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春节，城市中产阶级潇洒地出国旅游，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为了能够买到一张火车票，和家人短暂团聚，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时至今日，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大军已经突破2.7亿。一方面城市越来越畸形繁荣，农村却越来越衰败。

　　农民工外出打工，似乎是为了闯世界，见世面，求发展，但同时也是生存所迫的无奈之举。那么，这种状况又是如何造成的呢?严海蓉老师带我们追根溯源，反思改革前后城乡政策的大逆转，以及这种政策带来的社会后果。正文官方媒体和学术界主流都庆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世界观的大调整，认为“拨乱反正”终于使中国上到“发展”的正道上来了。马克思曾指出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里只看到原始积累是自由和解放，今天(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主流媒体和学术界从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看到的是解放和发展，尤其是农村青年一代的自我追求，看不到这是无奈的出走，而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

　　毛泽东时代的去城市化

　　在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代不同的现代性方案下，城乡关系有重要的不同。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是以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特征，而改革时代则是以中国重返和认同全球资本主义大市场为特征。相比较而言，在毛泽东时代，政策的倾向对城市不怎么优惠。现今的一些海内外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的政策是遏制城市的。

　　当时的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城市是被改造的主要对象。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久就制定了旨在进行积累和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发展策略。就城市而言，发展策略就是要把中国的城市从颓废的、掠夺性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费城市改造为艰苦朴素的生产型城市。

　　投资和计划的重点不强调城市的扩展，资源的配置和供给也不倾向于现有的城市，尤其是沿海的大城市。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是对苏联式的中央计划模式的一种放弃，转向依靠中国城乡老百姓自发的热情和创造力来加速实现共产主义，其中，农民的热情和创造力占有很高的地位。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小规模工业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对其重视的程度可能甚至大于城市里的苏联模式的大规模企业。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搞了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大规模地向中国内陆省份转移，客观上促成了工业在整个国家的一个更为平衡的分布。

　　在六七十年代，农村是意识形态的高地，是城市知识青年锻炼自己的广阔课堂。大寨是全国的样板，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的主体基本是农村，而不是工厂。

　　尽管目前学者们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策略上是否有反城市的倾向还有不同的看法，但那时的发展政策的确把以往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工业化和城市的特权地位的共生关系割裂开了。当时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在“艰苦朴素”中求得发展。

　　改革时代的城市中心主义

　　在改革时代，国家现代性的标志是转轨和接轨，使中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打入国际市场，国内服务行业的兴起，所有这些都靠着大量的流动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撑。这个重大世界观调整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了一个以农村虚空化为代价，以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方向。这个双方面的过程从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几个层面展开。

　　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转轨以来，城市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车头，在改革开放的商品经济的建设中占着制高点的地位，从“生产型”城市向“企业型”城市的转变。无独有偶，戴维·哈维在描述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发达的资本主义时，分析了在灵活积累的机制下，城市的职能从“管理型”(管理社会服务)走向“企业型”(确保投资和发展)的转变。一九八○年后，为吸引外资，中国陆续建立了经济特区。在国家的新的经济部署中，重点城市成为商品经济的中心纽带，在资源的调配上得到国家的优先考虑，在决策上比原来有更大的自主权，不断地扩大其规模效应。一九八二年的经济发展十大方针里，有依靠大城市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这一条。Kirkby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注意到了这种集团化的发展趋势，评述道，“中国的经济学家毫不犹豫地承认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城市和地区的等级关系。他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制度化会加速经济的发展”(一九八五)。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的类似“市管县”这样的行政体制改革，让城市摆脱了过去管制它们的专区一级的领导，使城市能够为自身的经济发展直接利用周边区县的资源劳力。这样，城乡统筹的发展原则和专区作为它的某种制度保障被抛弃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政职能的重新调整，城市又重新具有了现代文明中心的优越地位。“现代”和“文明”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建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它们指代资本和发展，而且在城市里拥有了永久居留权。一九七八年，国家下达了一条行政指令，把城市工商业利润的5%用于城市的住房、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在这之前所有的资金都是用于国有企业的再生产投入。这道新的命令带来了八十年代初期城市建设的高潮。

