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

　　一块等着“时”而复得的石头

　　——读《狄克狱中家书》

 　　一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10月逮捕“四人帮”。记得在小道消息四处乱窜与官方消息正式公布之间的微妙日子里，《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鲁迅的杂文《三月的租界》，其中驳斥了一位叫“狄克”的人对《八月的乡村》的批评。鲁迅的文章我读过不少，可“狄克”还真是头回读到。由于对当代中国政治语言的密电码特色从小耳濡目染，我立即联想到被抓的那几位。很快底牌翻出：狄克果然就是“狗头军师张”。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因为“你懂的”原因，写这么篇东西还想着拿“狄克”做代码，心里觉得有些悲伤，但不知道为谁。

 　　1981年审判林、江两个集团的成员，法庭上狄克始终沉着略显变形的脸拒绝张口，好像他们在审一块石头。他不但和吞吞吐吐、唯唯诺诺的其他被告形成鲜明对照，也比叫骂不绝、穷形尽态的江青多了一层悬念。当时就觉得，狄克不管怎么说真是条汉子。同时又想，那紧闭的嘴里，是咬着希望还是吞了绝望?

 　　大凡政治人物的失败，有“失时”(民心、历史走向)与“失势”(权势)之分。76年秋天的政变标志着文革派的失势，而半年前的四五运动(相当于一次公投)则标志着他们的失时。失势未必就失时，1976年被二次打倒的邓小平，因为“时”在，1977年再次复出的光景，让人想起拿破仑1814年退位、1815年带着几百人重返巴黎、一路上民众风从影随、国王部队倒戈起义的场景。而失时的结果却往往是失势。毛晚年吟诵“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就是哀叹民心已去、时不利兮;而“我死了，你们怎么办”更是预报文革派的时、势皆失。没了势和时的支撑，文革派在心理上兵败如山倒，包括法庭上的垂头丧气、法庭外的变脸转型。从杨小凯的投奔市场经济，到刘再复的拉“全民族大忏悔”，从陈伯达、王力、徐景贤、聂元梓的回忆文字，到蒯大富、张铁生的致富新闻，都是文革大溃散留在时代记忆中的划痕。余秋雨一手捂着“石一歌”的胎记，一手举着“中国作家富豪榜”的证书，则仿佛这出人间悲喜剧附赠观众的一张趣味书签。

 　　狄克属于主观上与文革共存亡的极少数例外。坐在审判席上的狄克，内心会承认失时的现实，因为他比江青要理智清醒得多。但坐在审判席上的狄克，内心会判定时会再来么?

  

　　二

 　　狄克能否“时”而复得，首先要看承弊易变的改革开放搞得怎么样。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从文革的败局及前三十年的败笔启程，一鼓作气，在农村首战告捷。方生方死的时候，霞光如潮，残月在天，人心透着整齐，士气透着高昂，物质开始丰富，社会尚未分化，自由在跳，平等在笑，“道路像缀满花叶的五线谱，青山绿水地伸向未来”。我在2006年上演的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中咏叹过这段全家福一样的岁月：

 　　赶路的人，走向朝阳

 　　恋爱的人，走向月光

 　　冤死的人，走向鲜花

 　　复活的人，走向高岗

 　　耕种的人，走向春雨

 　　漫游的人，走向远方……

 

　　狱中狄克与家人的通信始于1985年，跟城市改革大约同步。中国的天空晴转多云，改革开放刚开始显露它的另一面。《家书》此时还只谈家事，不及国事，我想原因未必全在书信审查。《我们走在大路上》也写了这一段：

 　　再往前流，水就混了

 　　再往前走，路就分了

 　　再往前看，眼就迷了

 　　再往前想，心就沉了

 　　《家书》第一次谈国事是在山雨欲来的1988年底，而且一上来就谈得明白不误。狄克看到“时”而复得的希望：

 　　我想，现在社会上牢骚盛行，又无法解决，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想了这些，我的心情最近还算平静。实践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他会使广大人民受到教育，学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从此往后，整个1990年代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发展，让狄克越发坚信历史又站到了自己这边。在给大女儿维维的最后一封生日贺信(2001年)中，他已经以胜利者自居了：“真正的万岁，只能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对于一个幽囚近三十年、一度声带都废了的躯体，再没有什么能比带着对未来世界的坚定信念告别这个世界更值得欣慰的了。较之其他左右不是、进退失据、浑身补丁的当年同志，狄克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要圆满得多。

