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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时评

吴 新:追根究底论“公知”(一)

发布时间:2021-02-23 来源:红色文化网作者:吴 新

“公知”的要害在用“说”欺负“做”
 
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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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意义下的“说”与“做”
 
2020年,“公知”在中国基本臭了大街,几乎没人对“公知”有好感——除了“公知”自己。
 
但许多人对“公知”却“知其坏不知其所以坏”——坏在哪儿?为什么坏?能有多坏?如果无大害,那何必大惊小怪?如果是大害,那为什么不消灭?“公知”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就会造成危害?能不能防范?如何防范?判断“公知”的标准是什么?为社么?——有些人把“公知”跟“人文类知识分子”划等号,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老一代革命家好些就是文人出身。不问青红皂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显然大错特错。既然如此,那该如何区分正常的知识分子和“公知”?为什么?……
 
不弄清这些,“公知”最多蛰伏一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卷土重来。
 
要弄清这些,就得追根究底,从本质上看透“公知”。
 
简单讲,“公知”就是一伙专门以知识为软暴力、以“利国利民”为名祸国殃民的知识分子。
 
这里有三大特色:
 
第一,是“某些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是真知识分子,但一定号称“知识分子”,一定有“知识分子”的头衔,其它人都不够格。
 
第二,以“利国利民”为名祸国殃民——大奸似忠,大恶似善,表面上悲天悯人,实际上伤天害理——不是小打小闹的小坏事,而是亡国灭族反人类的大手笔。
 
第三,以知识为软暴力——不一定真有知识,也不一定是真知识,但一定号称“有知识”,这样才能以“知识”为武器。“公知”的最大卖点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力量是精神层面的“软力量”。“软力量”可以被用来干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干坏事。一旦被用来干坏事,那就是破坏性的“软暴力”。
 
“公知”最大的危害,就在于“软暴力”的危害独特——劫持受害者的头脑,让受害者自己毁灭自己,用自己的手拿自己的刀割自己的头,“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如果明火执仗用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硬暴力、硬刀子直接杀人越货行凶作恶,那是非敌我一目了然,容易定性,也容易抵御。但如果用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暴力、软刀子暗中下手,不见直接的血淋淋的为非作歹,不见直接的有形的物质性财富转移,只见“利国利民“的沁人心脾口号和貌似无害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知识”“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实际结果却是杀人不见血,劫财不露金,用鲁迅的话说,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国破家亡,脑袋掉了还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更不用说防范了——这才是最高级、最可怕的危害。
 
应对软暴力劫持受害者的头脑、让受害者自己毁灭自己这一非常规挑战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无论刑法刑律还是规章制度都只能应对加害者与受害者泾渭分明、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能物质化量化的的硬暴力,对加害者似乎就是受害者自己、看不见摸不着、毁灭受害者于无形的软暴力无能为力——软暴力跟只要没有跟有形的物质性硬暴力、有形的物质性财产破坏或转移直接挂钩,就无法定性定罪。但导致祸国殃民的软暴力一旦变成客观事实,定性定罪又有何意义?国破家亡,国家都不存在了,谁来定性定罪?谁定谁的罪?即使定了性定了罪又能怎么样?——苏联解体,再追究罪责,又能如何?
 
既然承受不起祸国殃民的后果,那对导致祸国殃民的软暴力就只能靠事先的防范使其无法发生,不能靠秋后的算账来吓阻。这就需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找出一个客观科学可靠可行的办法,确保在祸国殃民的软暴力成气候之前即劫持受害者头脑、转化成硬暴力、造成物质世界的既成事实之前就能客观准确地予以识别、定性、防范。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法判断问题的性质: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蓄意作恶还是无心之过?你死我活还是不同意见?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正确判定问题的性质,就必然宽严皆误,不是无处下手就是因噎废食;不是认敌为我,导致国破家亡;就是认我为敌,导致自相残杀人人自危。
 
有这样的办法吗?有。那就是从对知识这种软力量的运用入手——人类获取知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用知识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就是人间正道;用知识损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是邪门歪道。以此为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就不难判断各种人间是非。
 
但“知识”“生存”“发展”等是抽象概念,有个实际的可操作性问题,碰到具体情况马上就会扯皮——怎么才算“知识”?真知识还是假知识?怎么才算有利于生存、有利于发展?谁的生存、谁的发展?……
 
