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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农民

《美国工厂》背后的世界历史进程

发布时间:2019-09-16 来源:作者:

新潮沉思录:在阿瑞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秋天”,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有了一丝共同语言

​​

文 | 飞剑客 武承休

 

 

前段日子,笔者尊敬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沃勒斯坦逝世,在国际政治思想史上,沃老的“现代世界体系”可谓构建整个二十世纪宏大叙事的典范,这样规划世界的硬核宗师,以后也难有。近日,纪录片《美国工厂》也在被不断讨论,笔者想借世界体系方法去思考其背景,同时向沃老诚表敬意。

 

 

在此之前,笔者先引用朋友武承休(本文作者之一)在澎湃思想界上的一段评论,表明笔者一下对这部民主党拍的纪录片的态度:

 

“ 《美国工厂》也许是一部令人啼笑皆非的纪录片。尽管两位导演的立场是含蓄的,且影片涉及不少美国工人生活艰难的段落,但在它平实的拍摄风格和技巧下面,仍然透露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喜剧感。这种喜剧感首先来源于劳资双方的会错意。一方面,福耀赴美开厂,试图输出先进经验来“拯救”美国失业工人,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工人态度从感谢到不满的转变,他们为捍卫本土化的劳动待遇而展开组建工会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非常温和甚至有些薄弱,以至于他们完全失败。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冲突?《美国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把冲突呈现为两种民族文化性格之间的冲突,如纪录片中的培训老师对中国员工所强调那样——中国人勤劳团结,美国人自由懒散。有时影像又沉溺于对后社会主义美学奇观的展示中去而无法自拔:福耀集团中国总部洋溢着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会节目;中国公司中摆放着的曹德旺个人塑像以及不同尺幅的画像——画像表现手法似乎延续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准则,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将他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厂标语则直接来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抗大”校训,“抗大”曾被认为是红军的黄埔军校。这些选择性的呈现似乎又容易使部分观众相信,冲突的根源仍在于延续自冷战期间那般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抗。

 

然而,这两种视角都遮蔽了它们背后所共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工厂政体之间的冲突,两国工人的“性格”是由不同工厂政体下的意识形态所塑造出来的。当然,不可否认,两种工厂政体的形成都遵循着各自一定的历史过程。但不意味着它们在当下的存在绝不是不可批判的。”

 

 

要思考美国工厂政体及其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美国工人“性格”,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洛维在七十年代美国车间所做的田野调查,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即从车间内强制性生产走向了认同性生产,既所谓制造同意。

 

什么意思呢?在早期资本主义工厂里,工头可以在管理会大声说“我不在乎美国人怎么想,谁他妈的要上哪儿告我随便他,但是周六全都得滚进来上班……”,马克思曰“强制”,因为工人除了打工外,没有别的方法来维持生活。早期资本家可以随意加强工人的工作强度,为了达到要求的速度,也可以违反许多劳动标准,比如要求工人不戴防割手套分拣碎玻璃,不怕引起安全隐患等,在拓荒年代和二十世纪前期,美国工人也被形容成“吃苦耐劳”,是他们民族文化性格的象征。

 

但随着欧美战后黄金时期与资本扩张期,凯恩斯主义(或社民主义)经济学的强势背书以及与苏联的竞争,资产阶级允许工会力量壮大,使得工人能够就工资问题与资本家进行协商,工人的基本生活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等,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强制生产制度变得很low,工人参与资本家制定的“超额的游戏”的竞争中,甚至可以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工作,这样工人获得了满意感,并在这个过程中认可了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就像影片呈现的那样,曹的到来似乎打破了这种游戏规则,不仅仅是午餐时间不让女工休息,还扔给他们很多存在安全隐患的操作,这让工人本能地拒绝;有位工人在通用十五年相安无事,在福耀工作没多久就遇到工伤。在他投资的美国工厂,一位女工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觉得自己是在美国工作,而不是走进大门,就离开美国到了中国。”,这无疑是指他们希望保持的一种美国式工厂的标准。而这种美国式标准的源头就在战后三十多年的黄金年代那套标准。

 

 

当这种游戏规则被打破,部分美国工人本能地想到自建工会来表示抗议,以求回到“正轨”。如果我们注意到那位举牌穿过车间宣传自建工会的工人所说的话,会发现他提到的一位女演员的名字:莎莉·菲尔德。这位女演员主演了《诺玛·蕾》(1979),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中,由菲尔德饰演的女工举着写有“工会”的纸板穿过南方小镇的一个棉纺织厂车间,最终促成了工会的建立。但21世纪的美国工人似乎没有诺玛·蕾那样的幸运,在反工会咨询组织LRI的指导下,福耀很轻松的分化了工人,并把刺头开除,而资方的反制恰恰是在合法框架下展开的。

 

也许美国工人怀念那个工会强势、经济向好、工人认真工作几年就能买到混账的凯迪拉克的凯恩斯主义的黄金年代,也许美国的资产阶级们憧憬成为曹老板这样的人,认同霸权式工厂政体也需要他们继续维持温情脉脉,可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工厂体制比起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并没有优越,相反他们是建立在剥削边缘国家基础上的,这种“进步”在当时只是新兴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少部分核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

 

