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在制度和治理体系上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其中，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就是突出优势之一。革命文化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也是其不断带领人民夺取胜利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筑牢共同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提供了精神支撑。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革命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并没有随革命场景的退场而失去意义，反而由于植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开辟出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新时代，革命文化把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民幸福作为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由此为凝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增进价值认同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

一、增进革命文化认同的逻辑理路及价值意蕴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理想、精神追求和政治使命的集中体现，革命文化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红色基因、思想脉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等特质。革命文化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且始终坚持服务党的中心任务的价值导向。坚持和发展革命文化，把握和凝练革命文化的精神实质，有利于增进人们对于革命文化的认同，进而凝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

（一）革命文化的生成逻辑、实质特征及其价值指向

革命文化是在特殊历史语境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革命特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谋求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就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开始孕育、萌生。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革命文化”这一概念：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在阐述革命文化的重要作用时，毛泽东还引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由此丰富和发展了革命文化的实质内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谱系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在实质内容还是在服务目的上，二者都具有同构性。毛泽东指出：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因此，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同样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等特质。

所谓“民族性”，是指“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就是说，革命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为崇高目标，因此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情感，增强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自觉意识。

“科学性”指这种具有革命特性的新文化能够破除封建思想、权威迷信，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具体而言，就是在革命活动中，革命文化一方面要求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尊重“自然科学”，从而反对“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另一方面，要求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鉴别，剔除一切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事物，保留其中“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

“大众性”也即“民主性”，这一特征说明了它的广泛性。具体说来，革命文化必须为全民族中绝大多数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发展成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此外，依据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来看，革命文化还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特征，反对盲目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错误思想，要求必须辩证地对待其他文化，以期达到“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的目的。

革命文化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对于革命活动起着重要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作用。毛泽东曾指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从中国革命历史的长镜头看，革命文化自发展出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等特质，就开始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再次阐述了革命文化的重要作用，他说：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这说明，取得革命胜利不是只靠武器装备精良，关键还要依靠运用武器的战士的文化素养。基于此，我们党历来重视革命队伍的文化教育，通过创办“抗大”、“夜校”、党校、行政干部学校等，逐步开展和加强革命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为了使文艺工作更好地服务革命任务，毛泽东还要求大规模地开展“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从而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地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事实表明，革命文艺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在造就革命队伍、开展文化革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时代方位下增进革命文化认同的价值意涵

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革命文化逐渐发展出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不同形态，并且集中体现为党的革命精神，例如上海建党精神、嘉兴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意涵丰富的革命精神，在生动地刻画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崇高理想的群体画像的同时，还熔铸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最鲜明的性格特征。作为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革命文化具有科学性、人民性、革命性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指向，不仅在战争年代激励着无数革命先辈英勇奋斗，而且对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样有着重要作用。

第一，增进革命文化认同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精神支撑。增强文化自信并非空谈，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更深沉、更基础和更广泛的自信。在习近平看来，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这是因为，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特殊形态，内蕴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因而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坚定文化自信。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提出了共产党员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他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毛泽东指出，开展革命工作不能全凭一腔热情，必须“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党性原则的重要体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分析社会矛盾、革命形势以及敌我力量变化，进而为革命胜利提供保证。事实上，革命文化内蕴的实事求是精神早已积淀为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能够促使人们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事实，能够促使人们在正确判断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从容自信地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而坚定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信心。

第二，增进革命文化认同为保护文化安全筑起“防火墙”。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持一个文明生存、发展的重要屏障。“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安全，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和巩固文化安全的措施。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构建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首先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文化安全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同时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的问题。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文化安全领域工作。巩固文化安全最关键最要紧的一步，就是唤起人民群众的爱国意识，变被动防御为主动练好“内功”。爱国主义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意涵，汇聚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近代以来，无论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恢复中华”，爱国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期发出的“外争主权”的呼声，还是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倡议的“建立爱国主义统一战线”，都体现了沉甸甸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受到这一伟大精神的激励，无数同胞前赴后继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实践表明，这些伟大的爱国实践塑造出的革命文化，将会继续激励人们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点上，自觉“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

第三，增进革命文化认同是推进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革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不仅有自我革命的意识，而且有敢于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勇气。例如，在遵义会议上，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延安整风时期，针对根据地存在的学风、党风和文风问题，全党自上而下地开展了较为彻底的整风运动，最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党内滋生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毛泽东要求同志们坚持“两个务必”，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自我革命是共产党在正确认识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深刻改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革命魄力和政治担当。当前，我们国家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风险、挑战和危险，对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形成了严峻考验。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不仅告诫全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而且发出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宣言。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继承和弘扬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也彰显了我们党自觉担负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使命感、责任感。

二、社会转型背景下革命文化认同面临双重挑战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群体心理现象，一般遵循从初步感知、同情，到价值认同及实践认同的递进发展规律。然而，现实世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并且总是表现出多变的状况和趋势。这就决定了文化认同在实践中并不总是沿线性轨迹发展，而是极易受所处时空环境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层变动、加速转型的关键节点，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历史虚无主义泛起等，革命文化认同面临双重挑战。

