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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龙江县抗日斗争史话|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斗争

发布时间:2024-08-27 来源:中共龙江县委宣传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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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杨一辰、秘书长冯仲云给于天放布置任务:"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在省城齐齐哈尔建立党组织,暂定为龙江特别党支部,进行秘密的抗日救国工作,主要对象是学生和爱国士兵。"于天放来到齐齐哈尔,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英语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秘密着手建立支部工作。黑省留平学生刘乃风(刘云青)回东北后,在拜泉参加义勇军,1933年3月来齐齐哈尔,经郑炳文介绍在教育厅工作。黑省留平同学会会员王文郁,1932年被北平市委派到河北工作,不久返回北平,接到张甲洲、于天放的信后回到东北。他按组织的要求到哈尔滨接关系,因未找到冯仲云与组织失去联系,回齐齐哈尔在清真学校当教师。此时,在北平一些大学读书的党员宫洗尘、刘永年、毕耀宗、吕广耀也相继回到齐齐哈尔,在女师、男师、工业学校担任教员。于天放经过调查,秘密串联这些未接上组织关系的党员,以野游的方式集会,于1933年3月成立龙江特别党支部。于天放任特支书记,支部成员有宫洗尘、刘永年、毕耀宗、王文郁,党员有刘乃风等十几人。

特支因受满洲省委直接领导,所以叫"特别党支部"。例如,1933年4月,满洲省委就是直接派鞠哲祥代表省委巡视龙江特支的。
 

1933年3月下旬,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人们还穿着棉衣。满洲省委调中共安达特支书记鞠哲祥去哈尔滨到满洲省委接受培训。在哈尔滨,他首先到斜纹警察署(也许是经纬警察署)找姜兴文,姜兴文把他介绍给省委的黄吟秋,黄吟秋每天领他到偏脸子张宗伟家看文件并把他介绍给张适。
 

张适(1904-1945),原名适斋,山东长乐人,济南育英中学毕业。1924年后,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来东北。1930年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道外区委书记、满州省委巡视员。他个子不高,脸色较黑,一副小商人模样,当时住在道外景阳街一个叫明远栈的小客店里,床位是一进门右手的一个吊铺。鞠哲祥也搬到道外四道街,住在路东一个院落里的老赵家。张适每天以遛背巷、逛道里公园的“飞行”方式跟他谈话,讲当时的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约一周后,黄吟秋和另一位山东人在张宗伟家交给鞠哲祥一包文件,要他去齐齐哈尔巡视龙江特支,并传送文件。鞠哲祥把文件装在鞋盒里,顺利地回到安达。
 

1933年4月间,安达特支在党员李天松家召开支部会,决定让鞠哲祥先找刘乃风联系。刘乃风是安达县老虎岗刘太公屯人,是鞠哲祥在齐齐哈尔省立师范学校的同学,此前在安达参加地下党工作,这时是龙江特支成员。鞠哲祥临行给刘乃风来信,定好接头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地点在龙门街北段的路西,原服务局大楼那个位置,盖楼前是龙门街11号大院,是解放前一家字号叫广兴德的大旅馆。大院的门里有影壁,上面画着一只静伏在古松下的梅花鹿,气氛似乎有点沉寂,但地下却涌动着激流。届时刘乃风领王文郁与另外一位同志去旅馆与鞠哲祥见面。鞠哲祥拿出那包文件,刘乃风叫王文郁拿去交给组织。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主要内容是中央对省委的指示、省委对各地的指示,还有一个歌本。
 

几天里,鞠哲祥每天在广兴德跟刘乃风谈话,了解齐市的工作情况,传达省委的指示,布置下步工作。
 

省委对当时工作的指示有五点:

一、接收伪军士兵,跟士兵喊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二、组织工人,先消极怠工,后进行罢工。

三、在学生中,搞“读书会”。

四、在农民中,号召抢粮、分粮、吃大户。

五、建立组织制度。
 

现在看来,这些只是几个无足轻重的条条,但参照1933年7月21日《满洲王通巡视安达特支和江省支部的工作报》看,可知是涉及国是、民生、党建的大事。现按条分述于下:
 

伪满初期的"国军",由投降关东军的东北地方部队所组成,由关东军派驻的顾问团所控制。在伪军的高层机构里,派有日本陆军大佐多田骏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在下面,如“黑龙江警备军”派去主任顾问少佐林义秀坐镇。顾问团控制伪军的着眼点在于“防止士兵动摇”,迫使伪军参加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和将伪军改造成完全由日军驱使的附庸军队。关东军的控制不谓不严密,但也难施其伎。例如,外号叫冯大脚丫子的冯广友,投降日寇后任江省陆军第一混成旅的旅长兼护路司令,所部驻防昂昂溪至甜草岗一带。他死心塌地当汉奸,图谋把他的部队打造成伪军的“模范队”,但也不敢妄自行动。这支伪军大部是“天照应”和苑崇谷的旧部,曾浴血抗日,士兵和下级军官都身在曹营心在汉,“都在伺机而动”。“剿匪”时,他们阳奉阴违,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的口号。狡猾的冯广友虽然看在眼里,但慑于抗日声浪,不但不敢造次,反而随声附和士兵:“我们现在迫不得已暂时届服在日本势力下,等关里出兵我们便反正。”冯广友不忘给自己留后路。李海青的义勇军作战失利,家眷武淑杰坐大车逃难,偏偏遇见冯广友带兵"追剿",冯广友对武淑杰再熟悉不过,却装作不认识,拨转马头放了一码。
 

