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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研究

毛泽东告诉美国国务卿两个理论逻辑

发布时间:2020-05-31 来源: 理论中国作者: 理论中国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这是最近网民们在谈到中美关系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经常引用的两句话。

 

这两句话,出自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于1949年8月写下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文章的起因,就是要回应1949年 8月美国方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发表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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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美国政客们讲了两个逻辑、两条定律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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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美国政客们讲了两个逻辑、两条定律: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我们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他提醒那些还存在幻想的人们: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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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朱德接待美军观察组)
 

亲自部署消除一些人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西方政客和敌对势力惯用的谎言手段面前,如何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如何教育人民搞清真相、分清敌友?这是当时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重大历史关头,会出现有模糊认识的人,甚至“有错误思想的人”。对这样一些人,需要“进行说服工作”。

毛泽东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候,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这种“破坏和捣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没有停止过,为此,毛泽东告诫那些干涉中国内政者要“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应当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院于 1949年 8月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发表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白皮书详细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 1949年的 5年间,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最后遭到失败的经过,公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但却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对中国的关切”,“对中国的友谊”。还公开声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摆脱“苏联的控制”。

这份白皮书,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真实记录,从另一方面展示了美帝国主义者侵华的罪行。为了帮助党内外人士提高警惕,并说服一些思想糊涂的人甚至“有错误思想的人”,毛泽东通过修改或起草新华社社论等方式,亲自做工作,并号召:“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经毛泽东亲自安排部署,中国共产党从 1949年8月中旬至 9月中旬,连续以新华社社论形式,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六篇评论。这六篇评论中,后五篇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些重要社论文章,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面目,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社论中,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在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时,他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警告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并提醒人们:“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社论中,毛泽东揭露了美国试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明确表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并指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这篇社论中,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指出:“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在《“友谊”,还是侵略?》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回应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友谊”还是侵略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毛泽东列举了 1840年以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回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原因在哪里的问题。毛泽东深刻指出:自 1840年到 1919年间的 70多年中,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反抗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明确告诉人们,是自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在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作用”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因此,他提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还批评说:“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毛泽东在文章中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通过这些回答,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世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帝国主义者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中华民族被压迫和被侮辱的日子,将永远成为过去,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由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了可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全新的中国,已经翻开了“从此站起来了”的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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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大会堂)
 


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经过 28年艰难探索和浴血奋战,迎来了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的历史新纪元。这年 9月 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上,通过了一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其中明确写道:“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就在这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毛泽东还回答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在回应经济悲观论调时,他指出:“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回答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构架时,他指出:“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回答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时,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人民万岁!”

 

(资料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杨明伟、郭红军文,《1949年毛泽东回答的几个大问题》)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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