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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向陈岱孙先生学什么?回忆听陈老师谈话有感
北京大学 巩献田
内容提示：本文作者亲自聆听陈岱孙先生的几次讲话，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北京大学1991年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的风气，存在着一些扭曲的价值判断”的警告。“表现为对物质刺激的欣赏，对一切往钱看行为的认可。”他说：“扩大商品化的极端就会变为歌德在其诗剧《浮士德》中所描绘的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都当做商品卖给了魔鬼。”第二次。是在1994年春西方经济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言中，他反对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他认为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危险，“一是毒害青年学生，二是误导改革开放。”
作者认为，陈岱孙先生是谦虚谨慎、治学严谨的学者的表率，是敢于大胆揭露社会危险倾向、秉持正义的教授的榜样，是反对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毒害青年学生、误导改革开放”、导向及时、正确的导师的典范，是一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学界宗师。
我们向陈岱孙先生学习，就要学习他的上述品质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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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网站看到一则消息：5月5日，纪念陈岱孙先生诞辰115周年大型图片与文献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展览厅开幕。对此，笔者甚为高兴，同时在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陈老师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回忆起亲自聆听他谈话时的情景。北京大学没有忘记这位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学者表率、教授榜样、导师典范和一代学界宗师。
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北京大学法律学与经济系办公的位置，都是在如今北大图书馆西面的四院。当时四院只开一个南门，法律系在前排，经济系在后排，经济系教职员工到系里去必须通过法律系那排的门口，这种状况直到1993年3月法律系(不久改为学院)搬到逸夫一楼去才改变。
作为恢复研究生制度后首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的我(即1978级)，按规定应在1981年7月毕业，可是系里研究生秘书职务一直由系办公室老主任徐卓世教授兼任，当学校决定我留校任教之后，4月初就担任了法律系研究生秘书。因此之故，我就每天到系办公室去上班了。当时，陈岱孙老师是经济系主任，于是在四院门口碰见陈老师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
有人讲，往往一个动作就能反映一个人的素质，这话一点也不假。
陈老师，我是从他作为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1900年生)在四院门口相逢认识的。他年龄这么大了，竟然有时要让我这个不满四十岁的中年人先走一步。当然，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先走的，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每次，当我把手扶住门框让他先走一步的时候，他总是点头表示谢意!
对照当今社会，有的人，尤其是某些青年人，连基本的礼貌不讲、礼仪不顾，尊让精神全然丧失，只要自己舒服就行的做法，陈老师这种礼貌待人的举动，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作为真正的学者、学问家的陈岱孙教授，其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建国前，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时候的治学严谨情况，至今还在广泛流传，只要上网一搜“陈岱孙”三个字，便可以知道的，此处不予赘述。建国后，陈老师的主要专业是经济学说史，他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观点。
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反杜林论》课程的教学为例来说吧!陈老师首先要查阅原文、弄清原意，然后科学地加以讲解，绝不依靠通行的中译本(须知，这里是指文革前的中译本。而改革开放以后的某些译文，更是糟糕得很!有时候，看中文译文不懂，而看外文原文反倒明白了。甚至翻译也“与时俱进”，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歪曲原文固有的意思，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中。)相反，在讲课之前，要将有关中译文的主要错误，一一指出，并加以更正。
在文革期间，按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学习马列的六本书，其中就有《反杜林论》。但是，对该书中马克思亲自写的第二篇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读懂的人很少。在全国各种版本的《反杜林论》辅导材料中，对于该章都没有解释。陈老师凭借经济学说史的高深造诣和多种外文知识，读懂了本章，弄清了原意，把它讲解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楚。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编印的《<反杜林论>学习辅导材料》一书中，他破天荒第一次写出了本章的学习辅导材料，填补了空缺，解决了人们学习这一章的困难。
同时，他对《反杜林论》一书的评价，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敢于“反潮流”，见解独特，且非常公允。他认为，《反杜林论》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它毕竟是一本论战之作，“不能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次所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这种不同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独立见解，不仅反映了陈老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其过人胆识，与那些看风使舵、墙头草、随风倒的学者迥然不同。
“陈岱孙桃李满天下，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他一生谦虚谨慎，鄙视虚饰和浅薄;他满腹经纶，又惜墨如金。”(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5lHRS)改革开放之初问世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是作者惟一的学术专著。《陈岱孙文集》(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陈岱孙的两部主要文集。”。这与如今那些著作等身的“泰斗”、“大师”们相比，当然是令人奇怪的。如果按照现在评文科教授的标准来衡量，陈老师别说是评正教授，就是副教授，恐怕也玄乎。只不过前者发表的是社会急需的和有利的，对人民负责的和需要的，是对于真理的认真追求和科学探索;而后者不少是为名为利而制造的学术垃圾而已。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正确地阐明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这本书的重要性一方面，正确、详细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的问题。列宁说过，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可是未详细说明，国内外经济学界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陈老师的这本书，清楚而有力地解释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来源，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完成的科学变革，这才真正说明了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之一的问题。同时，本书的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如何正确、全面地对待西方学术思想的问题，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问题，非常尖锐地提了出来。这本书正好及时、全面和正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这都充分体现了他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参见：张友仁教授的“一生只做一件事的陈岱孙教授”一文，见清华大学校友网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s)