当时的伪军如此"动摇",所以在士兵中策反倒戈,接收他们重归抗日队伍是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九·一八"的炮火,日寇的暴政,泛滥的洪水,带来了深重灾难,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农村,哀鸿遍野,农民生活极其悲惨。1932年发大水,收成不及往年的三分之一,天天都有人饿死。农民难以忍受了,有些县农民自发聚集上百人包围伪县政府讨粮,然而县长假慈悲地给每人发点小米事态便平息了,农民依旧没有出路,甚至发生一家七口人全都自杀的惨剧。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王通说:“若有人领导一呼群起响应,由于没有我们的领导,斗争被县长缓和下来,现在都在那里坐以待毙,想不出解决饥荒的办法来。”
 

在城镇,也是民生凋敝,景象极其萧条。商店倒闭三分之一,天天挂幌营业的只是些饭馆、理发馆、药铺、杂货铺之类的小铺子。而挺下来的大商店则门庭冷落,只有破烂市却一片“繁荣”,但又是折腾家底的人多,买东西的人少,想变点钱买点粮食那是难上加难。百姓越穷物价越涨,涨到惊人的程度,“小米每斗三四元,比往年价高三倍,苞米每斗三元多,高粱每斗三元四五毛。”一个拥有房产几十间的人家,家道可谓殷实了,但生活竟也异常窘,常常吃上上顿没下顿,甚至连咸盐都买不起。至于穷苦群众的苦难就不言而喻了。
 

城店里的劳动群众,充满着“反日空气、骂满洲国的声浪”。他们在期待、在求索:“中国难道就完了吗,还能永久当亡国奴不成?”王通认为,“把各种反日群众组织起来,把各种反日力量集中起来,……巩固统一战线”,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在青年学生中成立读书会,是我国东北地区逐步形成的传统性斗争形式。先有昂昂溪特区五中的读书会,又有省立师范学校的漪澜读书会,到1940年更有“左翼读书会”,爱国青年不畏强暴,以读革命书刊为活动内容,团结广大青年学生进行反满抗日斗争,为民族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读书会”这种斗争形式不可忽视。
 

当时我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齐齐哈尔地区的党组织刚刚建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甚为重要。
 

特支在满洲省委领导下,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组建了抗日救国会以及教师支部、学生支部;在伪满第三军管区“候补连” 中组建了士兵支部。
 

特支多以散步、闲游的方式传达上级精神、学习省委文件、研究工作。
 

特支还以组织读书、谈心的方式联系青年学生,启发他们觉悟。当时的女师学生王辉(王文兰)回忆说:“我的语文老师吕广耀……有许多课时,他不讲课文,而是抱着一堆从书局新购入的书籍,如小说、诗歌等,一本一本地介绍作家、办介绍内容,满腔热情地向青年们推荐,他实际上是在做思想引导。向学生介绍书籍时,告诉学生什么是资产者,什么是无产者,……在青年学生的头脑中打上贫富、阶级的烙印。……还在课堂上介绍进步电影,如《夜半歌声》。……他的进步思想和观点,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渗透给他的学生们。……他是我青年时代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教育下,我得以在当时的社会里,懂得青年人要有思想、有理想、有正义感,他引导我向正确的人生道路上走。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在特支引导下,青年们追求进步,走向光明。许多进步学生如厉男、王振玉等就是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几个基层支部,按照特支的布置贴标语、发传单,以各种方式进行工作,省城内外反响强烈。
 

由于于天放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暑假前被学校解职,于9月被迫前往富锦,他把支部工作交给宫洗尘、毕耀宗负责。至1934年初宫洗尘等前往北平,其他党员也相继离去,特支活动停止。
 

龙江特别党支部,是中共在齐齐哈尔的第一个党组织。
 

于天放又名于九公,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是齐齐哈尔第一个党组织的首任领导者,在齐齐哈尔和北平读书期间为学运领袖,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受党组织的派道回黑龙江参加抗日工作,解放后在黑龙江省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宫洗尘,黑龙江省甘南县人。1925年在齐齐哈尔的省立工科读书时,是齐齐哈尔著名的学运领袖。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党组织派回东北,历任黑龙江省警政厅长,秘书长,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因积劳成疾,于1949年1月在齐齐哈尔逝世,享年44岁。

西北特支

 

1939年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同志派麻国柏、顾月英(顾雪岐)、舒明暹、王明伧(何苏芹)同志,到龙江县李三店地区开辟党的地下工作,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特支”的成立,使龙江县李三店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和爱国热情日趋高涨,被压迫的人民有了新的希望。
 

西北特别支部于1942年8月被日本侵略军破坏,但是在龙江县的革命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特支的建立

 

1939年春,麻国柏来到了李三店。他是抗联三军一师的一个连指导员。他积极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
 

麻国柏通过麒麟屯大户田孝春得知曾任旧军阀张海鹏手下二十一营营长白永盛所辖一部分武装队伍散落在李三店、蘑菇气一带,认为这是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并将情况及时汇报给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
 