（一）“内源性”挑战：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革命文化认同影响深远

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是由经济基础也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决定的。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方式观点、观念和概念的表达，“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革命文化产生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其生成、发展及构成都取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践。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使我国摆脱了落后局面，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文化因其具有的时代性等特质，在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凝聚群众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于经济发展追求高效率、快节奏，文化由于其意识形态属性总是表现出一定的迟滞性。特别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境况下，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这种“错位”会越来越大。更进一步说，市场经济虽然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但它并不具有“先验的道德合法性”，而是“存在着诸如资本崇拜、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深刻道德缺陷”。这种缺陷可能导致生产领域、分配领域出现“非正义”现象，消解基于伦理道德之上的社会共识，进而削弱包括革命文化在内的社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对革命文化及其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从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来看，革命文化在人们全部精神需要的价值序位中呈下降趋势。引起这一现象的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根源在于我国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人们行为方式发生变化。“既然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空间的生产。”在这个新开辟的社会生产空间中，随着生产水平的跃迁，人们的各种需要在内容、层次和实现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在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在日益增长。归结于一点，这些变化反映出人们对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更高追求，特别是希望在精神需要上实现跃迁。然而，由于受历史语境变迁等因素，尤其是受社会上“娱乐化”精神消费倾向影响，革命文化常常无法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多样性。这些因素交织叠加，势必会削减革命文化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等功能，甚至导致革命文化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将会消解革命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革命文化内蕴着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要求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等领域实现公平。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等等。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会相互协调适应，每个人将会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从价值判断到事实判断存在着很长距离，需要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虽然当前我国已经走出了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阶段，但还面临“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基于马克思的正义观分析，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将会导致生产、交换、分配领域出现“非正义”现象。所谓生产正义，马克思指出：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

事实表明，由生产“非正义”导致的社会非正义问题，将会引发人们对社会制度公平公正性的怀疑，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落差、身份歧视和隐性排斥等现象，将会削弱人们对社会、民族的认同。而且，在面对来自社会内部认同的“离心力”时，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文化将会首当其冲。

（二）“解构性”危险：历史虚无主义冲蚀革命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

革命文化自孕育、形成后，就一直面临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历史虚无主义便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产生，主张否定传统文化遗产，实行“全盘西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历史虚无主义趁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再次抬头。马克思曾对这种唯心的历史观进行过批判，他指出：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

唯心史观否认人类历史是由生产力及其产生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放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虚假历史观，其历史唯心论实质，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的科学论断。

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不同形态，在文化领域表现为文化虚无主义，使“人的精神价值追求本能化、生理化，否定崇高、正义、奉献等先进的价值观念，使个体本能或生理的需求超越社会的历史的规定”。从现代认同的视野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是人类文明危机的一种具象。它对一切社会传统文化均产生了严重影响，冲蚀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革命文化认同。革命文化是具有共产主义特征的文化，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内化了历史唯物主义、集体主义等基本原则、价值伦理，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为实质的错误思潮，它“否定民族历史与文化自卑、丑化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与片面解读历史以致混淆视听，否定历史规律、阴谋论盛行、抹杀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与盲目崇洋媚外等”。历史和现实表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极深，从思想层面解构了人们对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其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历史观上，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所谓“学术研究”之名，随意解构、架空和评价历史，用看似学术化的表述对中华文明历史、中国革命历史、改革开放历史进行“重新评价”。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刻意营造“中立客观”的假象，去迷惑那些不懂历史真相的群体。按照他们的观点审视历史，最终会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结论，即一部人类史就是西方文明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其他一切文明都只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分支。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历史虚无主义者采取以偏概全的逻辑研究方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设置“理论陷阱”。他们不关心记载历史的全部事实，而是从历史零散碎片的材料中精心挑选某些片段，就声称明白了“全部历史真相”。如果按照这一逻辑进行演绎，汪精卫、陈公博的“曲线救国”就是救亡图存之举，而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则被视为“祸害”，“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第三，在政治诉求上，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解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为达成这一目的，他们极力丑化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竭力贬低、矮化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妄图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历史性、合规律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则以更为隐蔽的手段出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由于具有去“价值化”倾向、“解构性”特征，不仅会侵蚀革命文化内蕴的红色基因，而且会通过“娱乐化”手段对革命精神造成污染，从而破坏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增进革命文化认同的“三重逻辑”

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方位，革命文化认同迎来了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新时代境遇下增进革命文化认同，对于坚定文化自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非常重要，需要坚持从物质、思想、话语权三个维度着力。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夯实革命文化认同的物质之维

文化认同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一个国家、民族越是兴盛发达，人们在文化认同程度上相应地也就越强烈，反之，文化认同感就会降低。邓小平也曾指出：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这就说明，革命文化受物质基础决定，靠物质利益保障。因此，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物质文化生产水平是增进革命文化认同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不断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本质要求。马克思认为，大力发展经济，以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是维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需要。为进一步阐释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行过专门论述：

