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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杂谈

缅怀与感悟——记与周恩来总理的五次近距离接触

发布时间:2020-03-05 来源:主人公网作者:陈永康

缅怀与感悟

——记与周恩来总理的五次近距离接触及其给我的感悟
 
咏 慷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仿佛舒缓的小河注入宁静的湖泊,既展不开秀美的涟漪,又扬不起腾跃的水波……然而也有一些往事,虽然时过多年,却还依然历历在目,浪花四射,激扬飞溅,好似一条奔腾澎湃的江河。

    我不禁回想起几十年前与周总理多次交往的难忘往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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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等握手
 
    1966年12月16日下午,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建于1959年的工人体育馆,当时是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的满满的了,大约总有一万五千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

    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人在过于激动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的。

    对周恩来总理,我从小就是非常敬重的。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更使我看到了他磊落的胸怀、高尚的品质。我一边听周总理讲话,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位举世注目的老人。他端庄的脸庞,微耸的剑眉,深邃的目光,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让人第一眼见到,就会感受到一种超群的英俊。难怪我早就听到人们在传说:周恩来是世界有名的“四大美男子”之一。而且他的丰采愈到晚年,愈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到一年,周总理却明显地比我印象中苍老多了。头发中,搀杂进不少灰白的颜色。面部虽然尚属丰满,但肌肉已经显得松驰,而且隐隐约约能看到细碎的老年斑。我早就听说他在动乱的年月,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无疑是太操劳、太疲惫了……我心中暗暗在说:周总理啊,您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精力充沛!
    
    我这个中学生坐在了周总理身旁
 
    由于全北京的中学普遍进行了军政训练,因而大联合的步子进展很快。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成立大会,于1967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恩来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5人。中央领导到会后,即与我们5人在主席台的第一排交叉而坐。十分出乎我预料的是,那次坐在我身旁的,竟然一边是周恩来总理。新华通讯社的摄影师,“咔嚓”一声,将这很有意思的历史镜头拍摄了下来。

    那天,自从周恩来总理等落座后,我的心就一刻也没有平静,以至许多大会发言都没有能够听得进去。我心中在想:陈永康啊,陈永康!你不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吗?何来如此荣幸?能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样坐到一起!?

    我简要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学红代会的筹备情况。大会最后,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指挥全场中学生高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次大会召开后,首都中学红代会就算是成立了。

   向周总理提出敏感话题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有幸再次见到周总理。他依然十分和蔼、慈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

    我大胆地提出了那个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干部十分关心的问题,即“运动中整干部和教师的材料,以及干部和教师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等,应当如何看、如何处理?”

    我说:“总理啊,我们很多同志都认为那完全是极左路线搞的东西。那些材料,虽然形式上有些来自‘群众揭发’,有些来自干部、教师本人的‘交代’,但无不都是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下,受到指供、诱供、刑讯逼供,违心地讲的假话、错话,还有的人因为在‘劳改队’里身心倍受摧残,神经错乱,神志失常,说了些胡话、昏话。把这些明明是逼出来的假‘东西’做为‘证据’和‘资料’保存,显然会给干部、知识分子造成精神上的负担,也会影响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一火了之’。但这种把大字报、小字报、文字材料统统烧掉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没有先例的,会不会有人说这样做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总理略微思索了一下,沉稳地讲:“好嘛。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都得到解放。中学教师工作很辛苦,每个家庭都不能离开。他们无辜受到那样严酷的摧残,天理也是难容的。”过了一会,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的经验证明,‘逼供信’搞出来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延安整风时就有过这个教训。不过,你们销毁材料要搞得稳妥一些,最好请军训团的同志协助办理,并做好各方面群众的工作。这件事是好事嘛。”

    从言谈话语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总理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从内心深处由衷信任和爱护的,他那清晰悦耳的江浙口音,像淙淙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哦,我们不是日夜渴望能在浩瀚荒漠中觅得一片绿洲吗?那麽,周总理在风狂雨暴的时候,对身处逆境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关怀、信任和爱护,就正是荒漠中那一片松柏长青、杨柳依依的绿洲。
 
 
  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1967年5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群众大会。我做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大会,并有幸坐在主席台上。

    那次大会,周恩来总理坐在第一排居中位置,他的左边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右边是郭沫若副委员长。

    在郭沫若离开座位,走向讲台发言时,我大胆地走到周总理身旁,坐在郭老的位置上。

    这次周总理没有穿军服,而是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微笑着问:“你是师大附中的陈永康吧?有什么事情吗?”
 我不由得不钦佩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通过与周总理的接触,我感到他虽然年近古稀,但精明强干,日夜操劳,时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牢牢掌握党的政策,尽最大可能对老干部进行保护,方方面面考虑都很周到,真是千古良相,难得的人才!

    这时,在周总理亲切态度和朴实作风的感染下,我已经丝毫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了。于是,便大胆地把一个未经与其他同志商议过的问题直接提了出来。

    “总理,”我说,“我们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历史悠久的重点学校。”

    周总理点了点头:“嗯,知道。”

    我接着说:“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给师大附中题过词。”

    周总理没有吭声,只是庄重地望着我。

    我说:“我代表师大附中全体师生员工,请总理也能给我们题词。”

    周总理谦虚地笑笑,还摆了摆手:“我写不好。”

    我说:“总理太谦虚了。师大附中一千多名师生员工都等着我带回的喜讯呢!”

    周总理见我盛情难却,便说:“那这样吧,你把写多大尺寸,希望写些什么,都在这张纸上写明一下,如果今后有可能的话,我就试试看。”
于是,周总理从原本放在桌是的一叠白纸中递过一张。

    我在白纸上面画了个样子,注明尺寸,并说:“至于写什么内容,请总理您自己定。”

    周总理笑了笑,把那张白纸收了下来。

    在这难得的机会和融洽的气氛中,我真想能把时间凝固住,再和周总理好好聊一聊。但是郭老讲完话后,已经从讲台回来,走到我的身后了。

    于是,我只好赶紧依依不舍地站起,向周总理道别并表示感谢。周总理又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说了些勉励的话语。

    我早就听不少老干部讲过,周总理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许多人见上一面,往往就能牢牢地记住。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一名代表参加。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当周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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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周总理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的感染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他不断地激励着我学习、改造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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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明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