北满临时省委根据麻国柏反映,又于1939年8月派出三军一师田营长、抗联女战士顾月英奔赴李三店。田化名杨德林、顾化名杨冰杰,扮成父女,在李三店与麻国柏一起组织救国会,做争取白永盛的工作。
 

北满临时省委根据李三店方面的反映,认为有加强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作的必要,于是又决定派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抗联三军一师二团秘书舒明暹同志赴李三店找麻国柏接关系,要求迅速成立西北党的特别支部,以此来领导已经初具规模的抗日救国会组织。和进一步做好争取白永盛的工作。
 

1939年9月,舒明暹受北满临时省委的派遣,肩负着建立“西北特支”的重任,化名关伯扬同爱人刘淑珍乔装进入李三店。在集市上,舒明暹与麻国柏顺利地接上了关系。
 

九月中句,在李三店后山高梁地里,由舒明暹主持召开了有麻国柏、麻国春参加的三人会议。
 

会上,舒明暹听取麻国柏简单汇报,得知麻国春是麻国柏发展的地下党员,省委派来的杨德林、杨冰杰在麒麟屯做抗日宣传工作,因交通不便,没有通知他们参加会议。
 

会议中,三人认真分析了形势,经热烈讨论,决定成立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下的西北党的特别支部。舒明暹提议,支部书记由麻国柏担任,宣传工作由麻国春负责,舒自己负责组织工作。这样“西北特支”光荣诞生了!从此龙江大地革命之火熊熊燃起,其影响范围西北达布特哈旗首府,西南达景星县境。

 二、"特支"的主要活动

 

西北特支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形势,首先进行了组织疏散工作。
 

舒明暹进入李三店时,就听到集市上有议论,说是李三店来了八路军工作员,还有女的。支部成立后,全体同志分析了敌情,一致感到敌人对我们地下工作已经有所察觉。舒明暹提出,“杨家父女”应暂回后方,这样有利于保存革命力量。支部通过了这项决议,并决定让进步群众田孝春通知他们,让他们尽快离开李三店。
 

杨德林、杨冰杰按通知,迅速安全转移到了庆安。
 

在支部成立的第二天,舒明暹在李三店北山高梁地里召开了第二次支部会议。会议决定,舒明暹到景星县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1939年中秋前夕,舒明暹徒步到景星,住在金玉升家,生活都靠金家帮助。
 

金玉升无职业,过去开过饭馆,与麻国春有亲属关系,生活也并不富裕。由于受麻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又经舒向其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金玉升提高了觉悟,为抗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通过金玉升,舒明暹逐渐同金玉明、王玉山、张洪杰、温春普有了接触,并将其发展为中共候补党员。将张洪杰杂货店作为通信交通站。随后又到内蒙的成吉思汗将齐国和发展为中共候补党员。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并掩护自己的身份,舒明暹请王玉山弄了两筐梨在景星集市上出售,还到朱家坎九里站(今合山乡)筛过砂子,即使这样,生活仍无法维持。
 

舒明暹只好以谈生意为名,向北满临时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希望省委能拨给一部分活动经费,省委很快复信,说省委也同样面临困难,要求地方自力更生。
 

1940年2月舒明暹在绥棱县老金沟见到了金策同志,向他作了汇报。金策因急于带人到绥棱山沟去背给养,让舒明暹在老金沟等他回来再给解决。
 

金策走后第二天清晨,铁力三浦守备队和警察讨伐队突然袭来,将舒明暹逮捕。时间是1940年2月上旬。
 

麻国柏在李三店按支部决议,继续做抗日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他们说服了白永盛,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抗日救国军。
 

“康德”七年(1940)七、八月份,田孝春、麻国柏请金友往庆城写信,向赵尚志汇报工作。内容是麻国柏联络了两回白永盛没有成功,后来经过说服动员,白永盛终于同意了抗日,愿意将自己失散的兄弟重新组织起来。
 

白永盛决心抗日后,在索伦暗地招兵买马,很快聚集了七十多人,并以磕头拜把子的形式团结了许多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群众,还有附近的猎户,达二百多人,正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
 

“康德”七年(1940年)冬月中旬,麻国柏、王明伦与抗联三支队王明贵部队联络,准备接应白永盛进山。但部队路过炮台砬子、五道梁子等处,与敌相遇,激战后队伍被打散,计划落空。
 

部队接应不成,麻国柏、王明伦、麻国春、白安太、田孝春等继续在李三店、蘑菇气一带,坚持发展抗日救国会组织。在李三店街里先后发展了金绪东、高忠元、刘跃武、孙志远、邢荣久。
 

在麒麟屯发展的有田孝春、田孝思、金友、黄庆有、杨志家、杨志国、孙学庆、田贵发、阚思学等人。
 

在蘑菇气屯发展的有范义增、齐克强、杨云田、王永平、白福寿等。其中金绪东,是白永盛原部尉官,白福寿是白永盛的亲戚、旧部下。
 

1942年8月,伪兴安东省警务厅特务股股长井健太郎率部突然闯入蘑菇气街,将抗日救国军的发起人和领导人白永盛逮捕,随后1942年龙江省伪警察厅特务科对李三店地区抗日救国会人员进行大搜捕。
 

西北特支主要成员麻国柏、麻国春先后被捕,至此,历时三年的西北特支被破坏。
 

西北特支虽然被破坏了,但她的光荣业绩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

 

