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2005年夏天，孙益生到北京参加一个全国钢铁科技进步和设备改造信息交流会，在会下宾馆餐厅聚会的一次闲聊中，他注意到一个50岁左右、言语朴实、为人热诚、颇有社会责任感的河南人。
“稳定，靠什么稳定？”这位操着河南口音的汉子自问自答，谈锋犀利。“官员腐败和贫富悬殊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两大因素。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这两大顽症！否则，就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就不能不为广大人民所诟病！”
与他对谈的是一个广东中年人，西服革履，鼻子上架一副金丝眼镜，语气文质彬彬的：“发展是硬道理啦，对这个问题嘛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有公平问题都要依靠发展来解决，蛋糕做大了，自然就可以公平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不要着急，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呀！”
“什么长期历史过程，全国加在一起几亿多，包括下岗工人，还有农民工、失地农民之所以吃不上饭、看不起病、住不上房、子女上不起学，不是因为蛋糕做得不大，而是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不合理，是因为私有化改革的弊端造成的！”那个河南人反唇相讥，据理力争。
广东人也不甘认输，他提高嗓门强调说：“国有企业的弊端也是存在的呀，产权虚置嘛。所以非国有化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啦！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时尚的新自由主义啦，代表人物是欧美的哈耶克和费里德曼、科斯等人。他们主张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反对计划经济，而私有化是自由的根本前提，要求明晰私人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啦。”
河南人并没有被广东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时尚的卖弄所唬住，他反问：“德国的弗莱堡学派难道不是新自由主义吗？他们主张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该学派领袖瓦尔特·欧肯提出国家遵循限制‘利益集团’、‘经济与社会政治系统化’、‘干预针对经济秩序’三原则。这难道与哈耶克的完全自由化和不要国家干预是相同的吗？”
广东人被问得有些张口结舌，没有了故作满腹经纶的孤高自傲，只得尴尬地承认：“这个德国的学派，恕我不才，不太清楚啦。”
孙益生对他俩的辩论很感兴趣，早就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边听边参与进去。他说：“我知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搞自由化，经济上搞私有化，取消政府的管理职能，搞什么‘小政府大市场’。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执政者把这一套骗人的理论奉为经典，实行‘休克疗法’，进行产权改革、引起通货膨胀，将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在私有化初期得到一万卢布，这相当于当时的一辆伏尔加轿车的价格。然而很快，这笔钱就只能买一公斤劣质香肠。而巨额国家资产落入垄断寡头之手，受控于西方。”
“对，完全正确！”河南人说，“美国资产阶级金融大亨们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但要搞垮、解体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要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进一步垄断，将中国变成它的经济殖民地。”
“当前我国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化思潮，就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有人居然公开鼓吹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岂非咄咄怪事？！”孙益生也侃侃而谈起来，“还有人说，卖了国企，国有资本依然以价值形态掌握在国家手里，公有制依然存在，只是由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而已。其实国家把握一大把钞票并不能保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这里涉及一个什么叫公有制，什么叫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物的隶属关系，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互结合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雇佣和剥削；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或部分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公有制才能保证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资本家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来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劳动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是平等互助关系，而不是什么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不能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四化’：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和分散化。因为私有化改革使我国的多数工人从事雇佣劳动，非公有制已经成为我国生产关系的主体。”
“包括各种名目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应该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经济。”
孙益生1972 年18岁参军，在部队提干当连长，1980年才转业到东钢，然后又上职工电视大学党政专业大专班，毕业做专职党务工作。他对社会科学颇感兴趣，对河南濮阳钢铁有限公司这位普通经济师的见解深为赞叹。后来他们议论起2004年刚刚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上刮起的“郎旋风”，李卫东介绍说：
“香港中文大学兼北京大学的教授郎咸平，这位出生于台湾，受教育于台湾和美国，又在美国多所大学执过教。他出于职业公德，从社会调查掌握实据入手，敢于捅马蜂窝，不畏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高压，利用有效媒体连续披露当时国企改革中的阴暗面，以便引起政府的震动，补救国企改革或实施所谓MBO改制中严重流失的大量国有资产。
“郎咸平在搜狐财经上分别发表过文章炮轰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三大国企巨头的MBO。
“郎咸平的观点大致有这么几条：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高于私人企业，只是由于国企承担了改革成本，曾一度低于私企，同样国有企业家综合素质能力高于私人企业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的国企所有人缺位是没有根据的，它的所有人就是国家全体公民。有些公益性事业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必须由国有企业来承担，交给私企是不行的。现在的国企改革方向势必改正过来，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尤其不能搞国企产权私有化改制，不能搞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的MBO。这是因为，所谓MBO的实质就是管理层瓜分国有资产，‘空手套白狼’。
