形于色,直愣愣地盯着他,使他感到内心里也有些发怵,有些怯阵。但他还是壮起胆量,佯装成神色不动的镇定姿态,若无其事地说:“走吧,走吧,干活去吧!我说你们是为你好,如果不说你们,那么咱们分厂的生产管理,还能不能上去?搞不好上边大厂领导也不让啊!”
说完他先离开分厂院门,去了旁边小楼办公室。后面的十几个工人过了不多时,也一起撤离此处,使一场当时可能引发的冲突暂时化解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平身躺在平日里可以小憩的弹簧床上。由于饮酒后的兴奋,他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起初他瞧不起自己的胆怯,但很快就忘乎所以,想到申总的允诺,想到自己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名牌轿车,也会买几套豪宅,送儿子去美国或者英国留学,或者自己也成为一个私企业主,拥有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资产,自己的官运亨通已经开始,担任东钢的副总已指日可待。虽然间或他也想起他媳妇郭小红曾有过的嘱咐:凡事要留有余地,不要让人家私企当枪使,替他们当炮灰,工人们也不容易,对他们的惩治不要太过分,以免狗急跳墙,引起众怒。
但是舍不出一头来,不去言听计从地对工人严惩严罚,自己还有机会晋升到副总吗?还能保住目前的分厂厂长的位置吗?要想飞黄腾达一番,只有不遗余力地去当帮凶,去当走狗。
他想到申玉驹说产权不明晰就会产生经济犯罪,只有私有化才能避免贪污腐败,然而他又想到在一次部门领导的聚会上,高速线材厂的孙益生曾经说过: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四清”、文革,干部受到工人群众监督,谁也不敢多吃多占。那时的产权也可以算是不清,所以所谓“产权不清晰”是个伪命题,只有在改开年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一心奔小康往钱上看时,在国家公共财产被当官的贪污又得不到惩治时,才会产生产权清不清晰的问题。
那么,到底产权应不应该清晰呢?已经困得不行也不愿意再想下去的宫敬有,打起鼾来睡得很香甜。他进入梦乡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不要轻易放弃进一步高升的机遇,要抓住机会努力攀登。
睡了一个半小时,他猛然醒来,想到要竭尽全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当前的实施措施,就是需要到下面各个车间去转转,了解一下生产运转情况。
在生产准备车间和第三轧钢车间,那几个迟到的工人没有参与到生产中去,该运行的转炉仍然处于热停工状态。
“怎么啦,怎么还没干起来?”他找到车间主任责备起来。
“工人们说热送辊道装置出了故障,转炉钢坯送不出去,只得停下来。”车间主任解释着。
“那还不快修,机修车间工人呢?炉前工呢?这些人迟到了怎么也不快点干活?”
“他们有的说反正迟到了按半天旷工处理,有的说等下个班再干。”车间主任一五一十地汇报着。
“什么,他们要罢工?”宫敬有一听就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问,“哪一个工人说的,我非开除他不可!”
“……哪个?我……也记不清。”车间主任嗫嚅着,不敢再说出具体人名来。
“好!我去看看,现在谁不干活我就开除谁!”
说着,他疾步走向转炉及其附近的辊道场地,车间主任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使他的气焰更加嚣张,说起昏话来更肆无忌惮。他和申玉驹同样不屑于工人群众对他的叫骂。他没想到那天晚上他太张狂,说话无所顾忌,应验着申玉驹所说:“他们除了骂街,难道还能把咱们搞死不成?”这一句竟然兑现在他自己身上,一语成谶。
“我现在已经弄清楚了,三个机修工、三个炉前工不在现场。我今晚决定至少开除两个,其中有一个叫张广茂的。上个月,我不是开除过一个吗?我不怕报复,现在是法治社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没有这金刚钻,我就不会揽这瓷器活儿!既然干上了这分厂厂长,我就要管到底!等着吧,我明天就报上去……”他说得急,不知是一口痰还是一口从肚子里漾上来的酒肴堵住了他的嘴。
后半夜,他从办公室小楼下来去车间的路上,被后面的工人跟上用大铁锤击中后脑。他倒了下来,从此永远失去记忆,失去了上报开除工人的能力,也失去了抓住机遇、竭力实现进一步升官发财的梦想。
几个小时以后,人们在厂房外面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的尸体已经冻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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