陈岱孙教授早年就提出，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他说：“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因此他鼓励学生不仅要注重“本系课程的基础”，而且应注重诸如政治、历史、哲学、心理、算学等知识的基础。在他的宣导和主持下，经济系确定了“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今天，这不正符合学位条例要求博士研究生要具备的“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吗!按照这样的方法培养的学生，与那些谈本专业，头头是道，一旦离开本专业，就胡说八道的“学术权威”是大不一样的。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5-02/25/nw.D110000zhdsb_20150225_1-12.htm)
作为一个学者，必须具有谦虚谨慎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治学严谨的素质，毫无疑问，陈岱孙老师在这方面是我们的表率。我们向陈岱孙老师学习，就要学习他这种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治学严谨的真正学者的素质和精神。
我国延续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又经历了上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整个社会所堆积的旧社会的渣滓、污泥浊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短几年就洗涤干净，荡然无存了;但是，改革开放后，又沉渣泛起，卷土重来，黄赌毒、卖淫嫖娼、绑票、伪劣假冒产品、谎言、诈骗……;国门大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渗透，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自然就方便得多了。
对于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对人生观影响较大的，笔者觉得，当属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对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
当时这封信，一是为配合所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罔顾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文革期间及其以后产生的新生事物，无视文革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反把教育和挽救大批干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只把在文革初期的很短时间内发生的、毛主席一直反对的，同时直接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抵制的现象——“抄家、武斗”，以及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后，“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和社会上某些消极现象，“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对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理解，“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等，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
问题不在于《中国青年》杂志如实地刊登作者的来信，而是在于对信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如何看待和分析，如何引导青年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就这封信所暴露的思想，不仅与我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款相背离，也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的有关规定严重不符。当然，从信的遣词造句和逻辑结构看，我至今无法排除怀疑的是，这封信并不是信的作者最初写的内容，很有可能是经过组织和发表这封信的同志(们)仔细加工而成的，实际上，我不无根据地猜测，这封信就是他(他们)自己的真实思想。
这也就正好配合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即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中情局制定的《十条诫令》，其中：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9、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当然，在对信的讨论中，有各种思想的交锋，但是，并没有一篇类似后来胡乔木同志关于人的异化问题那样好文章发表，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说明问题。(也许发表了，但是，我没有看到，那就恕笔者在此妄下判断。)
此后，不仅过去一直谈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般不谈了，甚至连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也很少提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竟然在1986年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沿用不沿用过去规范性文件中一直使用的，比如在1981年那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看来，问题很大，需要重新审视和做出新的决定。)中使用的“共产主义”竟然成了问题，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写不写“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发生了争论!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被说成是毛主席的“空想”，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毛主席领导搞的社会主义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好战士的雷锋，被认为是“傻子”;“雷锋精神”被讽刺和贬低。潘晓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成为一些人的人生信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口号再不提了;类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动光荣，勤俭节约，等等，这些延续已久优良作风，不那么时髦了。
列宁曾经指出：“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于是，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受到某些人的欢迎，逐渐有了市场。
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我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一天晚上，天很晚了，很黑;他从北京地铁站出来，一时找不到回家路的方向，于是站在旁边的一人就说，给我10元钱，我给指方向!可老同学一回头，就认出了回家的路。
我留学南斯拉夫，1987年4月刚回国不久，就看到首都工人体育馆南面，设置了一个向人们指示路径的一个仪器，凑近一看——要投硬币，收费!
