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
“耶稣会士给中国带来科技”——这或许是西方伪史最大的冷笑话黑幽默。
如果耶稣会士真的如此“高尚”，那唯有置疑耶稣教是否存在了。
这完全违背了耶稣教的宗旨，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背叛，是要被烧死或炮决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就是最好的榜样。
更何况，欧洲中世纪的“原生态”，连表达知识的语言都不具备，连基本的天文地理学都未掌握，连打破阿拉伯人的垄断丝路贸易都没能力，又怎么可能指导中国科技呢？
“耶稣会士试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而不是为了拓展科学主义。”
时至今日，西方主流都没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概念，以后也不会有！
前 言
美国肯塔基州大学教授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K. G. Temple）著《中国：发明的国度》，写道：“作为三千年来无可争议的发明与发现大师，中国人最早发现了太阳风、血液循环和性激素。……古代中国在工程、医学、技术、数学、科学、运输、军事和音乐等领域的贡献，（在18世纪）激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
在利玛窦来华时（16与17世纪之交），西方的科技几乎为零。
笔者已发文证明“文艺复兴”是19世纪虚构的，而意大利则在利玛窦前后的数百年一直深陷战乱。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欧洲缺少表达科技或知识的语言文字，它是在利玛窦死后大半个世纪通过撷取中文“表意”而形成的。
与此同时，也就是17世纪下半期，有两位欧洲精英如是说：艾萨克·福修斯（Isaac Voss,1618—1689）感叹“全世界的科技加起来都不如中国”，罗伯特·胡克（1635—1703年）呼吁“打开中华帝国这个‘知识王国’的大门”。
再说，利玛窦时代的欧洲农业基本上是原始性质的，远不如两千多年前（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水准（罗伯特·坦普尔）。
图 罗伯特·坦普尔 著《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现与发明》
（一）颠倒黑白的传教士神话
西方无休止地夸大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作用，特别是吹嘘“耶稣会士为中国提供了近代化的机会”。——荷兰天主教鲁汶大学《中欧年鉴》
西方科技史总是强调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美国莱康明学院教授埃米·戈拉尼愤愤不平地说：
直到最近，对于1500—1800年间的世界科学史，主要是以欧洲为主轴来写的；即使是“比较研究主题”，也是以欧洲为参照系来展开的。因此，自1555年以来，中华帝国晚期与近代早期欧洲在自然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西方中心论所描绘的现代科学兴起的画面，服务于这样一种“刻意的历史目的论”（single-minded historical teleology），即：它宣扬欧洲的“成功”和非欧洲的“失败”。进而，如此叙事都是毫无评判的再现“17世纪以新教徒为基础的科学革命”，并且追溯到“中世纪”——“现代科学的天主教的根源”。
下面分析两个具体学科：天文学和地理学。
第一，天文学。所谓的耶稣会士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是真的吗？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埃尔曼说：在16与17世纪之交，“利玛窦及其同事不可能提供任何技术专长，帮助明朝解决其历法问题，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耶稣会士试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而不是为了拓展科学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潘尼迦（K.M.Panikkar,1895—1963）批评：“……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被大大夸张了，他们的‘科学贡献’是不确实的。我们应该记住：耶稣会士汤若望被任命的工作是在‘占星台’，却被称之为‘天文学’；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科学。……汤若望（报告）是不诚实、不道德的。”
第二，地理学。按照西方和西化的“常识”，利玛窦为明朝绘制了“世界地图”。香港学者李兆良揭露：“不是利玛窦，是郑和时代的中国人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
应该指出，在利玛窦—莎士比亚时代（16世纪下半期和17世纪初）的欧洲，正在形成中的文字还只是地方性或教派性的，而不能表达知识；所以，弗朗西斯·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应该作为欧洲文字改革的样板。因此，那时的西方人怎么可能会具有像“常识”所说的能耐呢？！
根据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魏斯金（Thijs Weststeijn）两位教授的研究，是在17世纪（应该是利玛窦死后许多年），汉学派生了西方的新文字和地理学的形成。
