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2005年年底以前，宇虹还没有第一次重组东钢，孙益生在东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工作，从长期担任宣传部部长改为担任过几年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相当于副处级。其实在改革年代，在国企或党政机关当个纪检干部或工会干部，都是好干又不好干的虚职：你要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应付，很好胜任；你要认真对待这样的职务，你就很难开展工作。因为在放弃了“鞍钢宪法”，忽视了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改造以后，以权谋私的操作空间大大放宽，在社会上再三刮起致富风的耳濡目染的腐蚀影响下，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妖风煽动下，有相当多的干部是不干净的，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过违反党纪国法的劣迹。作为负责查处违纪行为的纪检干部，一要有上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二要发动群众办案才能有所作为，纠正不正之风，惩治腐败。
孙益生从他在部队入党时的那天起，牢牢记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他是一个办事较真的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虽然他明白要跟领导处好关系，学会官场应酬，但是仍然没有忘记如何体现自己的党性原则，加强廉洁自律意识，没有忘记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教育子女不要沾染各种不良习气，克制自己的私欲膨胀，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敬佩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老领导谷振时，但现在谷书记那样的领导已不多见。
不管别人是怎么干的，他只要自己还管着纪检这一摊工作，就要负起责任，不能渎职，混日子。
2005年，刚刚过了春节，无论是工人还是各个层次的干部，上上下下都在风言风语议论企业改制的事。每个人都在担忧能否被保留在岗位上不被裁下去。
一天早晨上班，孙益生推开办公室的门，在门下的地板上发现一封用学生作文本写的检举信，只有短短几十个字：
 
孙书记：
您好。由于在原来十几项物料消耗指标考核基础上，增加了对炉门框、水冷圈、吹氧管、二分管等几项消耗物的考核，盘点库存，发现从物料公司调进上述物品与实际使用数量严重不符，相差二十多万元，请核查炉料公司是否作出红票冲减。
                                                                                     一炼钢厂职工
 
红票冲减是指出库的物品又返回入库，冲减原出库数量，相应也要作返款处理。孙益生虽然是政工干部，但这点小常识他还是明白的。
接到这份匿名举报信，孙益生对谁都没说，他利用合法身份到炉料公司和本分厂的设备运行科和生产技术科、机修车间、原材料车间、四个炼钢车间进行了明察暗访，将去年以来所有出入库存单据和设施材料使用记录一一核查一遍。不仅查实了举报信反映的问题，而且还发现了新的更严重的违反财经纪律的征兆：去年采用铝碳质水口代替传统石英水口保持钢水的纯净度，减少了因换水口而造成的废品。但查证石英水口的出入库并不比往年少，铝碳质水口却购进不少也使用不少，并且更引人注意的是，废钢的入库量比使用投入量溢出一千多吨，加上其他差错，有近六七十万的资金不知去向。
作为东钢的中层干部，孙益生早对所谓“围钢经济”的另一层含义有所耳闻。正常的含义是除了东钢生产效益带动了本埠商业经济的发展繁荣，确保市政建设、工商税收以外，“围钢经济”包括机械加工、耐火材料、矿山原材料、金属深加工，也包括长途运输、钢材贸易、废钢铁倒卖、废钢渣回收利用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东发市通往周边地区的途中，沿途可见许多废钢铁回收公司的门市店铺星罗棋布。
诚然，一家大型企业催生以其为中心的行业生态圈不足为奇，但如果掺杂了内部人上下其手，“围钢经济”也会生出毒瘤。