一个时候，北京大学的某办事机构，毕业的学生回校要在校的成绩单上盖章，收费!
最令人不解的是，经济犯罪案件，要侦破，又要收费(据说是按照案件标的10%，假如，被偷或被诈骗100万，先拿出10万给破案人员，同时，整个破案过程期间，工作人员的所有花费，事主(受害人)全部负担!——这不就是没有钱打不起官司嘛!至于请律师辩护，更要花钱的了。)如果案件没有油水，对不起，无法或者不能侦破!本人就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
过去，凡是公诉案件，犯罪，即对社会有严重危害性的案件侦破，应该是国家，注意，不是社会，而是由国家出费用的，它不同于所谓“民不告、官不理“的自诉案件，那是自己负担费用的。
甚至于类似“有啥都可以，就是别有病;缺什么都行，就是别缺钱!”的话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开来。
一次，我到香港树仁大学讲课，就有学生当面问我，为什么内陆搞资本主义比香港资本主义还搞得厉害?
由于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原则，甚至把这个原则奉为社会的唯一原则，几乎把从蒙昧状态，到野蛮状态，再逐渐到文明状态，即逐渐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又降低到了只追求生存的“物竞天择”和“丛林法则”的野蛮状态的动物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仅仅具文而已。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不但得不到正确的批判，反而逐渐有了市场，甚至一旦有批判的，反倒被说成是“思想保守”、“头脑僵化”和“极左”，等。
伴随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而起的拜金主义，在我国社会开始盛行起来。特别是我国有位著名经济学家，竟然鼓吹“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口号。“时间就是生命”被“时间就是金钱”所取代。金钱崇拜，只要为了钱，什么法律，道德，纪律和影响，全然都不顾了的情况，开始产生了。甚至对“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一集体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比喻，也进行批评，认为是相反的，应该“先有小河的水，大河才有水“;言外之意应该是先个人后集体。不仅直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正确论断，也完全忽视任何比喻都不是所指事物本身的道理。
我党一贯秉持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物质利益与思想建设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完全被歪曲了。
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是没有看到和批判过这种现象，那时曾经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论断，并多次提出要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在1990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德育先进工作者后，有幸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年一度的迎新年团拜。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聆听陈岱孙老师讲话。
针对社会中的上述状况，就在这次庆祝新年来临的聚会上，陈岱孙老师在谈到作为教育工作、教书育人任务的艰巨性候，他说：“建设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这就为我们从事教育的工作者提出了，如何配合上面(指中共中央——笔者)所提出的战略部署，做好教育工作的问题，也就是既教书又育人的工作的要求，尤其在‘育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会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不良的风气，存在着一些扭曲的价值判断。比如说，建议(指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笔者)提出，在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未来十年中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接着他说：“我们得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商品。但这不等于把一切事物都纳入商品的范畴。扩大商品化的极端就会变为歌德在其诗剧《浮士德》中所描绘的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都当做商品卖给了魔鬼。 有商品，就会有市场。我们今天的计划经济，不但不排斥市场而且要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但这又不等于让亚当·斯密所说的‘一个看不见的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控制着我们全部的经济行为。上述的例子也许是极端的，但是不能说，今天在我们社会上不存在这一类的扭曲的价值观，表现为对物质刺激的欣赏，对一切往钱看行为的认可。”(“在1991年元旦团拜时的讲话”，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先贤文库：《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1日，第67——68页。)
当着陈老师讲这段话的时候，人们和笔者当时就不自觉想起莎士比亚笔下那个“泰门的黄金咒”和我国晋书的《钱神论》。(见附件一、二。)
陈老师在迎接新年之际说这段话，绝对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随便一说，更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他作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开山祖和学科奠基人是无人怀疑的。这次会上，之所以提起歌德十九世纪初叶创作的、反映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追求和进取精神，为了财产和统治，竟然与魔鬼订立契约出卖的灵魂的浮士德这个典型，完全是对于我国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危险和弊端——“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的深恶痛绝，是出于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良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那位鼓吹“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经济学家，不是一路人。
