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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先

杨继绳孙经先直接对话“饿死三千万”

发布时间:2016-06-02 来源:作者:

杨继绳孙经先直接对话“饿死三千万”
2014年07月21日 15:34
来源:凤凰大学问 作者:杨继绳、孙经先

         2014年7月5日至7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其中,“饿死三千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会上,孙经先教授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展开了直接对话。凤凰网大学问精编两位文章观点,与广大读者分享。
杨继绳:孙经先曾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计算只能是一个参考。关键是实际调查。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当年对局部地区的调查做过一些,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
孙经先: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杨继绳: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作者介绍:
杨继绳: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著有《墓碑》、《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其中,在《墓碑》一书中,杨继绳提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
孙经先:现任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非线性泛函分析,主要观点是否认三年困难时期“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认为这是重大谣言。
以下为两位文章内容精编: 
杨继绳:1959年大饥荒中的孩子
孙经先先生曾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对孙经先各项指责的回答:
孙经先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成果”是:“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极为荒谬的数据”。
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从《墓碑》全书的上千个数据中找出了十个证据。且不说这十个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千个数据“都是虚假的”,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下边,我先引用孙先生这十条证据的原文,然后逐一回答。
一、《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常熟市志》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墓碑》已写明:“据《常熟市志》数据计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二、《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溧水县志》有这个县1949-1985年的人口变动统计数据。我在《墓碑》中已经指出,“据《溧水县志》数据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孙经先们或许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孙先生愿意再次查证,建议多翻两页,在《墓碑》上,还引用了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1960年10月19日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溧水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可以作为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证。
三、《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高邮县志》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万人,其中3.78万人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说:“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为成年人,27.5%为儿童”,即1.727万是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墓碑》引用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比上述三个例子更为严重的死亡数字有十多处,孙先生却没有“逐一查证”,或者查证之后不肯“举证”。孙先生举证当然可以十里挑一或百里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错误,也不能断言“《墓碑》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这是《墓碑》举的一个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郑义的《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郑先生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讨论。说我伪造数据,这近乎诽谤,而不是学术讨论。如果孙先生愿意做学术讨论的话,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当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的文章中也提到1959-1961年贵州省饿死250万人,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这是《墓碑》中的一个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多年担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大饥荒年代她任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李磊在这本书中说,这个数字来自“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
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人口变动表里,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总人口、死亡率。将1957年的12.36‰作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两年非正常死亡4.96万人。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还有一个来源可靠的证据是:1961年3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中说: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总人口的7.93%。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他说的是《墓碑》中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他还没有看到“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100万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中,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105万的数据。
李坚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七、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是揭露凤阳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时不愿意看到,在《墓碑》中有文,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9.5万人。孙经先们还不愿意看到,《墓碑》一书中,在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的记载。
八、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6278人”。
这段内容中的数字引自杨金声写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杨金声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杨金声的文章。
如前所述,孙先生一再强调总死亡人数和饿死人数的区别,这并不错。我也再次强调,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区分之处,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况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种态度是否属于孙先生一再断言的“篡改”,敬请读者评判。
九、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我找到了《宁德市志》,里面有孙先生所说的情况:“1960年-1961年,由于经济困难,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两年间,因患浮肿病等疾病死亡人口高达12090人(男7401人,女4689人),其中1960年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69%。
其次,孙先生说我篡改,这是不实指控。1960年1-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这段话后面的注解表明,其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这一记载与《宁德市志》所载相符。
十、《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孙先生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饭桌上听他说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中的内容。廖伯康当年是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七千人大会期间,他们向杨尚昆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他的文章介绍了向杨尚昆汇报的情况:“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