要避免这种扯皮,就需要换个既能概括本质、又准确具体、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的提法。
 
人类的“知识”是精神世界层面的东西。人类所有精神世界层面的东西的表达都可以概括为“说”——口头表达是“说”,文字表达是“笔谈”“著书立说”。因此可以用打了引号的“说”泛指一切精神层面的东西——理论、知识、经验、宣言、鼓动等等,从而跟仅仅单纯表示说具体某句话的说相区别。
 
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物质世界里有目的的物质力量的动作。人类所有有目的的物质力量的动作都可以概括为“做”。因此可以用打了引号的“做”泛指一切有目的的物质力量的动作——实践、行动、行为等等,从而跟仅仅单纯表示做具体某件事的做相区别。
 
这样一来,就把提法从“知识运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演绎成了“‘说’与‘做’的关系”。
 
二、人间正道在用“说”服务“做”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
 
人类世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连人类本身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按照传说是上帝造人、女娲造人,按照科学是“劳动创造人类”,都是“做”而不是“说”——世界上有哪个人是“说”出来的?如果说这一切太遥远,那至少有一条近在身边的实例:没有“做”就没有人——“爱”可以“谈”,但最终离不开“做”。“谈”是为了“做”。不“做”,人类何以延续?
 
人类世界的一切财富更不例外,归根到底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光有“说”没有“做”,再能也休想“说”出哪怕一颗火星来,想吃熟食都没门,而人类的文明就是从会用火、吃熟食开始。换句话说,只有“说”没有“做“,连摆脱野蛮、进入文明都做不到。如果谁说人类世界的财富能不用“做”、光凭“说”就“说”出来,那等于说只要请某些高人出来“念动真言”就天上掉馅饼,地下冒黄金。这样的“说”是不折不扣的“神话”——神一般的话。这套玩艺儿拿来哄小孩叫讲童话,拿来当正儿八经的真理宣示于众就叫诈骗。
 
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于“做”,不管历史事实还是理想梦想都彰显了一个“做”字——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钻木取火、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嫘祖先蚕、蒙恬造笔、蔡伦献纸、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李春造赵州桥、黄道婆纺棉、毕升发明活字印刷……统一中国是“做”出来的,“车同轨、书同文”是“做”出来的,驰道是“做”出来的,长城是“做”出来的,灵渠是“做”出来的,大运河是“做”出来的,下西洋是“做”出来的,四大发明是“做”出来的,抗战胜利是“做”出来的,建立新中国是“做”出来的,“两弹一星”是“做”出来的,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做”出来的……
 
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人类,没有“说”还可能生存,没有“做”不可能生存——没有“说”而有“做”,活得会很艰苦,很低效,很多事会做不成,但能生存,比如与世隔绝的人,比如原始人类。没有“做”只有“说”,再能“说”、外部条件再好,也无法靠自己生存——养老院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临终服务的对象,有几个是不能“说”的?
 
人类的“做”实际是动物的“动”的延申。除了人,一切动物都是不能“说”而只能“动”。之所以生存,靠的是“动”而不是“说”。足见动物生存之本是“动”而不是“说”——动物动物,不动就不是“动物”而是没有生命的“死物”。
 
由此可见,动物生存之本是“动”,人类生存之本是“做”。
 
对人类而言,既然“做”是生存之本,那“说”就只能是第二位的,只有为“做”服务才能发挥其作用,才有存在价值。也就是说,人间正道是用“说”服务“做”——理论要为实践服务,解释世界要为改变世界服务,精神力量要为物质力量服务,虚的要为实的服务。不服务,就失掉了存在意义,有也等效于没有——软件如不为硬件服务,再先进也失掉了存在意义,有也等效于没有。食谱如不为烹饪服务,再高明也失掉了存在意义,有也等效于没有。古往今来存在过的人不知多少。如果有人说其中必有比爱因斯坦或居里夫人等等更厉害的人,谁也没法证明不对。但也没必要证明——即使真有,即使真比谁都厉害,但没有通过转化为物质世界的东西证明自己的存在,人一死一切全完,谁也不知道有过这个人,对人类社会而言还不是有也等效于没有?
 