作为教授，教书育人是其神圣的天职和本分，面对社会的弊端和危险倾向，应该秉持正义及时发出警告，既不能独善其身、明哲保身，更不能顺风倒做墙头草。陈岱孙老师，在这方面是我们教授的好榜样。我们学习陈岱孙老师，就要学习他为了国家、社会和人民，敢于秉持正义、大胆揭露我们社会弊端和危险倾向的精神!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最根本的两个特征：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开始遭到批评，受到嘲笑;农村名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变成了个体单干，即“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尽管那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如是说：建国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可是，决议如此说，实际如何对待，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在我国传播。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又叫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一种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基本特征有：1、私有化的改革观。是在基于“人性自私”和“人性不变”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自己最清楚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否定私有制具有剥削的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无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事实，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守夜人”角色，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应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等。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领域逐渐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并最终达成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该共识鼓吹“市场神话”，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说教;其基本原则就是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
那个遭到我国很多学者公开抵制、网友抗议和网文批判的、由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泡制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就是在“华盛顿共识”精神指导下，妄图把我国经济引向完全资本主义、从而搞乱我国经济、彻底颠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
与此同时，在我国翻译出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书籍成了时髦，以至于靠搞“群众运动”的方式，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经济学著作，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书籍，靠边站、边缘化了。在高校中，不仅经济学，其他学科，例如法学，不讲哈耶克、不讲弗里德曼、不讲科斯定理和经济人，就似乎没有学问，以至于有的法学院负责人给学生列出的课外读书书目，竟然6、70%以上是这类西方学术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却不讲主要对象的生产关系，只讲资源配置，完全变成了生产力经济学!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兴起了一股渴望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热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面临着西方经济学向潮水般向我们国家涌来之时，作为我国西方经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陈岱孙老师，是如何对待的呢?以什么态度来学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岱老在1987年撰写了一篇约1.3万字、题为《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长篇论文，对西方经济学作了系统论述和权威性回答。在1981年就出版了《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一书。在该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以及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科学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陈岱孙老师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见。他主张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经济表不仅涉及简单再生产，而且对扩大再生产也作了说明。他对于"亚当·斯密矛盾"也有缜密深入的研究。他撰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1981)等论文，全面地论述了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他着重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问题，认为既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也确有值得参考、借鉴之处。此外，上世纪50年代，陈先生自编《经济学说史讲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史体系。
1994年3月4日，是我国西方经济学研究会举办的一次规模不小的会议的第一天。
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当时国家教委下属的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简称为社科中心)曾经召集和组织过不少的学术会议。1992年我被聘为教委社科中心兼职副研究员后，就有了机会参加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会议。
其中，经济学的会议我参加的最多。我国经济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陶大镛、刘涤源、高鸿业、胡代光、范家骧、朱绍文、吴易风、卫兴华、丁 冰、胡 军、陈以寿、杨德明等教授，还有国家机关的马 宾、李成瑞、项启源、刘日新等许多老同志，就是在那时候才得以认识的。其中印象最深的会议，当属1994年3月这一次，时任北大校长的经济学家吴树青教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大概因为陈岱孙老师是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名誉会长的缘故吧，所以开场白自然是他讲。
他开始就说：“对于西方经济学，过去我们进行过盲目地批判，(接着又说了一句，声音不高，但是，我正好坐在他的对面，听得极为清晰，说：“这不要紧!”。后来我始终未见报道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出现这句话。)现在又进行盲目地推崇。盲目推崇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危险。第一、毒害我们的青年学生，第二、误导改革开放。”
一个毒害!一个误导!
