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茂
张文茂：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发布时间：2020-12-01 来源：主人公网作者：张文茂
从二战以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中国改开以来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和对外关系的变化，回过头来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也有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好对外关系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竞争关系问题，还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提出四个问题，其中前三个是内部问题，第四个是对外关系问题。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强调阶级斗争的关系
这应该是一个总题目。强调阶级斗争，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在全球化的视角下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高度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制定政策和策略。用最简单的说法，强调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对经济建设和上层建筑要问一个姓社姓资。否定阶级斗争，就是为了不问姓社姓资，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道路。当然，我们也要吸取过去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庸俗化的教训，不能把所有社会矛盾都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要有严格的政策界限。严格地讲，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现实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它并不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有很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毛主席的政策精神历来是批评批判从严，政策处理从宽，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阶级斗争，根本原因是对内保证经济建设的方向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变质，对外是防止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和平演变。这本来与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矛盾，而且是经济建设的灵魂所在，是经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条件。但这种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从政治上保证其社会主义的方向，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能变质，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从世界范围上看，强调阶级斗争，不仅是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依据。只要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还没有灭亡，阶级斗争就不会过时。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阶级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列宁同时指出：
“其次，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上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中译本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200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我们党的全部学说、全部政策和策略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是我们观察国内外社会矛盾和应对、处理各种矛盾问题的基本原则。
早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重提阶级斗争。在修改会议《公报》时，毛泽东写道：“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260页）
2、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问题
在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之外，发展一定数量的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在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也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应完全否定。但问题在于，在整个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谁是主体，谁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了，就偏离了方向。在农村，解散了集体经济体制，退回到小农经济;在城市，国有经济大面积私有化，现在还有加快国企私有化的趋势，这就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所有制结构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任何淡化所有制的决定作用而片面强调分配的作用的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背叛。我们要深入研究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概括和说明，不能停留在对一般现象的简单批判上。例如农村问题，最初的承包制只是一种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调整，并没有涉及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体制问题。而解散人民公社，则直接动摇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解散人民公社至少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彻底改变了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一个是阻断了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化进程，造成国内农村市场萎缩;一个是破坏了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使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这两个问题的形成，恰恰是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的结果，也使现在的乡镇一级失去了统筹的功能和能力。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毛泽东在1974年10月20日接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说：“中国现在还不行，不够好。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53页）
3、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和利用市场机制问题
社会主义离开计划调节是说不通的。过去讲计划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来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是计划经济，在不发达阶段也可以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完全的计划调节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更高形态。一般来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对对立的概念，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是计划和市场概念最本质的含义。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其运行规则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这是客观规律。而国家的计划和调控则是运用这一规律的主观行为，计划的正确与否，并不能改变这一规律的客观存在。要想使这一规律不再发生作用，只能改变其存在的经济条件，即转型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经济是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所以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的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首先是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经济制度的运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在另外的意义上，计划和市场又可以表述为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调节手段，称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主观的国家行为。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显然已经与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本质属性是两回事。只讲调节手段，甚至用调节手段替代基本制度属性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的条件和范围，但这种调节机制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辅助性的，并且被国家的政策法规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不能任由市场机制自发地无所限制地发挥作用。
撇开主义不谈，仅从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关系看，也必须走上有计划的发展轨道。人类放纵自私的本性而不加限制的恶性消费，必然造成资源的无限开采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地球承受的了吗?社会主义最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计划的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就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最终也要进入计划调节的理性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在还不能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前提下，社会主义还需要借助市场机制的调节作发展经济。过去一般认为，区别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所以，58年大跃进时期很多同志给予取消商品货币，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斯大林晚年曾经意识到社会主义还要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称其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是坚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在我国，在农业的粮食生产问题基本得到保障以后，农村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工副业，直到大规模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要在国家的宏观计划指导下，但更多的是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社队企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实际上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早地完全取消市场机制是不现实的，或者说是“左”的倾向。因为在国内还存在着国家和集体两种以上的所有制经济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还占主导地位，国际贸易也必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所以，以计划调节为主导，以市场机制为补充，是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必然的选择。