不久前，孙益生已听到不少知情的东钢职工纷纷议论:影响东钢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一是在东钢各分厂中“自取自卖”的监守自盗者大有人在，二是采购原材料成本每吨要比同行业高出数十元，而且周边的废钢回收散户都被东钢内部及社会上的涉黑势力所控制。
孙益生后来听说，宇虹第一次进入东钢时曾雇用武警看管钢材，严惩内鬼，并疏通政府部门联手对市区周边上百个废钢铁收购点进行清理整顿，取缔吊销一些无证经营业主。
当年，孙益生和沙金都在以电炉消耗废钢铁的炼钢一厂。沙金曾是负责原材料的副厂长，孙益生找他了解情况。沙厂长虽然是个善于巴结上级并顺风转舵的干部，但工作上还是谨小慎微。他后来对孙益生说了实话：“每年厂里都要建立一个小金库，用来支付一些账外开销，没有六七十万，也有三四十万。去年厂里搞活动，我们赞助了三十多万。”
孙益生听到这里也能领悟其中的奥妙：所谓赞助厂里就是向厂领导个别人表示意思，否则他们在分厂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当然，沙厂长所说的40万只是个保守数字，有多大水分，不发动群众全面揭发清查，谁也整不明白。
孙益生将他调查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给厂党委纪委，不久纪委徐荣升找他谈话。
“你反映的情况其他厂可能也会存在，不算个别案子，其实在衡器过磅上和运输环节的问题也不少。我听说有人在大车底下焊上几吨的铁板，过磅的重量比实际废钢铁高出不少，出入库时肯定对不上数。”
听徐荣升这种辩解的口气，他是想将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孙益生不得不向他汇报了沙厂长所说的小金库问题，由于一时性急，孙益生说话声音大点。
“我说老孙，你能不能小点声，这种事情是不能张扬的。”徐书记微微苦笑着告诫他。
很快汇报完问题，孙益生等待纪委书记拿出正式的意见。
徐荣升一声不吭地听着孙益生说，直到最后需要表态时还持续了好一阵没有反应。他冷静地揣摩再三，才说：“这件事，厂纪委也需要核实一下，班子也需要再研究一下，没作结论之前，你先不要扩大事态，等一等再说吧。”
这以后有一次孙益生到办公大楼开会，遇到潘凤鸣。潘总拉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坐。
“你们做纪检工作的有事不算成绩，没事才算成绩大大的！”潘总似乎兴致很好，先调侃几句，然后进入正题，“你们一炼钢的那个材料车间刘主任人缘不行，但工作还是挺认真踏实的，他懂业务会管理，得罪人多了，这次就有人整他想把他裁下去！我们还真不能裁他，能拉就拉一把，谁没点小毛病，再怎么裁也不能把政工干部留下来，把生产业务干部裁下去！”
孙益生知道，这是潘总也是许多高层领导在会后私下里谈话的腔调，跟在台上开会时的措辞严谨、语气高昂、态度坚决的报告截然相反，不是一回事呀。
后来孙益生在自己所在的一炼钢厂了解到，那个匿名举报人代表了厂内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意愿，他们想利用揭发材料车间刘主任，来保住刚刚从政工口担任工会主席多年转到业务口来的李孝民。
可惜了这位职工匿名举报的良苦用心，李孝民担任车间的工会主席多年，精简科室以后才从政工干部转到材料车间当副主任。但这次即将到来的精简力度很大，宇虹进入后，一些原来的政工干部即使转到业务上来，也免不了再被裁下去。
孙益生也是政工干部，面临着被裁员的威胁。但孙益生是厂里的处级，接触人多，了解的事多，一些高管的私弊也掌握一些，他心里明白在一般情况下上边不会轻易碰他。
李孝民却不一样，作为没有实权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虽然给基层职工办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小里小去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不惮其烦、热心效力、不求回报，因而他在基层具有极好的口碑，深孚众望。
第一次精简科室将六个党支部减至四个，李孝民被作为照顾对象从政工口转到业务口；第二次精简，他在劫难逃，以30年工龄、48岁的年龄被“一刀切”内退回家。
李孝民的家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老伴因乳腺癌刚刚去世，留下一大笔为老伴治病欠下的借债；儿子李学锋从技工学校毕业三年了，参军回来才在东钢劳务市场找到一份临时工作。那种起重工种是不需要上技校学习的，只要干上个把月就会把吊车下的钢丝绳挂到钢包上，吊起钢包到车皮上再把钢丝绳卸下来。但是现在工作难找又讲究学历，不花万把块钱从技校毕业，不白白地去工厂实习一年半载的给技校贡献，是不会招进厂里的，何况是一种合同期很短说炒便炒的临时工。