1995年末，陈岱孙老师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一书作序时，他又明确指出：“70年代末，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一个主要危险”。
当然，在学术理论研讨中，任何一个问题或观点，各个不同的学者，由于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对于某一客观事实的发生视而不见，甚至也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指鹿为马也是有的，总之，至少还承认有“马”的存在。可是，对于陈岱孙老师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多次的严厉警告，有人竟然认为不是陈老师自己的真实意思，这就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有的态度了!
由于笔者亲自参加了那次会议，并且正好坐在了陈老师的对面。(当时我是以教委社科中心特邀研究人员的身份与会的。)于是才得知他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对于陈老师后来给丁冰教授的著作写那样的序言，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是一点也不用怀疑的。
陈老师针对当时有人以为给丁冰教授的书写的“序”，不是出于他的本意的观点，于是在1996年4月28日给丁冰教授的信中说：“其实，说是由我所引起的对西方经济学的意见，乃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经济学有过涉猎者的共同意见。”这就十分肯定了“序”中对西方经济学看法的意见，既是他本人的意见，也是当时许多研究西方经济学者的“共同意见”。
时间过去近二十年了，看看我国目前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整个思想理论界的状况，看看我国改革多年后的社会现实，再回头想想陈老师的远见卓识，心中久久难以平静!
难道仅仅是经济学界盲目推崇西方学术思潮、思想吗?!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同志在2005年曾经尖锐地指出，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象，难道只是在经济学界吗?
非也!
难道法学界就好些吗?
非也!
由于抛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法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以及历史虚无主义在法学界的盛行，不少的荒唐现象在法学界也出现了!
那位没有经过法学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但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当官的特殊关系，他撰写博士论文可以得到学位，在自己写的博士论文中，公然提出我国法制建设要以“人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是这样一位法学家，不就是成了鼓吹宪政的头面人物吗?直到今天，在法学界和主张宪政的人们中，他依然不是受着不少人的吹捧吗!
奇怪的是，那时我正是这位头面人物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我问他一个问题，即：什么叫人本主义，代表人物是谁?代表作有哪些?他倒是说了实话(这点倒是应该肯定的!比撒谎胡扯好一点。)他竟然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
请看!自己提出作为指导思想的某种主义(人本主义)，竟然对之一无所知!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多年以来，暂且不论敌对势力为颠覆我国意识形态贩卖的货色，就是包括学术思潮、学术名词在内的很多事物，只要是西方的或者是外国的，有的根本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如何，就提倡、吹捧，可见盲目到何种程度了!上述这位头面人物，则仅仅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典型罢了。可是，对于自己历史传统中好的东西，则往往闭口不谈，而外国中某些好的东西，却不少是我国出口转内销的。
为抛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不是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呢!
关于法学界的问题，容笔者以后专门写文章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在我国，作为一位高校的研究生导师，应该按照国家宪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学位法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导师职责，培养学生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面对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不断袭来的时候，对学生要及时、正确点拨，既不能袖手旁观，也不能随波逐流，更不允许推波助澜。而要做到导向正确，必须如同陈岱孙老师那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批判精神。陈岱孙老师在这方面，不仅正确及时地指导学生，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认真负责、高度关注、出谋划策;陈老师不愧为是我国导师中的光辉典范。
我们向陈岱孙老师学习，就要学习他这种勇于坚持真理，正确、全面、辩证地分析西方学术思潮，尤其是反对毒害青年学生和误导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这种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和精神!