“郎咸平发表这些文章以后，经过二十多天的学术界集体失语，一些主流经济学派和企业家们在深圳召开一个倒郎座谈会。同一天，郎邀请各学派经济学家在东北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此后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位教授发表‘产权改革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南京海派42名学者开会集体声援郎咸平。而据新浪、搜狐等网站民意调查，占90%的网民支持声援郎咸平，声援倒郎派如张维迎之流的仅有5%左右。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社会学界等方面的学者、党政干部、企业界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这场思想交锋，爆发了二十多年来少见的一场大规模的无硝烟战争。
“倒郎派认为，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论断，即资本价值是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而他们说资本价值是物质资产与人力资产在市场过程中合作创造的。私人企业家暴富不存在原罪问题，追究原罪是反改革行为。‘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他们认为，要找到国有企业的出路，必须先把大部分国有企业推向竞争，实行股份化，然后再把国有产权私有化；他们认为，要防止官商勾结侵占国有资产，只有依靠法治，而靠民主，靠阶级斗争是不行的。因为要使所有人贫穷很容易，而使所有人都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应当容忍贫富差异，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就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必须让一代国企职工为改革作出牺牲。
“挺郎派认为，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安身立命之所，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国家实力的主要体现，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直接关系到10万亿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直接关系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根本原则，与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特大问题。岂容若干个著名经济学家和部分企业家勾结部分腐败官员随意摆弄而不许持异议者和大众舆论批评监督，岂容可以通过MBO‘国退民进’等措施削弱消灭国有经济，岂容特权阶层如此明目张胆地公然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挺郎派认为所谓善待企业家的高薪养廉不能过度，否则善待就是篡权夺权、盗窃国有资产。这些年搞‘减员增效’改革，很多国企员工被裁减一半以上，导致失业大增，社会保障大减，然后启动‘国退民进’的两个置换贻害无穷，把国有资产置换成私有资产，把全民性质的职工换成自由雇佣的打工仔；认为增强国企活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鞍钢宪法，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科学管理。”
“2005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停止规定》明确规定：大型国企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但可以探索中小企业国有资产向管理层转让，MBO被叫停。应该说，这与2004年出现的‘郎旋风’大讨论有一定关系。”
熟悉情况的李卫东时而给孙益生看资料，时而娓娓动听地向他叙说起来。李卫东介绍的正是孙益生十分关心的社会问题。他很敬佩李卫东为探索社会科学而执著的钻研精神。
经过询问，孙益生了解到李卫东曾在一个中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念过本科，参加工作后又从没有间断过自学。
由于思想上共识很多，孙益生跟李卫东通过这次北京邂逅，便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从此一见如故成为知己朋友。孙益生的儿子孙柯跟李卫东的女儿李丛梅也就有了相识、相知到相爱的机缘。
有一次，孙益生从互联网上给李卫东的邮箱发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说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说这是他的一个在北京体制外网站当编辑的儿子编发的。而李卫东回函说，这篇文章是他正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读研的女儿写的。
其实，孙柯跟李丛梅不久前在网上已经有过接触，不过互相还不太了解和熟悉。有一次李丛梅去参加孙益生儿子在红色接班人网站主办的演讲活动，顺便拜访了孙柯，两人开始有了交往。
后来孙柯不再负责网站工作，他被派到网站联络部专门与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社团打交道，开展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下乡支农和企业调查等社会活动。因为孙柯几年前大学毕业后曾去珠海、深圳的私企、外企打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斗争武器，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领导工厂里的几百上千打工仔罢工。他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由于多年的社会实践，使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虽然学历比孙柯高，但李丛梅从没有自视清高，她很企慕孙柯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起初两人只是志趣相投的同志，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后来接触时间长了，情感上融入更多的东西。李丛梅觉得孙柯虽然学历不如自己，但是学识并不比自己差。孙柯对这个年龄比自己小两岁的女研究生，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他不过将她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异性朋友友好相处而已。他与她之间，更主动表示爱意的是在李丛梅这一方面，于是他俩的关系便进一步得到发展，由朋友发展到爱人。
李丛梅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北京一个社科研究所，有了固定的收入，福利待遇比没有固定编制的孙柯要好些。但凭他俩在北京的经济条件，无论如何是买不起二三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也租不起像样点的房子。结婚组织家庭需要的基本条件，对他俩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的远景。于是，他俩只好匆匆回到东发市的父母家草草将婚事办完，权当度过蜜月，然后回到北京各回各的单位。
儿女的婚事及以后的生活问题很让孙益生和他的亲家李卫东操心。作为双方父母，他们忧心如焚，很是烦恼一阵。可是后来看到小两口反倒显得若无其事不以为然，使他们也只好拖下来听之任之。
儿子从来不向老子提在北京如何生存的事。孙益生给儿子十几万元的积蓄以及儿媳给儿子的零用钱，有可能被儿子填补到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差旅费用里，填补到维护网站运转所需的资金上。因为儿子干的是社会公益事业，基本上没什么经济效益，除了能得到一些有限的赞助，儿子自己没有多少收入。
但儿子在外企里打过工，策划领导过打工仔、农民工罢工，他在这方面肯定有宝贵的经验。
2005年年底宇虹第一次重组东钢时对干部进行过调整，将他这个处级党务工作者贬到基层当作业区区长。他只好忍气吞声，没有任何反抗的办法。
7月23 日晚，孙益生下班看到了贴在职工家属楼外墙上的告示，就给儿子用手机发了短信：
“私企宇虹自今年3月初退出东钢后，现在又要再次重组东钢，并且要控股。明天东钢广大职工将集会抗议，若组织罢工需如何操作？”
儿子接到他的短信，很快回复：
“要能够控制工厂的水、电、气（含煤气、压缩空气、氧气），控制动力部门，必要时予以切断。”
儿子讲的与他想到的已经基本相同，但这一夜他还是没有睡好，他反复考虑酝酿明天上班以后的行动方案……

• 上一篇：长篇小说《钢城》：七、国资委里的走资派
• 下一篇：长篇小说《钢城》：五、牵动人心的告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