儿子李学锋已经二十六七岁，在技校时就处了一个女朋友，两人相处三四年感情不错，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偏偏赶上李孝民下岗，每月只有区区几百元的生活费，还要偿还他母亲生前治病留下的债务。
父亲心里郁闷，儿子也愁眉不展，一时难有云拨雾散之时。以前，在厂里实行福利分房的年代，李孝民也分过房子。他从最初一个屋的平房调到筒子楼的一室半：从走廊进门是窄小的厨房，刚够转开一个人的身子，然后进大屋十几平方米，再从大屋进小屋才五六平方米。为了儿子即将面临的结婚，他不得不考虑住房问题，但他又无力为儿子购置新房。前几年，厂里实行过半福利分房，按比成本略高的优惠价格分给职工单元式住房，他一是没钱，二是让给其他职工，待到以后再以半商品价格分配住房时，他就没有条件购买了。他认为房地产虚高过热，房价早晚会降下来，但没想到房价这几年成倍地上涨，他只能望洋兴叹。
人们称改开年代有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压在老百姓的头上好不凄惨，李孝民对此有亲身感受。
儿子李学锋本来是能够考上大学的，他在初中念书时考试成绩每每都在学年里名列前茅，但因为大学学费昂贵又不保证就业，只好选择上技校。结果技校毕业后仍然找不到工作。东发市唯一的大型国企东发钢铁这几年不但没有招工指标，反而还在大幅度地裁员。上技校的学费也不算低，每年也要七八千，实习期间学费照收，还要白白干活将劳动所得奉献给学校。不得已，上了技校，还要花钱托人让儿子参军入伍。入伍两年以后复员，本应享受政府正式分配工作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已下降为安排到东钢国企当一名短期合同工的地步，只负责交社保、医保，至于失业、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之类的待遇那就更别奢望。
老伴久病在床已有好几年，病情严重时住几天医院，稍有缓解就回家办家庭病房。曾经是家属工的老伴至今没有养老金，更谈不上享有医保。老伴的病情一天天恶化，终于离他而去。现在李孝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起初是动脉硬化有一定程度的脑梗，后来走路时往前抢，步履蹒跚。儿子让他去医院全面检查，在家吊瓶点水，治一治以免病情扩大，他不听也不去。其实，他何尝不想去医院住上一阵子，好好治疗一下，但家里没有多少积蓄，平日里买米买菜的钱才刚刚够，儿子结婚还要多少装修一下房子，置办几样家具、家电。
装修房子也是最简单的规格，只是将从大屋通往小屋的门改为从厨房再开一个小门进入，只是将墙壁用涂料粉刷一下，哪里还能买得起乳胶漆之类。家具是买几块细木工板和贴皮刨花板花点手工，请人打的，比家具市场买现成的要节省一些。家里的彩电已看了将近20年，屏幕图像不太清楚，出现了双影重叠，该买一台新的花个一千多块钱就可以了。
实现这些最低的标准，最少也需几万块钱，对李孝民来说，已成为沉重负担。
记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车间里谁家有些过不去的事：或是家人有病住院，或是遇到红白喜事，或是买个什么大件，他在车间里给人家张罗着或是报给工会讨论补助，或是职工们自己打个会相互帮助一下，就把事情解决了。过去所谓的打个会，就是这个月大家把入会钱集中给一个人，下一个月再给另一个，循环进行，不用利息也不用搭人情，谁也不欠谁的。现在这种事情早就难以实现：工会对职工的补助基本没有多少，没有人抓这项工作，厂里逢年过节批下来点补助费有限几个钱，犹如撒芝麻盐似的不知能到谁手里，只是象征性的；补助费发给谁不发给谁，全凭行政领导一句话，全凭与领导处得关系远近，困难的可能得不到，不太困难的可能真的得到一笔。
凭着自己的老情面和过去的老人缘，李孝民开始走家串户筹措点费用：以前他为别人办事有说不完的话，不说伶牙俐齿也差不多，现在轮到为自己办事，他感到从来没有这么难为情，这么木讷、笨拙，这么难以张开口。
现在穷人多，难事多，后顾之忧多，谁有点钱都不愿愿意轻易撒手。现在的人情薄，各顾各，哪有多少互帮互助，哪有多少有求必应？还好，李孝民以前很少求人，多年与人为善博施济众不求回报，终于恳请别人资助一把，还是有人能伸出救援之手。大家明知他没有多少还款能力，但是你借点，他帮点，一下子也弄到两三万元。
实际装修的时候，很多活儿只要自己动手能干他就不求人、不雇人，例如改间壁扒墙、筛沙子和灰、刷涂料这些活儿，他都自己对付着干。只有技术性强一点的活儿，需要专业工具的活儿，他才外出找人，而且不找大工匠。这样拖拖拉拉地干了几个月，总算将这个家弄得有个新模样。