图 西方中心论说教称“耶稣会士给中国带来科技”。
（二）科技的源头在此不在彼
中古世界被标记为“中国千年”（Chinese Millennium）。……中国是亚欧经济的引擎，……并在18世纪的后期促成了西欧的工业化。——圣智学习出版公司（CENGAGE Learning）《全球历史》
利玛窦及耶稣会士带入中国的是旧神学，而从中国带回的则是新知识——奠基西方“科技～工业革命”。后者的源头在中国，但为什么它的爆发不在本土，而在欧洲（李约瑟难题）？解答如下：
科技是双刃剑，它的“革命”很容易导致天灾人祸的不断升级，最终把国土变成废墟，而功败垂成；除非发生在“世界通衢”，而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
实际上，自从两千多年前的“铁器革命”以来，中国朝着“科技～工业革命”冲刺已经有许多次了；但在现代阶段之前，即在“世界联通、全球缓冲”之前，每一次冲刺在其达到一定高度，就会发生失衡，而走向反面——“天下大乱”。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就形成了“周期律”。究其根源，历史中国的发展囿于本土环境（不同于现代人可以利用“全球生态”），而越来越受制于国土生态极限和亚太地理瓶颈。除非掌握现代技术手段，对于广土众民之“外向发展”来说，太平洋不是通途，而是障碍（距离彼岸大陆太远）。
应该指出，在世界历史上，中国这片土地几乎是唯一适合于文明的发祥与发展的——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纬度适中，不南不北；处于最大的海洋与洲陆之间的“水循环圈”之中，雨热同季。相比之下，低纬度（南方热带）则挑战太小，高纬度（北方寒带）则挑战太大；中国以西或为干燥区，或为“非时雨”（降水与植物生长期相反），而欧洲则是：非时雨＋高纬度（阳光稀少）；凡此，都不适合于古代文明与发展。〔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是西方中心论根据中国历史与编年方法，长期伪造的结果〕。
正由于同样的缘故，历史中国囿于自身环境，而很难向外发展，尽管她也不断向外冲刺。
周期律是历史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来看近代之前的世界历史存在两种模式：
中华圈外〔神的社会：强制静态或无序运动〕→ 低水平的生生灭灭（自然律）→ 终古原始停滞
中华圈内〔人的社会：契合自然与有序运动〕→ 发展型的大起大落（周期律）→ 从量变到质变｛现代“井喷”——爆炸性效应（科技～工业革命）…→资本周期…→世界大战……｝
现在回答“李约瑟难题”。陆海丝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和四大发明等，开始联通世界，这就意味着历史中国的“发明～发展机制”从量变到质变；后者发生的地点一定是在“全球天下”之中，自然而然地选择更适宜、更通达的地理环境。而与此同时，技术传播则把欧洲“海洋地缘优势”提升起来，使之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因而使西方人能够首先利用“全球性生态”。
然而，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地缘优势”和发展中心都是会改变的，即：
19世纪在欧洲→20世纪在美国→21世纪在中国
图 人类社会进化或进步的奥秘：古代中国的“发明～发展机制”，经过“从量变到质变”，变成了现代“科技～物质文明”。
（三）旧神学与新知识的区别
在17世纪，中国历史构成‘欧洲认同’这一事实，表明缺少文化优势的西方遭遇了知识上的挑战。——美国历史学家、贝勒大学教授蒙赫洛（David Emil Mungello, 中文名：孟德卫）
我们现在讨论利玛窦及耶稣会士带来和带走的东西。本杰明·埃尔曼指出：
在17世纪的中国，耶稣会士像似积极促进新知识，例如天文学；但并非是“西学东渐”，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很流行，他们必须适应形势、投其所好。如果西方人不参与讨论或辩论（新知识），耶稣会士就会被赶出去。至于许多学者认为“耶稣会士把西方的现代科学带到中国”，那不是事实，而中国则从一开始就拥有科学。耶稣会士属于天主教，其“知识”与现代科学是两码事。我觉得否定中国科学根基的态度，是不对的。
来自罗马教廷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所具有的“学问”，后来被称为“经院哲学”；但实际上根本谈不上什么“学问”或“哲学”，因为欧洲人表达知识的语言概念（“哲学语言”），是在利玛窦死后大半个世纪才从中国获得的。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姑且使用“经院哲学”这个词语。然而，经院哲学与那种酝酿“科技～工业革命”的新知识，是格格不入的。欧洲在17—18世纪从中国借取了“新知识”，经过改造和升级而产生“科技～工业革命”，到19—20世纪又传回中国，被称之为“西学”。
正由于包括利玛窦在内的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的不懈努力，把“新知识”从中国搬运到欧洲；才会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专家级的“传教使团”，他们来华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搜集更全面、更系统“新知识”。后者是莱布尼茨和新成立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科学院所指望的，用它演绎西方知识体系（西学）；但其前提条件则是，使西方的语言文字从汉语及汉语文献中，摄取含义与概念（哲学语言）。蒙赫洛婉转地讲述了这番道理，即：
