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辨析

河南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主办《中原老新闻兵》编者按 　　  　　

正当全国人民以饱满的热情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一些所谓“专家”、“学者”、“教授”，借大跃进中河南的信阳事件，对共产党、毛泽东主席进行肆意攻击，语言之恶毒令人发指。我协会会员、原八路军的红小鬼、中南空军军官、《河南青年报》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山西记者站站长、《中国法制日报》高级记者王生明同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些黄口小儿进行有力的驳斥。文章在中广网发表后，许多网站迅速转发，点击率数以万计，评论、跟帖近千条，外国网站也有转发。现将此文编发于此，供大家参阅。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修改稿)　　

 　　

端阳生撰文　　

 　　 　　

（一）           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　，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科技部召开的某次座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翻江倒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实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　　

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因为“大跃进”建树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就诞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 。 “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人民公社）的徐秘书。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 “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从武汉空军转业到信阳，到岗位没几天就担任了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 “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刮“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　 1959年4月29日　，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　　

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有的省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 “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信阳地区上蔡县某乡政府的墙壁上，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洞三位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某领导说他一贯右）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被送党校学习（保他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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