 　　依照狄克头号政敌邓小平的定性及定量标准(两极分化、“出现百万富翁”)，由他总设计的改革开放不但失败了，而且败得富富有余。官产学媒精英当然不会同意这个标准，他们肯定觉着贫富要能再分化一些，差距要能再固化一些，成就就更大了。我也不太同意这个标准，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不可谓不巨大，但代价也不可谓不惨重。惨重的一面起码部分坐实了狄克的信心。在他2005年谢世后的十年里，被改革开放相对剥夺的众多中下层民众包括青年，纷纷举着毛的旗帜、带着文革的气息走上新世纪的街头即互联网。“时”而复得的最后一环他虽未能亲见，但完全可以推见。

 　三

 　　“时”是否山不转水转，又转回到狄克这边，这不仅取决于改革开放搞得怎么样，还取决于狄克的社会蓝图画得怎么样。狄克并非理论家或思想家，他只是党内负责宣传的一位“秀才”。虽然他的蓝图笔笔出自“毛”笔，但他并不等于毛，他只是毛某个方面的强调或放大。毛的思想复杂多面，狄克最亲近的那一面为毛晚年的“继续革命”思想。“继续革命”有防止权力腐化蜕变意思，也有向共产主义跑步前进的意思，二者有内在联系，但也有各自侧重。逆取顺守是人类普遍现象，二十世纪的革命也不例外。毛却以在朝的身份存在野的心思，这在整个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的世界中还真是个异数。这使得他晚年的“道”、“术”既失衡又分裂，可爱者不可能，可能者不可爱。毛的“术友”从林到邓也不知凡几，段位一个比一个高;至于“道友”，则形影相吊，只好向少经历练、不知深浅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去物色了。

 　　大跃进发动的1958年，狄克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这让毛见到了难得的知音——虽然毛也觉着他的观点有“偏颇”之处。这篇文章矛头直指为共产主义所不容、但中国共产党一时半会儿还不得不容的“等级制”即社会不平等——或听起来怪怪的“资产阶级法权”。狄克认为，当年解放区“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的局面及其所依托的供给制，才是如今中国该走而且也能走的正道。同年，上海市在南郊兴建普通工人和领导干部混居的东安新区。过了一年，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带着市委的干部及其家属搬了进去。又过了一年，柯庆施率部又搬了回去，因为，据狄克女儿维维在此书的访谈部分披露，周总理批评了柯庆施：你这样做是不是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周的话在原书中为间接引文)?对于这次空前彻底的“继续革命”实践及其流产，不知毛是什么反应。但二十多年前当王实味批评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五等”时，毛明确批评那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毛自己后来批评中共的等级制，也用过“衣分”“食分”“人分”之类的表达)。再就是七八年后，当狄克领导的造反派效仿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最彻底的巴黎公社，为新政权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被毛以有碍政体、国号为由给否了。

