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激发出许多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我国经济如此繁荣了。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点小雨，洗去沉沉的雾霾，住客的心情是会好很多的。倘若再读一段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就更加令人愉悦了。无他，故事精彩绝伦，而且在那时我们的经济文化的确是很先进的，只是到了近世，才渐渐落后于西方。

文明先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都市的，粮食、交通、安全都会是问题。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也就是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不管是在中国，还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第一次出现。临安比1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同时期，欧洲的城市相对较小，当时崛起的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与汴京、临安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宋朝以后，中国城市规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人口竟不及百万。元朝建都大都（今天的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两朝，北京的人口维持在70-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仅城市的规模大，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很高。早在战国时期，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的水平。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宋朝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这些数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不妨和新中国以后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可怜的10.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到 1957年的时候上升至15.4%，恢复到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到了1983-1984年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时期的22％的水平（如下表）。看起来，历史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资料来源：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和《中国统计年鉴》。

翻阅资料，不难发现，在城市化水平领先的时期，我们的人口迁移是很自由的。战国时期，“野与市争民”，城乡人口已经开始对流，国鄙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孟子•万章下》载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看来已没有了“国鄙之分”。《周礼•地官》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这就是从法令上赋予迁徙的自由了。人口有了迁徙的自由，难怪城市会长得那么大。

反观中世纪的欧洲，人口被固定在封建庄园的土地上，难以自由迁移，城市的规模自然要小得多。在我国，刚解放的时候，人们也是有迁徙自由的，到了1960年以后，这个自由被一定程度地收回了，结果就是从1960年到1978年这将近20年间，城市化率几乎没有上升。198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率只有小幅上升。到了1990年代，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率才开始大幅增加。

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激发出许多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我国经济如此繁荣了。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自由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跟着出现了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进而超越盛唐。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在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19世纪中页“五口通商”（“五口”指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山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