　　国家对农村的投资锐减

　　一方面国家使城市发展在策略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断下滑。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是总投入的7.1%，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间为11.3%，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为17.6%，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为10.7%，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为9.8%，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为10.5%。而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却下降为5%，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年则进一步降到3.3%(Kam Wing Chan,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改革开放的十一年里，即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年，中国总的基建投资从五百零一亿元增至一千零七十三亿元，增幅为240%。而这一时期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只从五十三点三亿元增加到七十点四亿元，只有34%的增长。从整体上看，农业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例从一九七九年的10.6%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2.8%和一九九四年的1.7%。当然仅从这些投资数据上来比较两个时代的农业农村政策是非常片面的。此处罗列的数据不是用于概括，仅仅起一个示意的作用。这些财政数据还没法反映建国的头三十年里农村小工业和城市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国家对水利、造田、治洪、农村医疗、农村教育方面的巨大的政策人员和间接的财政支持等等。

　　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这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的确一度出现过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兴旺局面。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要归功于杂交水稻改良、水利体系的完善、化肥生产线的引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的提高和放松了对农产品的统收统购。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一九八五年由于化肥和杀虫剂的生产转为市场调控，这两类产品的价格比两年前的一九八三年分别上涨了43%和82.3%。与此同时，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却下降了28%(高默波，Gao Villag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到了一九九八年，种一亩水稻的收入一般在二百到三百元之间，种一亩棉花的收入一般在五百元左右。据政府的内部统计资料，城乡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零点五九，超过了报警线零点四。安徽无为县的一个乡镇党支书公开承认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们那里的农业生产就一直停滞不前。尽管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些年里，城乡收入差别曾一度缩小，但在一九八五年后又开始拉大，到了九十年代则更大，比一九七八年前还要大。与此同时，随着农村改革，生产私有化，过去有限的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和医疗保障也消亡了。农村成了国家经济投入策略中被遗忘的一块荒地。

　　农村被主流文化污名化

　　自八十年代中期始，在农业生产低迷不前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落后”和“传统”这样的字眼也成了农村的代名词。在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新的现代性的观念在形成，一种新的参照系在形成，这使人们对历史，对过去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描述和诠释。过去那种纵比旧社会的豪迈和自信感觉已经荡然无存，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知识精英横比西方，认同西方人眼中看这个农民大国的感觉——“贫穷和落后”。

　　城市目的论不断地把农村纳入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意义表述体系中，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外，除了是空洞的“传统”和“落后”的代名词外，不再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是意识形态上农村的虚空化。今天在城市里，“农民”成了愚昧、无知和不文明的代名词。这种把农村构建为传统的荒原、把海外投资热地沿海新兴的城市当作文明的窗口的八十年代启蒙话语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二十世纪早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的现代性。这两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都是借用一个想像出来的普适的西方现代性所具有的权威，把“中国的传统”放在了惊人类似的位置。

　　承包田成了福利田

　　农村的虚空化更深地体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上。在许多地方，土地从生产田变成了福利田。学者和政府把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的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在安徽和其他一些省份，劳动力外流导致大量土地被抛荒。这种抛荒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在无为县，农户一年种一季而不是两季是很平常的事，当地的农业通讯称之为“半抛荒”或“隐性抛荒”。如果专家学者们称外出的年轻人为“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抛荒田该是农村富余土地了。

　　八十年代种田还能带来收益，而现在不同了。农民们说，种地只是为了保口粮。各种资本组合的大小企业正在把数以百万计的青春年华的农村劳动力吸进他们的血汗工厂里，没有福利和保险。每年数以万计的工伤残病劳动力回到农村老家，依靠最后的福利田活命。在市场变幻莫测的供求关系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大积累的大潮中，在不管什么企业都想在这个过程中分一杯羹的喧腾中，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而吸收伤残病余人口。所以，出来的不是剩余劳动力，而留守家里的才是剩余劳动力。当农民工的工资不足以支付他们在城市里进行后代的再生产时，养育下一代的任务则由农村来承担，这是农村补贴城市，农民补贴资本。

　　八十年代的生产责任田到了九十年代变成了福利田，用来承载那些伤残病余人员和下一代农民工。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农村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日益萧条的农村，他们看不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所以，他们说“在农村没有出路”，这是他们对问题的最准确的表述。

【责任编辑：樊肖扬】

• 上一篇：第一页
• 下一篇：巴西农民占地运动：21世纪的农民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