【“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这就规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国共产党继承和践行了这一观点，并且在新时代实现了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思考发展问题，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了理论逻辑和价值逻辑的统一，二者都植根于当代改革开放实践，都把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作为初心和使命。坚持人民立场体现了发展过程的价值正义原则。所谓价值正义，指涉社会发展注重系统性、充分性，既要求全国范围内生产的平衡，又要求社会财富在分配过程、分配结果上体现公平性、正义性。习近平指出，我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分析，共享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共产主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习近平强调，要想实现共享发展，就不仅要把握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主要内涵，也要把社会主义事业的“蛋糕”做大，并将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基于实现人的终极价值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同“革命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都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根本指向。因此，这就要求继续巩固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要位置，筑牢夯实革命文化认同的物质基础。

（二）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筑牢革命文化认同的思想之维

文化认同归根结底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牢固程度不仅取决于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还受到人们心理、情感和认知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极大，其历史唯心论实质从思想层面消解着文化认同的基础，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出现被“解构”“重塑”的现象。革命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不能摆脱被“边缘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因此，这就迫切需要人们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自觉提高和增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能力，筑牢革命文化认同的思想之维。

一方面，应坚持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发现了唯物史观，他们认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这就指出了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即一切历史都是由劳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并将以各种形态继续存在下去。唯物史观为革命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南，其中“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则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从价值逻辑上看，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而这同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历史形成了尖锐对立。从方法论上讲，“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先验或超验的猜想，坚持立足社会实践观察人类历史，而历史虚无主义则完全相反。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曾多次指出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他说：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关于如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增进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习近平提出了明确要求，既要“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虚无历史”，也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换言之，就是坚决维护革命成果，肯定社会主义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服务。

另一方面，培育爱国主义精神，自觉树立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爱。爱国主义是革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良剂”。针对西方国家刻意歪曲近现代中国史，妄图消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野心，习近平强调：

【“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凝结着劳动人民对于我国历史、现实及未来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认同，更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根基。爱国主义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具体的。针对爱国主义“过时论”“民族主义论”等错误思想，习近平严正指出：

【“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新时代，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具有同目的性，都将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作为使命担当和实践方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践行爱国主义既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的重要路径。更重要的是，在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时，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所要求的那样，做到“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实践表明，只有将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才会真正形成爱国主义，才会强化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认同。

（三）掌握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创新革命文化认同的话语之维

革命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政治属性要求重视和掌握思想领域的话语权。掌握话语权，其实就是对社会舆论、民意思潮进行有效引导，这关涉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分析，话语权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意志，“一个国家要对内对外维护和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借助话语这个载体，通过一定的话语系统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依据政党发展规律可知，执政党只有掌握话语权，才能增强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公信力。唯此，包括革命文化在内的主流文化的认同才能随之增强。

提升革命文化的话语权，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马克思曾说过：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也就是说，一种理论和主义能否获得群众的认可，并经受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关键要看它能否从根本上对事物进行阐释、说明和回答。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不仅在于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关键还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始终把“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作为根本指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文化中的指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革命文化要坚持在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征，它不仅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而且否认自己是“绝对真理”或“绝对体系”。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特殊形态，革命文化同样不能自满、封闭，而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获得新的内容。第二，革命文化要在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非常复杂的局势，主流和非主流的思想并存，先进和落后的思想交织，特别是出现了“红色”“黑色”“灰色”地带交错碰撞的现象。在这种境况下，必须构建民族的、大众的现代革命文化话语体系，使之具有真理性、客观性，又不失亲和力、时代气息，从而发扬革命文化蕴含的科学精神和红色基因。

增进革命文化认同还必须创新话语体系载体。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渠道、方式和技术上取得显著进步，党的意志、国家政策可迅速传播到全国各个角落，而人民的疾苦冷暖也能及时反馈给政府。同时，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新空间，然而，其“不在场”“去中心化”以及“解构性”特征，会削弱公权力的话语权，进而危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汉·桓宽《盐铁论》）习近平指出，宣传工作只有积极创新才能破解工作难题，重点是抓好理念创新和手段创新。这就要求在把握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同时，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崇高性和大众化的结合。不仅要进一步凝练、规范革命文化内容，也要善于将革命精神转化到具体的革命人物、事件以及红色资源上来，通过采用具有亲和力的表述方式、语言风格，使其深入人心、引起共鸣。二是传统传播方式和新兴媒介的结合。现代传播学认为，视觉化传播在传播效率、思维方式上要比纸质传播更有感染力、引导力。因此，可以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对革命文化进行视觉转化，例如，通过主旋律电影、革命史实纪录片、戏剧等形式丰富宣传手段。

在近现代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中，革命文化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根基，不仅具有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特质，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历史和实践表明，增进革命文化认同，能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侵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幸福团结凝聚共同的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