按照毛泽东规划的发展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是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或国家调控管制下的商品经济。作为手段或机制，计划和市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工业化初期的起步阶段，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和调节手段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舍此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顺利起步和推进。这一阶段不可能给市场机制留下很多发挥作用的空间，因为当时面临的就是短缺经济，不靠计划集中资源就不能起步。不集中就不能办大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国家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以后，为了摆脱短缺经济的局面，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为了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和启动人民公社的工业化进程，又需要扩大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以增加消费品生产和供给的总量，使社会主义市场繁荣起来，农民富裕起来。但是，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在国家计划的总盘子之内，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手段进行调控，像陈云同志比喻的那样，是笼子和鸟的关系。这一进程的发展，会使短缺经济局面很快得到扭转，造成商品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这一发展过程也一定会在很多领域逐渐形成供大于求局面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现象。于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趋势加强，在国家的计划指导、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下，推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升级。随着现代信息智能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国家计划调节的手段越来越成熟；另一方面，是生产能力大于实际需求的产业逐渐增多，使这些领域具备了退出一般市场竞争机制的条件，逐渐纳入计划管理的轨道。所以，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我们在改革中过分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义把经济改造成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在资源配置上强调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甚至提高到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度，这就成了商品价值规律决定一切的蒲鲁东主义的陈词滥调，完全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距马克思主义离题万里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
“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他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公社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的村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成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他解体。”
“----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于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305-308页）看看，恩格斯当年对杜林的批判，是不是可以拿来和我们的现实对照一下？什么都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那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这不是恩格斯早已批臭的那套理论吗！
4、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问题。是在维护社会主义独立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还是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改造自己的经济体系，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斯大林在1925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曾经说过：“我们应当这样来建设我们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又说：“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 第七卷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46-247页）。这是斯大林为前苏联选择的发展道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发展对外贸易，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甚至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都是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失去自我。对国家来说，关键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的主导权，对合资合作企业来说是控股权，如果这些基本的界限都不讲了，那么，还有什么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可言?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对当时的江西省和湖南省的领导同志多次谈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据当时陪同毛泽东的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回忆：当时汪东兴表示，在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时，“毛泽东缓慢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见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73页）
而我国的所谓“发展外向型经济”，所谓“全面对外开放”，所谓与“世界接轨”，则完全违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警告。在80年代初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基础上，80年代后期开始全面转向外向型经济，又经过90年代的不懈努力，在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终于完成与资本主义深度接轨、融合的发展道路。而这种开放的道路必然迫使中国经济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定的规则运转，并且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态势，最后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也逼到了墙角。如果我们简单地概括私有化改革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样几步棋：先是把农村集体经济瓦解掉，导致农村退回小农经济和进一步两级分化，使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其次，这就必然使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有工业失去国内市场的支撑，被迫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第三，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招商引资，又必然引起国内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经济发展在廉价输出和牺牲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最后，是金融领域完全服务于这一发展战略，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吸食中国人民血汗的工具，廉价出口挣来的外汇，又被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垃圾债券;并且对国内产业经济按美帝国主义的需求进行捆绑和整合，使之彻底殖民化，社会主义的防线就这样一步一步被突破，发展的成果源源不断地输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现在，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中美国”的格局已经形成。右派的比喻很贴切，这就是温水煮青蛙，是不同于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是渐进式的被捆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
国内的改革动力已经接近枯竭，以买办官僚为主的汉奸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两级分化的趋势难以遏制。靠什么维持发展?靠开放倒逼改革，继续走投靠帝国主义的道路。有人说：开放，与改革一样，成为现实最鲜明的标签，这就是现实的主要政策取向。残酷的现实表明，现阶段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与美帝国主义的之间民族矛盾已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总之，社会主义主要是上面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掌握好“度”，导致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共产党人要认真总结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基本点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这几个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都提出来了，也进行的艰苦的实践探索，改开以后也有了反面的实践和验证，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所以，不宜提什么新的主义。在理论探索上，要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实际出发，站在世界格局演变的高度，研究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理论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问题，研究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研究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开放的程度问题等等。只有通过总结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实践，真正弄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在理论上真正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现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2015-8-20
注：此稿为《二战以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中美国”陷阱》的后半部分，2015-09-02 · 发表于乌有之乡网站。此次略有修订，标题是新加的。
（责任编辑：林飞雪）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主人公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我们会更加努力，宣传红色文化。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
请点击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