归根结底,社会的存在靠“做”,社会的发展更靠“做”。对社会来说,一切“说”只有为“做”服务才有存在价值,否则就毫无意义,一切不为“做”服务的“说”都等效于胡说、瞎说、邪说,对人类社会纯属多余,没有存在的价值。一切靠“说”谋生的人只有用“说”为“做”服务的人才有现实意义,才有存在价值,否则就是寄生虫,没有理由向社会索取生存必须——凭什么要社会养活一群对社会的生存毫无贡献、毫不相干的人?
 
(“说”与“做”孰轻孰重?不妨先看看鲁迅的一段话:“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再看看外国对中国的封锁清单:见过对中国封锁高科技、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之类属于“做”的,见过对中国封锁律师、经济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之类属于“说”的吗?最怕中国掌握的是“说”还是“做”?)
 
三、“公知”命根在用“说”欺负“做”
 
1.“公知”只能通过用“说”欺负“做”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搞理工的只要学以致用,就自然用“说”服务“做”。搞人文的则一分为二:承认并身体力行用“说”服务“做”的,就跟一切用“说”服务“做”的人是一家子。不承认或做不到用“说”服务“做”的,则自成另一家,号称“公知”。“公知”以“说”为唯一生计,不屑“做”、不会“做”、不敢“做”,无法通过用“说”服务“做”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要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就只能绝承认“做”是人类生存之本在、拒绝承认“说”必须为“做”服务、坚持“说”比“做”重要、用“说”把“做”踩在脚下,也就是用“说”欺负“做”——用“理论”欺负实践,用“知识”欺负生存与发展,用“言”欺负行……用俗话说就是光说不干的欺负埋头苦干的。正常人要证明自己不是废物,就只有靠自己做出成绩来;废物要证明自己不是废物,就只有靠挑出别人的毛病来——不踩着别人的肩膀怎么往上爬?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否定“做”是“公知”的生存必须。不管是谁,不管做什么,只要“做”,“公知”就要横挑鼻子竖挑眼贬低否定,无需理由,不问是非,不计后果。不这样,“公知”就没有理由存在——“无事生非”,做不了正经事,就一定要惹事坏事,而且一定要把惹事坏事说成正经事,这才有理由向社会索取生存必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给自己的社会定位是“骂”(美其名曰“批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高贵的灵魂”“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那么狂热鼓吹“绝对的言论自由”——只有有了“绝对的言论自由”,“公知”才能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想怎么用“说”欺负“做”就怎么欺负,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惩罚,不承担任何后果,才能靠用“说”欺负“做”谋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面前总是“说”的骂“做”的,拼命苦干的不如啥也不干的,啥也不干的不如骂人捣乱的,干得越多,挨骂越多。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总是吹捧外国的“做”——“德国抗洪神器”“青岛下水道百年奇迹”……用“说”欺负“做”,欺负的是本国的“做”——吃谁欺负谁。不敢指望吃外国的“做”,那就敞开了捧。捧高了外国的“做”,自然就贬低了本国的“做”,就实现了欺负本国的“做”的目的。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明白用“说”欺负“做”是“公知”的生存需要,就无法理解“公知”为什么总是跟“做”的人过不去,越“做”越骂。
 
2.用“说”服务“做”与用“说”欺负“做”的区别
 
“公知”说,不对,我不是用“说”欺负“做”,而是用“说”服务“做”,通过“批评”为“做”服务——“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用“说”服务“做”与用“说”欺负“做”的区别何在?
 
用“说”服务“做”的本质是建设——最终目标一定不是整人而是“做”事,追求的一定是什么应该“做”、必须“做”、怎么“做”;最后结论一定是“做”而不是“说”——不尚空谈,落实到行动上;最后结果一定是继续“做”该做的,而且“做”得更好更来劲。
 
用“说”欺负“做”的本质是破坏建设——最终目标一定不是“做”事而是整人,追求的一定是借题发挥,陷人于罪,最后结论一定是“说”而不是“做”——什么也别做,回家读书去,大家一起比“说”去;最后结果一定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成。
 
——一个一定是为了“做事”——解决问题,对事不对人,关心的是“事”办了没有,最终步调一致对外发力;一个一定是为了“整人”——挑剔问题,对人不对事,关心的是“人”办了没有,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最终内斗内耗一地鸡毛。
 