利玛窦的形象和声誉均如此强大，回荡于17世纪在华耶稣会士的事业中……。然而，他的经院哲学截然不同于新的知识传统，后者是17世纪欧洲接受中国（成就）的关键。……更具深远意义的是1662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1666年成立的巴黎科学院和1700年成立的柏林科学院。1685年，六位法国耶稣会士（包括白晋）前往中国，成为这些科学社团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们得到了欧洲新知识的主要倡导者莱布尼茨的支持。……首先是寻找通用语言。……莱布尼茨认为……应该用一种真正通用的语言来取代拉丁语。……培根的建议，中文能够符合“真正的字”的标准；它被英国人乔治·达尔加莫（George Dalgamo）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所采纳，用来设计“普遍通用语言”。……作为寻找通用语言这个项目的一个分支，是试图创造“中文密匙”（Clavis Sinica ）——可以加快汉语学习的钥匙。尽管开发“中文密匙”只是在柏林，但它引起了全欧洲学者的兴趣，伦敦皇家学会也去询问。……1685年法国耶稣会士来华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改进法国的航海图和全球地图。
图 利玛窦时代的欧洲宗教与世俗知识——真实的“人与自然”——水火不容，所以，那个时代的传教士怎么可能会“传播科学”呢？
（四）揭开耶稣会士的假面具
耶稣会在中国的事业有欺诈，这似乎是一个骗局，……一个以宗教为名的骗局（a hoax in the name of religion）。——《过去的真相》（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迈克尔·瑞安）
西方大吹特吹“耶稣会士对华贡献”，甚至编造出传奇故事，正如叶茨尼克教授所揭示：
……耶稣会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返回欧洲，协助德国神父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 产生了一个很动听的耶稣会士在北京天文台的英雄传奇。……但在今天看来，他们（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应被视为间谍。……在19世纪中叶，他们帮助欧洲列强对中国取得了军事和经济的胜利。……“耶稣会士把欧洲科技传播到远东”这一说教，造成了中国很落后的负面影响。……（所以）西方中心论的科学史应该被重写。
与此同时，珂雪神父还汇编耶稣会士的资料，写出一部《中国图说》，却又用它来充实“古埃及”。珂雪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埃及学之父”。他又按照汉字设计出“埃及象形文字”，后者渐渐地泛滥起来。不仅如此，珂雪“一不做、二不休”，还编造了诺亚方舟的幸存者的移民路线图，即首先建立“埃及文明”，再派生出中国，这就是“西来说”之缘起。
为什么珂雪如此丧心病狂？主要是因为“中国破坏了欧洲神权”，那就是：
由于耶稣会士传回“文明的信息”，欧洲的“神启示、创世纪”皆被拆穿，因而爆发了启蒙运动——按照“以人为本”的中国模式，改写历史，改造社会。
进而言之，珂雪这位“古埃及、西来说”的始作俑者，也以伪造文献和文物而臭名昭著。进而，他一口咬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真的，用它来与“西来说”相呼应。
相反，莱登大学教授乔治·霍恩（Georg Horn，1620–1670）则揭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耶稣会士发明的，旨在欺骗中国和促进传教。伏尔泰谴责耶稣会士的这一罪恶勾当。莱布尼茨也不相信它是真的。
值得注意的是斯皮泽尔（Gottlieb Spitzel，1630—1691），他算是莱布尼茨的老师（他把《易经》及其二进位传给了莱布尼茨）。斯皮泽尔一方面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附“古叙利亚文”，断定它是假的；另一方面，他可能在荷兰了解到耶稣会士的内幕，竟然知道还有两名中国“主犯”——“准教徒、中国博士”（semi-Christiano, Sinico Doctore）。经考证，他们是李之藻和徐光启。
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附的叙利亚文，可见端倪。由于声音的差异与变异，表音文字，在其依靠印刷术锁定发音符号（字母）之前不存在；进而，在它摄取“汉字表意”（概念）之前则不能被用于正规写作——17世纪按照“汉语模式”进行的语言文字改革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唐朝时，世界上不可能有“叙利亚文”、希腊文和拉丁文。
图 不少17世纪的欧洲学者断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耶稣会士及其中国信徒伪造的。果真如此，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利用旧碑和碑文改造的。
（五）在中国伪造的《几何原本》
程碧波教授最近撰文：《〈几何原本〉来自中国的证据及其在西方的错误传播》和《利玛窦的拉丁发音即为欧几里得（Eus ricci）》。我由此从历史背景上谈一谈这个问题。
计算机科学家拉祖（C. K. Raju）批评：
欧几里得是“数学源于古希腊”的故事的支柱之一，但这是被虚构的；史家们扪心自问：你真的知道欧几里得的任何证据吗？几年前，已故的“希腊数学”权威大卫·福勒（David Fowler）坦率地公开承认：有关欧几里得的事，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使大量的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相信如此故事，这是西方中心论宣传的关键……。我已经讲明，18世纪以前不存在任何希腊文《几何原本》的手稿。
