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

　　高和分享于3月4日发表黄纪苏先生对《台共党人的悲歌》一书的评论，当日，《台共》一书作者蓝博洲先生在其微信转发这篇书评时评论：“如果黄纪苏都表现出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不知道大陆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好期待的!也不必再谈什么格瓦拉了!”，一时间，蓝先生微信朋友圈的岛内海外朋友议论纷纷，留言多达近百条，两万余字。直到3月30日，黄纪苏对此给蓝博洲邮件回应其书评原意。高和分享在征得黄蓝二位先生同意后将其中一小部分评论内容及此邮件一并刊出。

　　早在2010年，《SOHO小报》连载马立诚先生“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引起广泛关注。时隔五年，这些社会思潮出现了进一步演进分化，黄纪苏先生的这篇邮件回应，也是为这种演进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黄纪苏的回复邮件

　　博洲兄，你好!

　　来信及“争议”文字早已收到并拜读了。没有马上回复，一是最近事情较多，二是想稍作沉淀，把问题再想想。

　　“道歉”的话真是见外了。你我道义之交，彼此相待以诚，友人转来你对拙文的评语时，我初感意外，旋自喜看人不误：仁人君子理当如此。

　　首先得承认，你和邱先生批评得很对，我对台湾共产党的历史既乏了解，对当今台湾(统派)左派的处境也少体会，一味用台湾的酒杯浇大陆的块垒。太过自我以至反客为主，这即便不算我作文的通病，也是我评介友人作品时爱犯的毛病。你可能不是第一个感到不快的。我以后会更加留心这个问题，尽量改正。

　　你批评我“历史虚无主义”，其中似有误解，但好像更是“误读”。这个“误读”的实质，在于你我站在不同的位置对大陆执政集团的性质以及中国社会的性质感受和理解上的差异。你反复强调的“起张、季于地下”那句话，罗冈君认为我只是在讽刺李锐一类人抛弃革命初衷，其实不仅于此。当年的革命者尤其是其中的知识青年，后来“大彻大悟”(他们自己常用的词)、觉今是而昨非的情况非常普遍。不少人确如李锐，前三十年遭受不公正对待，形成创伤性记忆，于是孤老太太似地说个没完。但更多的人是眼见后三十年执政集团走精英路线，抛弃下层民众，使革命、社会公正连同自己曾经的热诚、奋斗以及升华通通化为一场虚无，因而心生幻灭，入佛门者有之，皈依基督者有之，改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说来还算积极入世的了。所以，“起张、季于地下，谁又敢保证老两口不会彼此搀扶着一路小跑加入‘两头真’的行列，逢人就宣传‘人类普世价值’呢?”，并非是对死难烈士有所不敬、笔下一滑的嘻戏之言，实乃基于历史事实和社会逻辑的痛心之叹。当然，你可以批评他们不该幻灭，我也希望他们最好别幻灭，但比个人立场的转变更重要、更具决定意义的，是执政集团整体性质的改变，是大陆整体社会性质的改变。恰恰是这个转变“虚无”了历史。而这个改变，恕我直言，也是许多大陆以外的左派或出于政治血缘所不忍见、或出于认识距离而不及见的。韩国有位左翼教授白元旦，她父亲曾代表劳动阶级竞选总统，当年想到社会主义的故乡来朝圣，到了北京面对的却是一派资本主义大忙景象，只好提前打道回府。其实，大陆的很多“左派”(我现在只能不厌其烦地替他们打引号)也不能正视这个转变，当然他们另有原因。

　　我本人的立场观点一向比很多左派要保守也“暧昧”(用他们批评我的话)得多，以至曾有朋友说把我“搁左派堆里嫌右，搁右派堆里嫌左”。毛派、文革派思潮当年一激进——好像要重上井冈山的样子——就把我落在了右边。近年来随着中国华丽崛起，很多左派一个箭步从红卫兵变成党卫队，又把我落在了左边。这有点像荒诞剧：我始终没太动窝，是别人在运动，结果把我运动到了毛主义的隔壁。其实，我思想和情感虽然基本在社会主义一方，但我对前三十年、对毛并非没有质疑，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并非没有认同，对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并非没有同情，就是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我也都抱有一定的理解。我能够接受一个复杂多样的社会。我只反对走得太远、做得太过。我今天反对极右的现状，退回文革或再来一遍文革，我照样会反对极左的现状。我讲这些，是因为感觉你说“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可能也包含了我对现状否定过多、迹进极左的意思吧——也许是我“误解”或“误读”了。

　　行文至此，颇觉书不尽意。我想兹事体大，说来话长，还是等你来北京时我们当面好好聊聊吧。

　　祝好

　　纪苏

　　蓝博洲朋友圈及脸书议论

　　蓝博洲|本书作者

　　关键是对这段话的理解：“起张、季于地下，谁又敢保证老两口不会彼此搀扶着一路小跑加入‘两头真’的行列，逢人就宣传‘人类普世价值’呢?”。岛内海外朋友都觉得有问题，这也不该是我向来尊敬的纪苏兄的态度才是，所以很讶异，失望!