笔者这里需要首先指出，前边已经提到，陈老师不但强调学生要学习政治和历史，而且还强调学习哲学!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要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尼采也说过“哲学是文化的医生”。一定时代的哲学是该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升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钱学森的说法，是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如虎添翼”， 钱学森说：“我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还告诫人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死的东西，必须用它来指导工作。因为这是证明了的人类最高智慧，你不用它，太傻瓜了!”
如果讲到“德高望重”，我认为“德高望重”中的“德”是与“道”通的，而所谓“大道”，就是指社会发展规律，而真正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大德”，乃是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有着高度挚爱的感情和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解，如果说“德高望重”，陈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请看写陈老师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1918年夏，陈岱孙参加了清华学校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正是这一次上海之行，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是他在紧张的考试结束之后去黄埔滩散步，当要步入公园时，眼前的‘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使他惊呆了，‘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对于年轻的陈岱孙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在此萌发。”1920年夏，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这年秋天，他带着“学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回来为祖国效力”的理想，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http://baike.sogou.com/v29507.htm?sp=SST)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撰(守常是李大钊的字)
此联手迹为北京革命博物馆所藏，据说为章士钊后嗣所献。李大钊曾手书此联，赠章士钊的妻子吴弱男。
上图是杨继盛所写楹联。杨继盛(1516年-1555年)明代著名谏臣。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兵部员外郎。坐论马市，贬狄道典史。事白，入为户部员外，调兵部。因疏劾严嵩而死，赠太常少卿，谥忠愍。后人以继盛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著有《杨忠愍文集》。杨一生反对强权，与奸臣严嵩对立，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他第二次被诬下狱时，在狱中墙上题了两句述志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十分推崇杨的品德，早在1913年主编《晨报》副刊时，就在创刊号上选刊了“铁肩担道义”一句作为本期警语。——来源《百度百科》
陈老师执教长达70年，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仅仅埋首书斋的人，而是一位热爱祖国、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即怀抱“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培育治国经邦的人才，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面对时代的大变动，他敢于对关乎国家发展、民族独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做出回答。
1945年10月1日，他和联大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对国事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他挺身而出，和进步师生一道坚决抵制国民党政府将学校南迁的计划，他毅然拒绝跟随国民党去台湾，坚持留在北京迎接清华的解放和新生。
改革开放后，面对我国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坏风气，陈老师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及时发出了自己反对的声音，用歌德的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作比喻，以惊醒世人;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我国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陈老师作为我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泰斗、西方经济学创始人和学科奠基人和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深刻的认识，他又及时提醒和严厉告诫人们，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推崇会毒害青年学生和误导改革开放!
1995年末，陈老师在丁冰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一书作的序中，在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克服当前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这一主要危险倾向的九条措施中，其中特别提出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 1997年1月19日，时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程恩富教授(后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请陈老师题词。他十分高兴，当即写了苍劲有力的16字箴言：“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凝结了他一生宝贵的治学经验，指出了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正确的方向、方法，同时再次重申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学术界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见丁 冰教授文章：“陈岱孙论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同志把我国品德风格一直为人敬仰的明朝著名谏臣杨继盛的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中的“辣”字改为“妙”字，变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么，通观上述这些，难道陈岱孙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学界宗师吗?
我们向陈老师学习，就要学习他那种坚守人间正义大道、坚持崇高远大理想、积极弘扬马列真理和认真负责履行教书育人神圣职责的精神。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陈岱孙老师，弘扬中国共产党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和创新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
谨以此文纪念陈岱孙老师诞辰1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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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泰门的黄金咒》
四百年前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泰门的黄金咒：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个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它可以使黄脸寡妇重做新娘,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亲生父子被你离间,啊~!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使每一个人唯命是从。”
附件2：我国《晋书》《鲁褒传》里的《钱神论》
鲁褒字元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公元291-299年)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其略曰：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音ge, 赞许、赞美意)矣富人，哀此茕独。”
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淡，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嬴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此论之，谓为神物。
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音ta,，门、小门之意。)，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盖疾时者共传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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