在沃勒斯坦看来,二战后美国取代了英国主导的殖民体系,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A阶段,也就是产业扩张准垄断阶段,由于占据百废待兴的全球市场的制造业大量份额,如雪花般纷飞的订单迅速养肥产业美国资本家,财大气粗了起来。准垄断产业的存在使世界经济能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张,并通过涓滴效应与本国工人阶级分一杯羹,这段期间是美国霸权在世界体系中的全盛时期。

 

 

PS:沃勒斯坦所谓的世界体系,用咱们通俗的话说,叫历史进程。

 

美国的产业扩张阶段持续近三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高利润水平所吸引新的生产商不断进入市场,降低了垄断的程度。日益增强的竞争降低了销售价格,还降低了大量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准垄断地位的丧失导致整个体系的停滞,进而降低了资本家通过产业资本进行积累的兴趣,70年代世界体系自身也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的衰退期。

 

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新自由主义政策要为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续命,开启了迈向金融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世界体系随之陷入范围最广的投机泡沫和多重债务困境中。

 

而在新自由主义实行初期则受到了欧美工人及工会运动的强烈抵制,但最终被武力以及各种手段平息下去,留给欧美工人阶级的,一个是技术进步的自动化的退散,一个是以全球化为名义的金融资本的扩张。技术进步使得美国向产业链最上游移动,牢牢把握住品牌、技术等更高附加值的部分。

 

 

另一面是金融资本扩张,让美元成为美国向世界输出的一种重要商品。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强势地位也导致美国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出来的商品毫无国际竞争力可言。本国劳动力成本过高导致的制造业资本回报率过低,无利可图的美国制造业加快向海外转移。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低成本的边缘国家,无论是离岸生产,还是外包,都带走欧美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1977年到1999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制造业就减少了300万个岗位。

 

而众多边缘国家们过渡其上游(半边缘)国家的制造业,固然带来了广泛的就业,一如当年富士康,现在的东南亚,工厂更是成为跨国公司的“法外之地”:有学者调研了菲律宾的工厂,为了和周围边缘国家的工厂竞争,工人薪资被压到只堪温饱的水平,工作时间过长,保障几乎没有;当地政府则因为害怕外商撤资,而不愿干涉加工区内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同时转移来的系统危机的风险,正在不成比例地种在边缘国家身上。

 

欧美工人阶级也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要把劳工组织动员起来也是一个问题。据大卫哈维的估计,即使在1970年代末,也有16%的美国工人在工会,但现在可能只有7%,过去数十年工会政治力量在美国大部分地方都陷入到建制化陷阱当中并逐渐衰落。

 

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力量都遭遇削弱,英国工人阶级则遭到重创,不稳定劳动、临时工越来越多。然而这种转型仍在进行着。就像大卫哈维所吐槽的,新自由主义对新世纪的美国工人唯一的好处是托海外廉价工厂的福让许多消费品的价格也在降低,沃尔玛可以给工人幻觉,让他们觉得虽然工资下降了,但那点钱能买的东西比过去更多。

 

边缘国家工人阶级的苦难,与核心国家的工人贵族的颓势,正是世界体系逐渐走向“混沌体系”(齐泽克称为末世)前夕的两种景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债务危机中的延续,这些危机植根于产业更替和主要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化,从而导致世界体系一系列连锁反应,核心国家将逐渐从参与全球贸易退回到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与之伴随的是精英内部的妥协和权力结构调整,失业的铁锈带工人把特朗普抬进白宫;边缘地区国家市场地位更弱,无法转向贸易保护,而只能通过加重剥削劳动力来维持利润。

 

 

但我们要明白,世界体系是有规律运动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入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的衰退期,根据沃勒斯坦估计,从08年起,将一直持续到2050年左右。其主要特点是混乱。混乱不是完全偶然发生的,它是所有历史体系参数快速和不断波动的一种状态,同时搅动了国家间体系、意识形态潮流,以及气候条件和流行病的波澜。

 

在混乱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资本具有永恒的逐利性和破坏性。当足够深刻的技术变革迟迟未到,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将是无法存续的。也许美国体系在本世纪中叶会走向崩塌,下一个世界体系可能是更平等主义的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或更进一步,出现真正的国际主义?)。沃老在临终前最后一篇文章仍然坚持认为,我们有50%的机会实现转型变革,但只有50%。

 

回到这部网红纪录片,它带有隐而不现的民主党痕迹,福耀进入美国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引狼入室”,并且这匹狼将会一直它非人的形象,以扮演一种被民主党指责的角色。但建制派本身无法解决自动化和产业转移导致工人失业问题,即使是科尔宾,他所呼吁的无非是反紧缩和坚守福利国家政策,或者出现杨安泽这样的人物,通过给每个美国人发钱来缓解自动化失业焦虑,加剧阶级分裂。

 

 

在美国政治上,反对工作岗位转移到外围要比反对新技术要容易得多,特朗普怪罪别的国家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并扬言要从中国等国家那里拿回这些工作,虽然放出了大量的红利政策,但很难阻止哈雷摩托生产线外迁,2019年通用汽车关停俄亥俄州工厂。那么唯一的办法,只能通过引进曹老板和强迫式工厂体制来促进资本周转。

 

至少,在阿瑞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秋天”,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有了一丝共同语言。

(责任编辑:澄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