北满执委部  
 

北满执委部是北满省委第一执委部的简称,是中共党员王耀钓团结爱国青年史履升、周善恩等组建的抗日组织。在抗日联军的领导下,执委部为抗日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1年9月20日,抗联第三路军第九支队政委郭铁坚与第一大队队长曹玉魁率所部30余人,在讷河县西北莫力达瓦旗多西浅,遭驻昂昂溪日军田中部队白丸讨伐队的突然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郭铁坚、曹玉魁不幸牺牲。敌在郭所带的皮包中搜出用密码写的文件。当时随军宪兵冈野等二人将所获文件交田中队长,田中不能破译其密码,因此带着装有这些文件的挎包找齐齐哈尔宪兵队队长星实敏中佐。根据《我的忏悔-宪兵少尉土屋芳雄的个人史》一书记载,田中找到星实敏以后说:“能不能破译这些密语文件?这些密语文件好像说在什么地方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委托宪兵队帮忙破译一下。”星实敏叫来特高主任滨端准尉下达了任务,滨端准尉又找到土屋芳雄。土屋芳雄对此颇感“兴趣”,他想:“不管怎样,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是立功发迹的好机会。等着瞧吧,赤色的家伙们,我一定要整治整治你们! ”他根据文件判断,在城里某处有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这肯定是该组织交给第九支队的秘密文件,说不定能抓条大鱼,所以他建议成立一个特别搜查班进行侦察。他的建议得到采纳,组成了由滨端准尉指挥,土屋芳雄和齐齐哈尔宪兵分队田泽军曹属下的特高班以及宪补、翻译等10人组成特别搜查班。由于滨端准尉长期呆在司令部办公室,土屋芳雄成了实际的指挥者。星实敏认为提供这个线索的是田中部队白丸中队,故以“田白工作”命名,也称“田白工作”事件。
 

经土屋芳雄等研究,根据所获文件中用密码写成的“北满执委部之组织系统表”中的注音字母,和一张解释这个组织的密语文件,破译了执委部七个人的简历,经研究判定,这个组织是以铁路局人员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知道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是齐齐哈尔铁路局列车段货物员史履升。当时史履升家住齐齐哈尔市孟母庙街4号,距宪兵队宿舍不到200米。土屋芳雄安排便衣特务日夜监视,埋伏,跟踪,依据所获文件对照,掌握了这个组织大部分成员情况。土屋芳雄也亲自换上便衣乘坐史履升担任乘务的列车,监视史履升的行动。在车上,机警的史履升发现有人跟踪、监视,11月7日在车回到齐齐哈尔后,和同车的该组织成员阎瑞林一起下车后没有回家,和接他们的该组织成员赵恕一同到赵恕家。赵恕妻子郭玉荣找到史履升妻子张庆云带了路费和衣物,史、阎二人当夜逃往济南。土屋也发现史履升在车上有所察觉,还未及逮捕,史、阎二人已走。他决定必须马上下手,根据已掌握的线索立即进行大搜捕,紧接着由以齐齐哈尔宪兵队为主抽调齐齐哈尔铁路警护队、齐齐哈尔警务处、昂昂溪、白城子等地的警宪人员计有宪兵30人,铁警35人,满警30人,共95人,组成6个逮捕班,于11月9日开始进行大搜捕,先后逮捕该组织成员及涉嫌者135人。土屋芳雄直接带领宪兵、铁警10余人在齐齐哈尔逮捕万先琦、夏慧民、董孝舒等12人,又指挥冢本曹长、张宪补到哈尔滨逮捕了王鸿恩、刘长青等8人。史履升、阎瑞林本已逃到济南,写信给哈尔滨的段作新,被日本宪兵通过邮检查出线索。土屋芳雄根据史履升的照片通告济南宪兵队,将史、阎二人逮捕。经土屋亲自直接逮捕的就有22人。土屋芳雄从哈尔滨捕人回来后,查明该组织总负责人王耀钧在古城,又马上逮捕了他。到12月中旬在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吉林、古城等地的该组织成员绝大多数被速捕。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对此案极为重视。当时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部员和第三课课长的吉田虎雄1956年7月6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交待:“为这个事件,……我曾下过如下的指示:尽可能多地逮捕中国的爱国者,对他们进行刑讯、屠杀……要查明这个抗日救国组织的全貌,彻底查明与其它组织的关系,查明该组织的领导关系,尽早结束侦察。”
 

按照这一指示,为了逼取口供,对被捕的人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过电,削肋骨,刺指甲,跪砖头,冬天向身上泼凉水,几天几夜地站立,上大挂,用烟头烧,灌凉水等等。爱国志士多次被折磨得昏厥,全被摧残得体无完肤,如张阶平的门牙被打掉3个,手骨被折断。历经一个多月的刑讯,被捕的同志没有屈服,在狱中和敌人展开斗争,无一变节投敌。齐齐哈尔宪兵队于12月,将他们送齐齐哈尔高等法院。该法院治安厅,于同年12月在公审庭分数次进行审判。1954年,拘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横山光彦笔供:“治安厅的组成:审判长我,审判官黑坂一男、本田一。案件内容:革命志士王耀钧等38人,以满铁齐齐哈尔铁路局为中心,组织满洲铁路抗日地下组织第一执委部。依据其组织,在齐齐哈尔、洮南、白城子等地,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判决结果:负责人王耀钧、史履升、周善恩3人,死刑。组织者兼书记佟允文、毛殿武、阎瑞麟等4人,无期徒刑。侯康文等17人,15年徒刑。其余12人,5至8年徒刑。其中有2人在公审前于齐齐哈尔监狱死亡。以上判刑均未上诉而确定。不久,在齐齐哈尔高等检察厅的指挥下,在齐齐哈尔监狱执行。”就这样,一个“幼年的党组织”被残酷镇压了。
 