但没想到，宇虹入主东钢以后，工人收入开始锐减，工资直线下滑，一线工人以前每月工资加奖金能达到2500元，而现在不过一千多元。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到国内，东钢厂的生产订单也大幅度减少，更多的工人没活干开始放假，放假期间的工资只有300元。内退职工连300元的生活费也没了保障。
儿子要准备结婚，儿子和对象都被双双裁下来，失去了工作岗位，也就没有了经济收入。自己的生活费也不能正常发放。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即将筹办的喜事怎么办？
未来的儿媳妇可能对未来的婚房不甚满意，可能是失去工作以后压力太大，便去外地打工，离开了东发市。儿子也不甘心失去工作长年在家坐吃山空，跟对象外出去找零活儿。这样一来，儿子的婚事就放到一边无法如期举行。
往常儿子回家吃饭，李孝民要做好饭菜等候，时而儿子对象也来，他就掂掇着多弄一个菜或加一个汤，油水大一点。现在儿子和他对象都不回来吃饭，他独自一人能将就便将就着对付一顿。有时做一顿饭吃好几天，时常不做菜，弄点咸菜或酱油；买不起好点的菜，他有时临到早市散摊时前，去买点处理的便宜菜或拣点人家扔掉的菜帮、菜叶，遇到熟人又怕不好意思，忙解释说家里养了几只小鸡，弄点鸡饲料。
儿子不在家，李孝民每天去附近的心连心公园锻炼身体。跟厂里的退休、内退老工人，跟几个老伙伴在一起聊聊天。大家在一起议论最多的是宇虹入主东钢后厂里的生产形势、工人们的待遇降低，还有宇虹重组东钢至今没有将原来的签合同时就允诺的8亿元资金一步直接到位，而是要分期分批地投入。谈到宇虹的无耻欺骗行径，大家一致认为这家私企就是个强盗，就是个流氓无赖；认为宇虹的进入，是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给东钢职工送来的大灾星；认为东钢搞了改制私有化以后，职工不会有什么好日子，不会有什么新的希望。所以一提到宇虹，时时都有诅咒，处处都有骂声。
或许是心情郁结，或许是体力不支，李孝民觉得身体不如以前灵便。每天早晨起来手脚麻木、头晕目眩，偶尔向老工友提起自己的身体状况，老工友劝他催他去医院做一个CT检查。他说几年前曾做过一次检查，没什么大毛病。老工友告诉他：年纪大了，体质变化快，需要每半年检查一次。他嘴上答应着心里不想去，他知道每到医院看一次病，大夫不是让你检查这个，就是化验那个，不折腾你花个少说三头二百，多说几千块不甘心。他知道现在医院的大夫，无论是让病人检查还是给病人开药，都要吃回扣，他们抓住一个病人不是为其治病，而是为了多一个搜刮的对象而致富。
他不愿意去医院，他担心一旦去了医院，很有可能大夫要让自己住院治疗。住院的一千来块门槛费让有医保的病人自己承担，然后才能按比例报销。况且还有许多疗效显著的药物，需要完全自费。他怕到医院，只得自己去药店买点便宜药，或者到社区医院门诊去打打点滴，他想这样少花点钱，或许能慢慢恢复过来。
其实，他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终于，有一天他去心连心公园，费劲地走到那个地势不很陡的坡地，突然整个右半身不能动，全身一下子摔倒在地。一个退休的工友当时在附近学校的操场上锻炼身体，急忙赶过来，还招呼其他工友一起将他送到医院。
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点滴架上的药瓶药水正顺着滴管给他输液。李学锋刚从打工的外地回来守候在他的身旁。儿子细心地注视着药瓶里的输液一滴滴地往下流，流到快没有的时候，儿子起身去走廊里喊护士换药。中午，儿子到医院餐厅买了粥、馒头和一小盒炒菜，用小汤勺一口口地喂他。
儿子是孝顺的好儿子，只是自己不争气，不仅要花钱点滴这些每瓶都几十、上百元的药，而且拖住儿子不能外出打工。“屋漏偏遇连天雨”，穷人的日子怎么就这么难挨？以前欠下的债还没能还上，这次又欠下一笔新债。躺在床上的李孝民，心中的凄然感伤比身上的病痛更严重地折磨他。他感觉肝肠寸断，自己的病情来得这么突兀，给自己更给儿子带来了这么沉重的负担，拖累儿子整天在这里伺候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俨如家里遭到大灾，时时是凄风苦雨，甚至是雪上加霜的侵袭，难有风调雨顺吉星高照的幸运转折了。
他每想到这里，便要求儿子给他办理出院手续，不想在医院待下去花更多的钱。他拒绝进食，拒绝吃药，拒绝护士来给他寻找胳膊的血管点滴，拒绝大夫来诊察病情配合治疗……
儿子埋怨他：“你就是老心疼钱，你要是早听我们大家的话，发病前平时注意到医院来多检查几次，该点滴就点滴，该服药就服药，也不至于突然间……”