　　邱士杰|台大历史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也就在这里。无论他们主观上多同情或者尊敬台湾左翼的这些历史，台湾左翼的真实状况或问题到底为何，很多内地朋友并不是真正关心。台湾问题终究只是用来批判大陆的现状的媒介。这就让台湾左翼成了评判中国的“方法”。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又是有机而特殊的部分。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应该也要注意甚至重视台湾左翼本身的主体性。只有注意到这份主体性，才能理解张志忠等人是怎样从殖民地台湾走向革命台湾与中国革命。而这种历程并不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多数参与者都拥有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挫折固然是台湾左翼无论如何必须承担的问题，但绝不能因此反事实地将台湾左派消融在他们不能负责的历史过程之中。

　　尾崎崇实

　　那些人将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者和革命者镇压反革命等量齐观，将反革命暴力和革命暴力都视为抽象的「暴力」，其实也说明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NaicyChen|东海大学

　　现今全球的青年都是历史真空的一代，老一代为争得阅听率，也开始装年轻虚无了起来!

　　罗岗

　　纪苏和他相处，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文风有时套用鲁迅的说法，失之“油滑”，这里是油滑的本意，写着高兴，就被话带过去了，滑过去了。因为不满意大陆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做派，他的批评也许狠了点过了点，但我还是能理解的。说他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有点误解了。

　　杜继平

　　“《台共党人的悲歌》及其坚韧漫长的写作过程，算是又提了回醒。”纪苏兄这篇推荐文的结语，是他本意的落脚处，也是全文最重要之点，你们竟然全没看懂，这是对博洲及他这本书极高的肯定，竟然还是落了个历史虚无主义的贬语，扯出一堆无谓的议论，好心给当成了坏意，真是可叹!请好好体会纪苏兄这句话的含义，博洲真该向纪苏兄道个歉。

　　钟秀梅

　　老杜與曾健民要藍博洲跟黃紀蘇道歉，這一連串的情緒加對話都不是孤立的事情。我不希望是茶杯理的風暴或是外界看左統的笑話。

　　陈仁端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反复读它，并思考着黄先生那篇文章的含意以及其所引起的争议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我的思路还没有整理清楚，过两天我就要去北京、上海等地，现在先把我的初步感想谈谈做为回信，有错误的地方敬请指教。

　　先说明很遗憾我还没有机会读到您那本新着《台共党人的悲歌》，而关于黄纪苏先生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国内知名剧作家，着有《切‧格瓦拉》、《中国不高兴》(合着，此书鼓吹“持剑经商”的部分则不敢恭维)等多数著作,所以实在不敢冒昧作什么评论。

　　首先我觉得黄先生那篇推荐文是很坦诚的,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值得大家认真思考和反省(黄先生自己也一定在反省)——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革命先烈，如何看待他们的牺牲这个问题。黄先生文章里提到“果粉”、“两头真”等等“那场革命后来的故事”，觉得实在看不下去，更觉沉痛。而今读完博洲先生的《台共党人的悲歌》，“感觉像是从岩石缝里钻了出来”，说自己一直不大好意思以“左派”自居,“《台共党人的悲歌》及其坚韧漫长的写作过程，算是又提了回醒”。

　　您和邱士杰先生认为关键的那一段委实有如您所说“引喻失当”之处，易使人以为对死者不敬。但如果仔细阅读黄先生的文章，想必不至于有“历史虚无主义”,“冷嘲”等误会吧。黄先生转来的响应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邱士杰先生批评黄先生文章里那一段文字“实际上是拿台湾的惨史作为他批判当前大陆现实的媒介”，则实在令人遗憾。据我的理解黄先生那篇推荐文从头到尾都从整个中国革命的视野而说事，并没有分什么大陆、台湾,而这一视野往往是我们所易于脱落的，批判大陆的现实正因为那也是属于我们的事罢了。这一点我赞同杜继平先生的看法,即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我们对大陆的现实认识不是足够而是很不够所致。

　　最后我同意博洲先生的总结：“这次纪苏引发了两岸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核心的问题，应该好好讨论才是”。我建议以此为契机由博洲先生发起构筑两岸知识分子互相讨论的平台，不知是否可行?