为什么说是“幼年的党组织”呢?因为该组织从成立到被破坏仅仅存在4个多月,时间是短促的。但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在日伪宪特密布之下,组织发展之快、之广,工作之多,是令人震惊的,以致敌人惊呼“城里也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活动了”。
 

这一组织的发起人是抗联三支队军医王耀钧。
 

王耀钧,辽宁省铁岭县人,1936年末在富锦县参加革命,因学过医,任第六军军医,1939年编入抗联第三路军第九支队,队长边凤祥介绍其入党,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1940年11月9日随三支队队长王明贵率队从朝阳山出发至鸡冠山宿营时,与敌遭遇,激战中王耀钧身负重伤,不能随队前进,遂被王明贵安排到抗联地下联络站——沟里大杨树盖新亚家养伤。盖新亚对王耀钧照顾很好,伤基本痊愈后,因约定接他归队的人没到,在盖家时间长了怕影响该联络点的安全,因此和盖新亚商议,拿盖新亚之侄盖厦春的“证明书”(“良民”的证明卡),于2月23日到并齐哈尔亲属铁路局电信员聂鸿图家。聂鸿图时年25岁,是一名具有爱国心的青年,他和王耀钧相处很好,两个人很谈得来。不久,又结识了聂鸿图邻居佟允文、毛殿武,这二人也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员工中,曾有一个还没有来得及组成的抗日救国秘密团体,主要成员龚在春在1937年大逮捕时逃走。另一主要成员史履升成为这一团体的核心人物。用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星实敏的话说:“执委史对文学抱有兴趣,特别对于新文学有相当的自信,因此在齐齐哈尔列车区获得绝大的信赖,史专心教育前途有为的青年,在“执委部”之前,以史为中心,已形成一个强固结合体。本年5月上旬由佟允文之介绍而与史相识之后,立即着眼于此种集团之组织而始于巧妙宣传。王对史说:你把握这些有为青年,为何不动手,而要旁观到何时。…史认为……依目下之情况,可以急速建立共产党组织,由于史之露出此种意见,王立即着手组织工作。…史王二人自昭和16年(941年)2至7月间,关于共产党系统化的问题已协商过十几次,史被王的宣传和煽动,就从过去由他自己指导的三民主义为本体使其发展为共产党组织,因而决计要达成他渴望多年的抗日革命的目的。"
 

正如上述,史履升和王耀钧相识以后,二人一见如故,决定重建抗日秘密组织。1941年7月25日,"北满执委部"成立大会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宅王贵家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耀钧、史履升、佟允文、毛殿武、王文元、周善恩、万先琦、侯康文等人。推举史履升为执委部执委,蔡静峰为书记,佟允文为干事长,毛殿武为干事,张阶平为常委,聂洪图和周善恩为巡视员,段作新和孙运祥为交通员。确定”北满执委部"代号“80”。7月30日、8月2日,又在王贵家和铁路职工关国家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执委部”会议。这几次会议商议规定了“北满执委部"要利用铁路交通的有利条件和广大人民有抗日爱国的热情迅速发展组织,下设小组。规定了与抗联联系的暗号、保密问题,宣读了“当前工作十大纲领”及“抗日救国纪律大纲”等。“北满执委部当前工作十大纲领”是:
 

1、没收帝国主义在东北的财产,取回走狗、机关的物资,作为东北抗日军队之战费。

2、工、农、兵、学、商及义勇军,共同在政治的作用下团结起来,驱逐来中国的日寇,收复失地。

3、撤销治外法权,急速恢复领土权,反对政治上的一切不平等的统治政策,废除伪满洲国政府。

4、号召青少年反对奴化教育,反对伪帝国及其不良教育,坚决改革文化。

5、党外若有优秀分子,虽为非党同志,也要启发、团结,互相提携,共赴国难。

6、向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或亲爱者等,鼓动不受奴隶般的使役,以及时的一致团结,为奋斗策略。

7、撤销、废除一切阴谋手段和毒辣政策、苛捐杂税等,并拥护团结,为促进精神奋发而斗争。

8、对各民族党派、团体、宗教信徒,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者为我等之盟友;一切投靠日寇者为我等之敌人。

9、打倒军阀,反对法西斯帝国之侵略政策,拥护并坚决执行新政府之纲要,赞助和平。

10、申诉走狗汉奸,要求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严守纪律,巩固亲密团结,在完成伟大事业、统一战线口号之下,结成光辉灿烂民族解放之新社会,向自由平等幸福前进,为祖国故乡而奋起,努力于建国事业。
 