——一个一定有破必有立,批评错的,肯定对的,最终是如何更好地“做”;一个一定有破无立——“根本不该做”,永远只说不能做什么、怎么做都不对,绝对不说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对,绕来绕去实际结论是“不管怎么做都错,只有‘不做’才对”“什么也不能做,做就是错,就该死”。
 
——一个一定为“做”创造必要条件:鼓舞士气,增强信任,鼓舞决心,加强凝聚;一个一定破坏这些必要条件:瓦解士气,破坏信任,干扰决心,摧毁凝聚。
 
——一个一定是能干的吃香,一个一定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拆台捣乱的。
 
鲁迅是这样揭露用“说”欺负“做”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
 
——“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公知”跟奴隶监工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不做”的欺负“做”的,不同之处在于,奴隶监工是因为嫌“不做”而打,而“公知”因为嫌“做”而打,“不做”反而不打。)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鲁迅是这样比喻用“说”服务“做”的:
 
——“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清澈,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大数据,见规律。“公知”如此“批评”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情况,而是全面如此,一贯如此,凡中国人“做”的一切——高铁、高科技、工业化、农业、国防、“两弹一星”、四大发明、中华文明……凡是从事“做”的人——劳动者、人民群众、科技工作者、军人、烈士……“公知”无不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有用如此“批评”推动“进步”的吗?说是用“说”服务“做”,服务了半天,实际结论却是“啥也不许做”——这是“服务”还是破坏?
 
这并不意外。利益一致才谈得上“服务”。利益冲突谈不上“服务”。“公知”的利益在通过否定“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否定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不顾”。这样的利益关系怎么可能“服务”?
 
而“公知”是怎么“批评”的?
 
——“他妈的奇迹!”“死亡快车”“起来,不愿做高铁奴隶的人们”“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让高铁刹车”“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能力闲置,浪费严重”……
 
——“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饿死那么多人弄出来的玩意,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国家”“两弹一星是搞热出来了,但有什么用呢?”“原子弹还没有茶叶蛋管用,茶叶蛋好歹能裹腹。不造原子弹还可以少饿死点人。造原子弹是为了不遭受侵略,遭受侵略会造成南京大屠杀;结果因为你造原子弹饿死的人比南京大屠杀多的多”……
 
——“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中国不需要任何的产业政策”“炸掉南京长江大桥”……
 
——“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神九上天了,公知们有权力不高兴,也应当不高兴”“它一不代表正义,二不代表恒久,三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耽误了民生的进步”“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为了让她给孩子们上课。上课在地上不行吗?”“在太空上讲课水平高吗?当然高,人家都站到太空上了。这一堂课,得用多少钱来堆呀”“用炮仗装潢门面”“载人航天是满身脓疮穿了条时尚内裤”“它射得世界第一,也改变不了你没有公平正义的环境”“为了这个大炮竹,几百万的儿童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这值得激动吗?”“载人航天确实是个形象工程,认为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图一乐”……
 
——“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
 
——“液晶面板投资是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波峰投资、波谷产出的失败案例”“京东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悲剧”“烧钱王京东方”“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很危险”……
 
——“所谓‘四大发明’是无稽之谈”“专家称‘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规范中国应出局”“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劳动不创造财富”“‘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却是一片没有长成的草,是敌囚,是奴隶,是社会的下层”“‘人’一旦被抽象成‘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民粹”“愤青”“群氓”……
 
——“‘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是一些从来也不要负责、不需要脑子,只需要听从号令、遵守指挥的冲锋队员。‘群众’并非个体的‘人’,就算是在网络这样的公共空间,‘群众’也是作为一股威胁力量,供‘领袖们’驱遣、挥耍、消耗与储存。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
 
——“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
 
——“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取消十八亿亩红线”……
 
——“猎鹰计划在行动”“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罗援’、‘戴旭’战役意义深远”“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极端孤立”“中共鹰派少将罗援微博遭围剿乱了方寸”“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围攻罗援的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责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
 
——“烤肉”“半面熟”“挂炉烤鸭”……
 
……
 
这一切足以证明“公知”的“批评”是不折不扣的用“说”欺负“做”。“公知”就是专门靠用理论欺负实践、即用“说”欺负“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一伙人。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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