儿子说的是好意，但是他固执己见，坚持回家到社区小医院点滴，一再要求出院。
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已花去一万多，儿子没敢向他报账，经同大夫商榷开了些药回家用。于是病情并未完全好转，他仍然不能独立行走，被儿子搀扶着出院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家返。
回家以后的日子更难熬，虽然他已恢复到可以自己支撑着一条腿、一只胳膊来带动另一半残腿和胳膊，从床的这头挪到那头，可以自己将就着用小汤勺往嘴里送饭送菜，但他不再能到厨房做什么，不能独自一人大小便。
儿子每天悉心服侍他以后，抓紧时间到市里的批发市场购进几坨冷冻的刀鱼、乌鱼、沙丁鱼，拿到早市上卖。现在有钱人少，没钱的人多，购买力大不如从前，弄点海产品也很难销售出去。除了掉秤损耗，有点效益所剩无几。但总比在家坐吃山空要好些。在家儿子从不跟他谈起当小商贩的艰辛苦涩，却是经常安慰他说如何如何又发了一笔小财，刚进的几坨鱼已经全卖了出去。
但有一次儿子在厨房给他弄点吃的，儿子放在床上的裤子兜里的手机响了一下，他知道有人给儿子发了个短信，于是勉强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原来是有人在催他还债。
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忍住什么都不向儿子打听，吃饭以后儿子出去办事，他又从床的一头挪到另一头，拉开桌子抽屉，找到老伴去世前留下的大半瓶安眠药……
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头脑刚有了点意识便听到儿子的啜泣声，听到周围工友来此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人世间，又要拖累儿子遭罪，心里又一次黯然神伤，又一次五内俱裂……
孙益生坐在他的床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了许多劝慰的话：“老李呀，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有什么过不去的来找我呀，给我打个电话也行，千万千万不可以再跟自己过不去啦！现在社会上就是这样，不光是你自己一家遇到难处，全东钢36000人只剩下12000人，其中24000工人、干部都被裁下来，不是都在苦苦挣扎着，都在争取生的权利，为好好活着而奋斗吗？我们不能有了点困难就想到死，我们共产党人要‘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这几天，五六千东钢人聚集在心连心公园，过几天还要聚结到厂办公大楼，还要排着队在市区的繁华大街上游行示威，来反对宇虹重组东钢，要把它从东钢赶出去。东钢人团结起来力量大呀，你快恢复起来，康复起来，跟大家一起干吧！”
临走的时候，孙益生给老战友、老同事扔下两万块钱，说：“这是赞助你的，不用你还。以后缺钱，还会给你一些。”
李孝民深情地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孙益生，嘴里含糊不清地说：“谢谢，我不……不用！”
孙益生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感情质朴地告诉他：“为啥不用，有什么不用？不必客气呀！我是你的战友、你的同事啊！”
听到孙益生这样说，李孝民眼含泪花，感慨起来，急于表达却说不出，只能蹦出几个字：“不……不是，是真的党。”
于是李学锋替父亲翻译并解释说：“我爸以前曾说过，车间里谁有困难他去帮忙解决，人家感谢他，他说不用谢我，要感谢得感谢共产党。后来国企改制职工下岗吃不上饭，再有困难到处找党找不到，工人们问：党啊，你在哪里？下岗工人想你呀。工人们去工会找不到党，去党委找不到党，去省委、市委、各级政府也找不到党，甚至去北京都找不到党。真正的共产党在哪里呀？今天我爸爸总算找到了。孙叔叔，你不仅是他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而且你是真正的共产党！”
3月中旬，宇虹第一次撤出以后，孙益生找到股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将李学锋和他的未婚妻重新安排一下，作为短期合同工上岗。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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