执委部成立后,至10月末即成立7个小组及一个分组。
 

10月中下旬,88小组(正在筹建中),因"北满执委部"被破坏而中断,没正式成立。该小组虽没正式成立,但在筹建中,由84分组姜国师和哈工大毕业的刘长青到奉天工业大学与一个秘密读书会进行联系。这一秘密读书小组由姚洪涛、董红书、郭维治、叶青林、巴士信、班显信、苏为典七人组成。姜国师和刘长青与他们取得联系后,“执委部”成员孟双全和史履升研究准备把这一读书小组建成“北满执委部”88组,并列为"执委部骨干成员,只限于和“执委部”主要领导人员发生联系,不和其他成员发生横的联系,但由于执委部被敌破坏而夭折。
 

这些组织成立以后,各小组都分别召开会议,多者四次,少者二次,研究工作,学习从抗联得到的文件,收集、刺探、调查军事、经济、政治情报,给抗联提供物资,完成抗联交办的工作,选送赴苏人员。在敌伪档案中有关《齐齐哈尔宪兵队关于以齐齐哈尔铁路局满人从业人员为中心的共产党事件处理情况的报告》写道:“…自昭和十年四月抗日联军第三支队秘书(军医兼秘书)王耀钧被派遺做城市工作始,在他的领导下,以驱逐在满日本帝国之势力,解放被压迫民族和收复东北失地,颠覆满洲国为目的,组织第一执委部秘密团体。执委部首先对其成员灌输反日满思想,进而对党外群众进行宣传,开展救国运动……对外活动情况如下表现:
 

1、对红军及代表赠与现款。由每个党员捐献3-8元,于9月上旬通过王耀钧代表向郭铁坚提供自来水笔5枝、铅笔3打、日记本30本、药品若干。9月上旬及10月中旬,前后两次,因郭铁坚的请求,购买照相机、照相器材、胶鞋、齐齐哈尔市地图及三个戳子。前后6次,给王代表现款181元。2、根据目前工作十大纲领,进行各项调查,如:在齐日人所有财产,农民工人情况,军事运输情况,在齐机关、公司的位置、名称,大商店的位置、名称。3、派遣工作员去苏联。9月上句,由郭铁坚(实则是郭铁坚决定,由王耀钧向史履升提出,史履升经和“执委部”成员及各组商定)选拔5名党内(实则这5名还没入党)优秀者周善恩、徐润身、王贵、新京建大孙松龄、吉林高师王洪恩去苏联。当其在齐齐哈尔集合等待时,9月20日郭铁坚战死,才中止了派遣。
 

从上述敌伪档案所记,在短暂的时间里,"执委部"做了如此之多的抗日工作,而且和抗联取得了联系,并在其指示下进行工作。
 

王耀钧到齐齐哈尔以后是怎样和抗联接上关系的呢?王耀钧到齐齐哈尔,和抗联失去联系,为了掩护工作,经聂鸿图介绍到铁路一个单身宿舍当大师傅(炊事员)。他一边和史履升筹备发展抗日组织,一边设法和抗联联系。1941年6初,聂的祖父聂长安从克山县北兴镇白福屯来齐齐哈尔聂鸿图处。王耀钧委托聂长安带口信给该镇马家沟子抗联交通员刘泉,请刘泉将他在齐活动情况报告给抗联首长。8月26日,聂鸿图叔父聂运祥给王耀钧带来抗联三路军第九支队政委郭铁坚的一封信和100元钱,约王耀钧会面。王耀钧于8月27日携带由史履升整理的执委部工作报告”书面材料和慰问品等到马家沟子和郭铁坚见面。郭指示“执委会”易为“救国会”,并对抗联所需照相器材等及选送赴苏人员等工作做了具体指示和部署。并交给王耀钧800元工作费及10余种宣传材料,文件有《告东北民众书》、《忠告满洲国军官士兵书》、《告东北青年同胞书》、《告江省民众书》《游击队须知》、《党的常识》、《歌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等。王耀钧返回后,按郭铁坚指示和要求,和史履升很快完成工作任务,将所需物品送到古城。为避免意外和建联络点,王耀钧和史履升要求聂鸿图调到外站工作,于是聂鸿图向电报所提出调转要求,于7月份调往齐北线古城车站。王耀钧也于8月趁聂鸿图联络站。就这样,“北满执委部”和抗联领导取得联系,接上关系,开展一系列工作。但组织名称未及更改即遭敌破坏。郭铁坚牺牲,联系中断,绝大部分成员被捕,只有极少数幸脱虎口。
 

执委部成员孟双全回忆,他参加执委部"是因其同班同学履谦是史履升的弟弟,由此结识史履升,经常在一起谈论抗日救国之事。后来,他告诉孟双全已找到抗日救国之路,参加了共产党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地下组织,取出藏在家中苇房箔子苇管里的白色美浓纸油印的三路军领导人名单,还取一些进步书籍给孟双全看。孟双全看后确信史找到了共产党,因孟双全知道共产党、抗联和关内的八路军一样,是坚决抗日的,因此参加了“执委部”并做了许多工作,在哈尔滨、长春的青年学生当中发展组织。1941年10月下旬他在哈工大宿舍看到敌人报纸登载的消息:“……讨伐军把共产党的一支郭铁坚游击队完全歼灭了,取得重大胜利……”感到事态严重,即回齐向执委部做了报告。回返哈尔滨以后又向本地、长春、吉林方面同志通知。接着又乘夜车到长春小组告之,三天后返回哈工大,见寝室已被翻抄,遂有要好同学告之日本宪兵已来抓他三次了。他听后,当即离开宿舍,后经同学、朋友帮助,摆脱敌人搜捕、跟踪,设法入关,侥幸脱险。
 

