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以来，“地摊经济”成为热议话题。
 

今年3月份，成都市出台相关规定，允许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建议释放出“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紧接着，中央文明办决定，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两会闭幕之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打破一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的政策，让更多就业岗位成长起来”，并提到西部某城市“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摊位，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
 

在特殊时期，为“地摊经济”松绑，有特殊意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小微企业的经营遇到困难，一些人的就业面临困境，一些家庭的生计陷入困局，松绑“地摊经济”，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的落地之举，是共克时艰、执政为民的善政良策。
 

细算起来，“地摊经济”虽然热议于当下，却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一种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经济模式。往远了看，《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挑担叫卖的，有支摊吆喝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往近了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改革岁月里，主人公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像电视中的主人公一样，在“乡土中国”变为“城乡中国”的百年变局进程中，现实中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通过卖茶叶蛋、大碗茶、摆修理摊等，完成最原始积累，进而在城市站稳脚跟的。
 

此外，“地摊经济”也是一种争议较大的经济模式。一方面，它有利于农民入城，有利于居民就业，有利于群众生活，甚至有利于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拉动内需和保持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造成交通拥堵，有可能导致卫生恶化，有可能加剧噪音污染，甚至有可能因为质量不达标而产生食品安全问题，有可能因为摊贩“争地盘”而产生城市治安问题。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城市治理者和流动商贩之间的“猫鼠游戏”，持续上演了很多年。
 

其实“地摊经济”虽有争议，但如果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基本上没有人否定它的好，但有很多人担心它的不好。一些城市治理者，更是容易因担心而焦虑、因焦虑而害怕、因害怕而严禁。为了图省事，他们往往选择一禁了之，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这种做法无疑是不可取的。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果弱势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弱，甚至于到了生计无着的境地，那其他人的钱包也难以一直安全下去。从治理的角度看，光“堵”不“疏”，其实并没有解决矛盾，而是在转移或是积累矛盾。从文明的角度看，再卑微的个体，也有生存的权利，应该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绝不能因为“爱面子”，而让他们“饿肚子”；绝不能因为“怕麻烦”，而给他们“添麻烦”。
 

“地摊经济”呈现出来的主要是城市治理问题：治不好，有可能成为“牛皮癣”；治得好，就会成为“养鱼池”。当前形势下，“放水养鱼”其实是一道“必选题”，这就要求：对于“地摊经济”，既要松开绳子，还要牵住鼻子，也就是说，既不能一禁了之，也不能放之任之。
 

松绳子，各地方理应顺势而为。于顶层设计而言，相关政策已经“由紧趋松”，各地方不能就合规性找理由；于地方实践而言，成都、许昌、杭州等城市已经先行先试，各地方不能就可行性找借口。牵鼻子，各地方还需有所作为。哪些地方可以摆摊，哪个时段允许经营，哪些门类放开准入，哪些证件需要备齐，哪些行为会被惩处，各地方当然也可以“抄作业”，但也要结合本地实际、有所创新，要狠下一番“绣花功夫”，落地政策要尽力避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既要松绳子，又要牵鼻子，这属于一个“硬骨头”问题，解决起来自然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治理能力要想有效提升，不就是应该啃下“硬骨头”、完成高难度动作吗？站在这个层面，松绑“地摊经济”，是对各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大检验。各地方应该利用此次机会，以松绑“地摊经济”为切入点，倒逼改革，促进提升。
 

“地摊经济”这个问题，各个地方其实一直都在回答。2009年，农民日报就发表过评论文章，名为《流动摊贩自我就业，也是一种街头文化》，探讨的就是“地摊经济”问题。彼时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流动摊贩合法化”，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央文明办松绑“地摊经济”的决定，只是限定于“今年”，那明年乃至更远的以后还松不松绑，“合法化”这个老问题会不会有新答案，这块悬于人心的石头，应该及时搬走。
 

“地摊经济”的合法良性发展，保障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权利，折射的更是城市治理的“制度温情”。就短期来看，给“地摊经济”松绳子，属于特殊情况下的特事特办；从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地摊经济”能成为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地摊治理”能成为城市现代化治理中的常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