　　Z.O.Y|师大历史系

　　要将殖民地认同化为祖国认同的时机已过，也就是说伤口仍未愈合的情形下，偏要搔痒揭开伤口是很要不得的。

　　曾健民

　　仔细读了纪苏的评文,直觉得他整篇都是历史感,说他「历史虚无主义」确是失礼!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感才会有那么沉重的现实批判,且纪苏的自省力还是矕强的 ,倒是我们要好好自审。

　　靳大成|社科院

　　博洲，前面的按语，是你的看法吗?如果是，我想里边有可以细化讨论的地方。至少历史虚无主义恐怕不是老黄的问题。这可以讨论。

　　原推荐语

　　《台共党人的悲歌》我一直想谈谈却一直拖着。这本书是去年秋天读到的，读完合上书，感觉像是从岩石缝里钻了出来，以后一想到还要钻回去就不由自主地深呼吸。要不是今天朋友的一句微信，我还会一拖再拖。

　　这部传记的主人翁是两位鲜为人知的共产党人，台湾籍的张志忠和他的江苏妻子季芸。他们都是上世纪前半叶参加共产党的知识青年，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张志忠担任中共台湾工委的军事负责人，季芸在学校教书——不光是掩护，也是生计。二二八事件后，台共发动军事起义，由张志忠领导。起义失败后，他们转入地下，后双双被捕，先后就义。这其实是上世纪那场革命中司空见惯的故事。当年关在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得知新中国成立，兴奋之余用被子面制作了一面国旗。由于只知“五星红旗”而不知具体图案，他们凭想象在旗的正中摆上一颗大五星，四角各一颗小五星。这些五星的角很平缓，其实就是个五边形每边弧进去一点，显着丰满而柔和，就像母亲怀中婴儿的脸庞。这些革命者本打算举着它冲出监牢与解放大军会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倒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里，当新中国的太阳照到他们身体的时候，弹孔中的血还在流。张、季夫妇也属于“赍志而殁”，却更让人压抑。且不说他们的尸骨连同身世早已委诸荒烟蔓草，他们遗下的一个儿子后来加入国军，据说还要派回大陆从事地下工作，其惨毒远过斩草除根。不过这孩子后来自杀了。行文至此，不知为什么想起陈寅恪先生“元佑党家犹有种，江潭骚客已无魂”的哀痛之句。

　　把张、季的故事同他们以及无数青年殒身不恤的那场革命后来的故事放在一块，让人更觉沉痛。那场革命后来的故事他们没看到，我们都看到了。近日网上有文章指某开国元勋的后代富可敌国，一位友人发来激愤的微信，说这让“整个中国革命看上去就像一场骗局了”。其实，不用等这类文章“揭秘”“起底”，老少权贵们举着这场革命的产权证虎咽鲸吞、比起这场革命当年兵锋所指的巨蠹国贼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就不是秘密了。我有时在微信朋友圈里会跟一些“果粉”争辩，他们对当年国民党的病态美化，对当年共产党的病态丑化，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但他们的现实所指谁又能说就错了呢?今天的无产猛虎、共产苍蝇，别说不如今天的国民党，就是当年的国民党谁又敢说他们就如呢?起张、季于地下，谁又敢保证老两口不会彼此搀扶着一路小跑加入“两头真”的行列，逢人就宣传“人类普世价值”呢?

　　博洲先生以数十年时间寻绎史迹、复原史事，为死难烈士立传。如此惛惛之事、冥冥之志，仿佛千年前敦煌、云冈崖壁上孤独而执着的斧凿声。我接触到的台湾“左翼”学人，身上多有一种质朴方正之气。道理想来也简单：共产党在那里一直是扑杀的对象，这些年也只是不用坐牢而已，想荣华、谋富贵、耍威风的人都去了别处。而在大陆，“如何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属于国家级社科基金招标项目，什么样人招不来呀。如今“左”在不少人那里越来越是梯子、棍子，越来越不是担子了。我一直不大好意思以“左派”自居，这其中确有跟他们观点不大一样的原因，也有老模老样不适合左岸小挂件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真正的左派须要担起高远的理想和沉重的人生，像我这种游手好闲、没事爱溜个胡同跳个广场舞的人就别逞那个能了。《台共党人的悲歌》及其坚韧漫长的写作过程，算是又提了回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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