绝大多数同志都被捕了,他们在日本宪兵队这座魔窟承受了炼狱的煎熬,他们没有屈服,没有低头。王耀钧被捕以后,做通一个看守的工作,将史履升、佟允文等找到一起,商讨与敌斗争到底之事。在被敌人当庭宣判死刑后,敌伪法官、检查官退堂了。王耀钧、史履升走到难友们面前先后演说,敌人判我们死刑,这没有什么,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北去,解放一切被敌人占领的土地史履升在狱中写下一首首战斗诗篇,激励难友,表达自己的爱国抗日情怀,其中一首写道:“马首龙沙垣,血染嫩江边,夙怀报国志,黑发变苍然,苍天何独恨,被擒在济南,今生予去也,中华万万年。”
 

周善恩在被捕时,抽出水果刀和敌人对打,在拘留中又设法逃走,被敌用刀砍伤。治疗中他慷慨陈词:“日本对我们的恶政如此,日本人对我们压迫到何时为止?我今天死是为中国,无任何可留恋、可惜的。”周善恩在遗嘱中说自己是为国赴难,要妻子教育好孩子继承父业。在审讯当中,将桌子踢翻,可见他当时反抗日寇之强烈。
 

1943年3月3日,王耀钧、史履升、周善恩被提出牢房执行绞刑。三人镇定地和战友告别,从容步出牢房。行刑前,日本检查官问他们:“你们家住在哪,还有什么事要办吗?有信给你们亲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们捎去。"王耀钧回答:"问我们的家吗,我们家住在大小兴安岭,我们就有一件事没有办完,就是没有把你们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北去,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把你们赶出去的!"日本鬼子气得大叫,王耀钧抓起刚被一名老铁匠打开的脚镣朝敌人砸去,日本检察官急忙躲闪,脸吓得煞白。几个日本鬼子架起王耀钧推向绞架,王耀钧推开他们和史履升、周善恩一同走向绞架,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王耀钧时年30岁,史履升34岁,周善恩25岁。
 

“北满执委部”这个“幼年的党组织”虽然被敌人残酷地镇压了,但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通过他们的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讲,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一颗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耀钧就是这样的一名共产党员,他点燃了爱国同胞的抗日怒火,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全民族的先锋和模范,成为最富于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的勇于冲锋陷阵的战士。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号召和鼓舞下,中华民族出现了空前的觉醒,“优国者不图其身,爱国者都能视死如归,临危不惧”。“北满执委部"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地下工作者  
 

韩乐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我党最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美术家之一。
 

1929年3月,韩乐然因身份暴露,经组织同意通过学生梁津的父亲省城兼商埠市政局局长梁横的关系来到齐齐哈尔。他在齐齐哈尔的公开身分,是省城兼商埠市政局工程科科员兼龙沙公园监理,是全国公园首位共产党人园长。
 

韩乐然对公园的管理,充分表现了他的卓越才华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是最早游览线路的设计者,曾说:"我们不能习惯于走现成的路,没路也要开出一条路来!"也是我市草塑艺术的首创者,而今草塑已成为我市具特色的传统艺术。还是格言亭的设计、修造的主持者。该亭定期揭示名言警句,给人以晓示和启发;它的新颖造型和带竖凹槽的罗马式圆柱,给古城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子;它的女墙原设计镶嵌“乐园”两个隶体大字,给暗夜中的人民点燃了憧憬美好未来的明灯。
 

韩乐然在齐齐哈尔,以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应变的机智与先期来齐的王复生并肩战斗,积极开展秘密活动。王复生的日记写到,他们常去"东远达"。这是一家汽车公司,大股东是俄国人,在玉珍胡同西头路北的大院,专跑齐齐哈尔到黑河间的线路。人们说,他们是通过东远达与苏共联系,与我党联系。韩乐然又动员在哈尔滨道外开照相馆的进步人士孙乐天来齐齐哈尔,自己出资500元与孙乐天在戏园子胡同(后迁到中市场北的雷家胡同)开办了乐天照相馆。九一八事变后,这家照相馆就成了我党为苏联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提供军事情报的活动据点。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工人们的觉悟,韩乐然晚间经常到洪昌盛商场工友居住的集体宿舍与他们聊天,给他们讲伊索寓言、外国名画家的生平,分析穷人受苦的原因,把革命道理寓于生动的故事中,使大家深受教育。经过漫长的时日,人民仍珍藏着他为洪昌盛设计的包装纸,图案是商场的门面,其两楹写着12个苍劲大字:采办最新出品,努力推销国货。这不单单是商家的广告,更是政治宣传。在日货如洪水般冲击我国市场的情势下,它广泛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忱。
 

1929年末,韩乐然经组织批准离开齐齐哈尔。在赴欧的海路上,从遥远的新加坡写信给洪昌盛的员工,寄予着对齐齐哈尔父老乡亲的牵挂。韩乐然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工艺美术大师麻耀山常常深情地给年轻人讲述一个故事:“那时我常看到一个人在公园写生,用如椽巨笔描绘我们家乡的美丽和未来。这人就是韩乐然,一个在北疆的播火人!”
 