科学史家M. Y.维果茨基说：“没有一个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古代的，……有一部显示的日期是1457年，里面有一幅‘罗马全景’插图。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古代’《几何原本》的罗马插图竟是中世纪的，而不是‘古罗马’，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有一座基督教哥特式教堂。”
图 据说是在1457年再版的“古罗马”发行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根据上面两段引文，我们可以做个初步推断，即：现有的《几何原本》问世的时间，既不是古代，也不是中世纪，而是18世纪后期。为什么？
上文提到1457年版《几何原本》书中“哥特式教堂”的插图，给了我们线索。哥特式与“中世纪”两者都是虚构的，而近代以前欧洲的真实情况则是，哥特——日耳曼的原始部落，不存在任何文明元素或艺术风格。
1775年《约翰逊博士词典》把“哥特人”定义为：未开化的和缺乏知识的野蛮人；中世纪或哥特时代是个文化荒漠，是原始和迷信。
约翰逊博士说：“全部的中国历史都已变成了浪漫主义的素材。”而“哥特式”正是这样产生的，即第一个哥特式建筑是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于1760年代，按照“中国风”盖起来的；而后被西方各国不断改进和变换花样，到19世纪上半期才定型，却硬说“古已有之”。
因此，我们认为，1457年版《几何原本》应该产生于18世纪下半期。而它的被改写的底本则应该是来自17世纪的中国。
进而言之，让我们来做全面的分析和推论：
第一，历史：包括“古希腊、古埃及”在内的全部泛西方历史产生于16—19世纪，主要是斯卡利杰、耶稣会士和“历史学家”按照中国历史及其编年方法炮制出来的。详见诸玄识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
第二，地理：产生欧几里得和他的《几何原本》的亚历山大城、以及作为“古代西方科学中心”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两千年前均不存在。按照中国“西史辨伪”几位学者的考证，尼罗河三角洲冲积平原形成的时间是距今六百年左右；所以，之前这里怎么会有“人杰地灵”呢？是西方中心论“海底捞”而已！
第三，文字：西方是在15世纪左右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锁定和规定“发音符号”（字母），才产生文字；却由于语音和语义的不一致，造成普遍误解，而加剧宗教战争。进而，在17世纪晚期之前，即在通过翻译汉语和用它来改造欧洲诸文字之前，西方文字不能表达哲学、科学、数学和其他知识；因为它们的意涵太狭隘、极具排他性——或是部落土话，或是教派神话。所以，利玛窦时代的西方不可能有《几何原本》。
第四，谜团：在利玛窦死后大半个世纪，所谓的法国数学家白晋和他的几位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同仁，以及受其影响的莱布尼茨，不仅都没有提及在中国翻译《几何原本》这件事，反而一致认为，包括数学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源于《易经》；他们甚至肯定“西学中源”——泛西方的“古代”智慧和智者都是《易经》或伏羲的转化形式。
第五，深思：按照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现代以前，即在人们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其绽放潜能之前，尤其是在古代，占优势的自然把人类分散和分隔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在此情况下，任何针对自然的思想与行为都是绝对危险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因此，“古希腊”不兼容于古代。
第六，引申：根据上面“第五”，像数学和几何这类征服自然的利器，在古代，因为人们囿于自身环境，必须由“道”开发和监护，以免遭受自然的致命反弹，是谓“隐学”；在现代，因为“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故而从“道”分裂出来，是谓“显学”。
由此，从柏拉图“不懂几何学的人不得入内”这句话，便可推断：柏拉图和“古希腊”几何学都是伪造的。重申一下：数学与几何以及“科学”作为“显学”，不仅是最近现象，而且是“体用分裂”后的“道”的碎片（在现代条件下急剧膨胀起来）。
第七，结论：应该是和《伊索寓言》一样，耶稣会士在中国“就地取材、顺手牵羊”而伪造的〔请读诸玄识网文《〈伊索寓言〉是剽窃中国智慧与文献层累出来的》〕。而且两者在西方都被反复改写，直到18世纪后期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唯一拥有历史文献的中国应该是西方伪造手稿的主要“资料库”。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魏斯金说：“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古籍形成了文艺复兴文献学的基础。”
威廉·坦普尔（1628—1699）说“……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和见解里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
（责任编辑：林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