孙经先否定廖伯康的根据是:“经查证,涪陵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所以不可能饿死350万人。孙先生搞错了:1953年涪陵地区不是10个县,而是11个县(包括1959年4月并入重庆的、有54.5万人口的长寿县),1953年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是477万,不是孙经先说的423万。
廖伯康的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包含七八条信息,涪陵饿死350万只是其中的一个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将廖先生的这条信息删掉。
从整体上看,我对四川省总的死亡人口数字的估计比廖伯康保守。我用四川官方的人口数据,计算出四川非正常死亡800万人。考虑四川官方大量隐瞒人口死亡,廖伯康和四川一些老干部认为饿死1200万人,所以《墓碑》中认为四川非正常死亡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
顺便指出的是,孙经先说四川1957年总人口7215.7万,1960年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人口为361.7万,指责“《墓碑》将361.7万扩大到1000万到1200万。”孙经先在这里向读者隐瞒了一个重要情况:四川省1960年以后还在继续饿死人,1961年总人口减少到6467.3万人,比1957年减少了748.4万人。孙先生不用748.4万人,却用361.7万人,显然不够客观公正。
除了上述十个指责以外,孙先生还指责:“《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
孙经先说我“荒谬”可能是指我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当作饿死的人口。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和正常年景相比多死的人口。当然,非正常死亡并不全是饿死的。还有车祸、雷击、溺水、地震、瘟疫、战争等造成的死亡,那几年没有大地震,没有瘟疫,也没有战争,饿死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级以十万计。孙先生是搞数学的,一定熟悉“误差分析”,熟悉“有效数字”的概念,在千万数量级中,十万级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的人口。
至于下面这个公式我觉得一点也不“荒谬”,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不需要“专业的数学工作者”高深的数学知识: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这个公式还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无非是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几个变量如何换算问题,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都知道怎么做,谈不上什么“现代数学处理的基本原则”。
迁移不是人口损失的原因
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本来是一个现实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有深刻的记忆。但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多少人,只能从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寻找答案。恰好,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年到1983年历年的人口数据(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些数据明显地表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总人口减少,死亡率上升。特别是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如果将1982年的人口数据,按年龄、性别制成塔状图,22岁左右这一段有一个可怕的大缺口!这个缺口和大饥荒那几年相对应。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确认大饥荒年代有大量的人口损失(非正常死亡+出生减少)。
然而,孙经先不承认实际上存在的人口损失。他认为,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的人口损失是城乡人口迁移户口重报、虚报和以后的注销造成的。他写道:“‘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孙经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举出哪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中不带户口的事例,没有举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上述论断只是他自设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人口概念(“实际人口”、“户籍人口”、“虚拟人口”)以后,用貌似科学的数学计算,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结论。对他的这种计算,我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一文中,已经用他的计算方法和他预设的条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里不再重复。
请看他对1960年人口的分析。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共党史第二卷在介绍大饥荒时采用了这个数据。注7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所以人口有自然增长。1960年人口的死亡多于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值(-4.57‰)。孙经先却认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多了620万!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呢?他对1960年的死亡率进行了“修正”。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的死亡率为25.43‰(学界认为这个数字偏低。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修订为44.60‰,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科尔修订为38.8‰,中国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蒋正华修订为32.40‰),孙经先“修正”为17.85‰。他对死亡率“修正”以后认定:“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1953年相当”。
众所周知,1950年—1953年正是土改刚结束、统购统销还没有实行、农业还没有集体化的时候,是中国农村情况最好的时候。孙经先却认为大饥荒年代和这个最好的时期相当!从农村出来的人知道,就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而言,1958-1961年和1950-1953年这两个时间段有着天壤之别!他说,1960年统计人口大量减少,“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是重要原因。在生活资料凭证供应的年代,生了孩子不报户口,怎能分到生活资料?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计算只能是一个参考。关键是实际调查。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当年对局部地区的调查做过一些,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
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上世纪80年代,作为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周伯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一次报告中介绍了这次调查:1961年,他们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到后通知他们三人: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说的“几千万”到底是多少?为了确认这个事实,2003年9月25日,我到周伯萍家当面请教,但他不愿意说。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时任山东省长的赵健民在1960年12月山东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东有文字记录人吃人的事件有23起,没有文字材料但有口头汇报的十多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青海省公安厅报告,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事件300多起。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孙经先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文章来源于《炎黄春秋》)
 
孙经先:饿死3600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
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
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
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
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1961年“3月下旬,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责编:南湾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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