张福中共党员,1942年11月,他被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到齐齐哈尔长期潜伏,开展地下抗日工作。在老同学艾文林的帮助下,很快就在瑞和祥印刷局当了一名装订和石印工人。秘密发展了张文锁、陈光(陈永增)、陈喜耀等入党。在讷河还发展了陈礼增入党。布置他们调查敌伪官吏及宪兵特务的住址和罪行,进行抗日宣传等。在齐齐哈尔期间,他先后发展了五名党员。以后张福又到布西、泰安(今依安)等地秘密活动。
 

1945年8月19日,苏联红军进驻齐齐哈尔。张福和王明贵取得联系,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把他发展的党员陈光介绍给党组织。
 

王兴阶又名王殿阁,1900年生于萝北县凤翔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烽火燃起。凤翔村周围山里,成为赵尚志抗联部队的大本营。1933年,王兴阶秘密参加了抗联部队,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赵尚志的部署,他以伪凤翔村自卫团员的身份做掩护,承担起为抗联筹集物资的后勤供应工作。王兴阶多次通过抗联地下工作人员,为部队采购和运送食品、衣物和药品。1937年冬,仅一次就为抗联部队送去四石大米和四条牛。
 

1939年,日本侵略军和特务机关,对抗联部队和地下党组织进行扫荡和破坏。王兴阶遵照赵尚志"化整为零,分散撤离,以曲求伸,把革命火种撒遍白山黑水"的指示,随霍占山王东、李富春、戴春生等地下党员向外疏散。同年秋,王兴阶全家五口,搬到景星县金山堡隐居务农。后迁到兴隆川屯行医,借走村串户之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景星县维持会查知王兴阶的真实身份,把他逮捕入狱。监押中,他和狱中难友周密谋划,让探监者把铁锯、凿子秘密带入狱中,并伺机把监狱看守打死,从凿好的墙洞中安全越狱。1946年2月中旬,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二十四团解放了景星县城。王兴阶立即赴县城和戴作民县长接上组织关系。经一个月学习后,县委派他到靠山区任区长工作。当时景星一带"局胜"、"双山"等政治股匪蜂起,到处骚扰劫掠。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王兴阶依靠贫苦农民,组建起区农会和80多人的区武装中队。
 

4月一天,王兴阶带区中队会同警备二旅六团三连到燕窝沟剿匪,一直尾追到济沁河乡柳条沟,遭遇王云鹏等地主武装的阻击。
 

王兴阶和三连长在两山夹一沟的不利地势中,指挥战士沉着应战,并机智地把队伍一分为二,借助地形地物的掩护,从地主武装的背后包抄过去,一举歼灭这股顽敌。当日队伍鼓作气,缴获了护林、济沁河等村20多户大地主的武器,充实了区中队的装备。
 

农历五月节后第四天,王兴阶带领区中队到二龙山剿匪。在返回的路上途经牛山,遭到“局胜”绺子韩喜林匪帮的袭击。王兴阶立即指挥部队,抢占牛山南侧的一个山包,和匪徒展开了激战。这时,六团三连闻讯赶来增援。王兴阶见匪首韩喜林策马指挥,命令中队战士瞄准射击,一枪击中,使其受伤落马,土匪一时慌了手脚,韩匪立即带人逃之天天。这次牛山战斗,打死打伤20多匪徒,缴获大枪13枝,各种子弹600多发。第二天上午,王兴阶带领区中队专程到二龙山,抄了局胜"匪首韩喜林的老窝。
 

在发展区中队过程中,一些地主和伪警察混进队伍。他们违犯军纪,替地主、富农说话,干了许多坏事。王兴阶制定计划,准备纯洁队伍,消除隐患。这一情况被地主分子刘长山得知后,马上告知做过伪警察署长的副区长张润普和地主李春华、周殿臣三人。这些人早已密谋伺机叛变。刘长山的情报,加速了他们的叛变进程。1946年6月22日,张润普等人将区长王兴阶、农会主任马万久等人,骗到靠山区西北沟村,在地主张景龙家里,将其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王兴阶然长子、区文书王玉润。不久叛匪又在四方旗后山,枪杀了王兴阶的二儿子王玉宝。
 

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王兴阶和他的两个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王山东伪康德11年(1944年)冬天,有个绰号叫王山东(山东省口音)的人,被日本宪兵以"反满抗日"罪名从仙人洞村抓到县城。当时被在伪警察署电话班当差的王怀庆看见,此人大高个,有一米八左右,长瓜脸,年龄在40岁以下,景星一带许多人都认识他,长得挺精神,腰板直,腿脚利落,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群众都信任他。1942年日本鬼子曾抓过他,后来查无实据又放了。这一次是因为仙人洞所属的后岗屯有个朋友结婚,他去参加婚礼,被特务发现报告日本宪兵,当即抓起来,绑在马车上押赴县城。他的两手分别用钉子钉在两侧的车箱板上,鲜血直流,在景星县城内游街示众,后来送到齐齐哈尔市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关押。1954年“八·一五”光复,王山东出狱后与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回到了军队。1946年2月随新四军三师二十八团到了景星县城,一些人都看见,他主动与一些相识的人打招呼。后来他随军南下,人们说他是伪满时在景星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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