 　　这其实是毛的一次自我否定，是他现实主义的“术”在拦着拽着他理想主义的“道”。在既有的社会、历史和人性前提下，二十世纪的理想主义在追求社会平等的道路上能做什么、能走多远，毛那一代摸爬滚打出来的革命家不可能一点感觉一点直觉都没有，但这方面的实践积累和理论准备的确远远不够。不往前走吧，那革命革什么呢?往前走吧，又极容易走过或走岔了。毛对于大跃进大食堂的惨败虽然嘴硬，但想必心存戒惧，因为后来他对于“一大二公”“人人平等”再没表现出“只争朝夕”的急切，就连翻天覆地的文革对这一块也并没太大扰动，也就是取消了“奖金挂帅”之类。毛说“要有差距，但不要太大”，认为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只能对不平等或等级制进行限制，这实在是一种不说保守也相当温和的态度。但他心里确有“一万年太久”的不甘，而狄克成了毛这一心事的代言。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试图一举铲除三大差别，一步跨入“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网上都说是得到狄克的指导，并不可信，但柬共的激进的路子跟狄克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气味相投倒也是真的。据郭罗基先生的文章《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毛1975年接见波尔布特，听他描绘柬埔寨的社会蓝图之后表示，自己的社会主义试验在中国大部分都失败了，希望柬埔寨成功，并说“你们大胆干吧”。不知道治史出身的郭先生引述是否有据，但波尔布特确实大胆干了，干的结果则又是一场人间惨剧。这类惨剧让社会主义运动声名扫地，在心理上为中国和世界的极右反弹扫清了障碍。

 　　构成所谓“张春桥思想”的那两篇文章，无疑阐发的是毛继续革命的思想，但重点却都落在一般意义的社会差距或社会等级，而非共产党国家权力阶级的腐化蜕变。就前者而言，在漫长的以往和不知多长的以后，按劳分配辅以对多劳多得的适当调控(例如50、60年代几次高干降薪)，是理想主义者从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制度那里所能争取到的最佳分配制度了，而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只可能存在于特殊的时期(如军事共产主义)和个别的亚社会(如某些宗教群体)。至于后者，似乎并非狄克的主要理论关注，他既没强调、更没放大毛对权力阶级腐化蜕变的不满。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狄克投身的文革造反行动就是对这不满的最好阐释。

 　　文革的疾风暴雨无疑是对权力阶级的巨大震荡，但这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性价比姑且不论，毛以最大当权派兼任最大造反派的先决条件就千年不遇，遑论“七八年一次”了。应该说，毛直面了权力阶级的真问题，但文革实在不是什么好办法。狄克寄予厚望的供给制可能是更坏的办法。供给制其实部分保留了下来，而且偷偷演变成权力阶级的特供制——比“资产阶级法权”腐朽得多的封建特权。这种几乎干什么都能到“革命工作需要”那儿实报实销的封建共产主义特权，在毛时代还只局限在部分高层，到了改革开放尤其近二三十年，则蔓延成几乎整个阶级爆瞎眼的贪腐。

 　　其实，对于权力的蜕变，文革的震慑力过了头两年的休克期就很难说了。据维维在《家书》访谈部分回忆，到了文革中期，许世友曾叫她参军，还把打猎打到的两只豹子，送了一只给他父亲，据说有牛肉的味道。看来，作为文革制度创新的“三结合”权力结构(领导干部、军队负责人、造反派代表)，其中的老三既管不住、也没想管老大老二的公权私用(否则许司令不会傻到往“眼镜蛇”手里送把柄)。又据狄克下属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回忆，他文革后期曾私信狄克，反映王洪文生活腐化的情形。则成了权力新贵的这位小老三，没等到七八年也开始管不住自己了。公允地说，许、王的行为在当年尚不典型，放今天除以徐才厚、谷俊山更约等于零。但它们的确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天然趋向，这个趋向时间长了，文革模式是拦不住的。对于今天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文革只能充当一个临时寄存处(有时也就是一种修辞手段)，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路线图或施工图。要有效地监督权力阶级，还得另辟蹊径。

　　说来可惜，漫长的狱中岁月，并没成就一次对文革失败的独特反思，对中国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和教训的从容整理。狄克本来能够以近距离的当年学徒加远距离的他年回首，帮其导师修正、丰富、总结其确有异彩也确有缺陷的晚年思想。但他的思路和视角还是老一套，只能尽忠守节，不够重新出发。在思想上重整旗鼓、重新上路，失败的政治人物有外在的条件，但未必就有内在的需求。

 　　对于狄克这样把自己定位为毛主席“秘书”或“护旗手”的人，也许余年的最好生存方式就是成为一块信念的石头，在流云下等着，在流水边看着，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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